這裏想談的老領導，是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期間的一位院長。
老領導是我平生直接接觸過的最高行政官員。當時他的身份，是執政黨的政治局委員。在這個國家權力金字塔上的標準位階，這叫“副國級”。
現在很多年輕人，由於對政治漠不關心，對國朝的權力位階，實在是隔膜得讓我這一輩人無語。在我的國，這個黨，是領導一切、決定一切的。因此，跟黨內的職銜相比，單純行政上的同級別職位，差不多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譬如普通的國家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乃至國務委員之類，是遠不能望及政治局委員之項背的。
一句話，這位老領導的地位，巍乎高哉。他也是我面對面見過的最高級別的官員。
老領導出任社科院院長，是在1998年的春天。一轉眼，已是二十二年前的往事了。可我初見其面，比這要早上兩年。
那是1996年春夏之交的事兒。緣由，是著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這個工程，實際上是由當時的國務委員宋某發起倡議，學術上交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先生負總責。當時我的身份是歷史所歷史地理研究室主任，蒙李學勤先生不棄，囑咐我兼任這個項目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同時也出任項目專家組成員。當時，在專家組的21位專家中，我是年齡最小的小蘿蔔頭。
敝人受聘爲夏商周斷代工程
專家組成員的聘書
在所謂辦公室裏做事兒，實際上就是給人跑腿兒的狗腿子。“常務”這個職務，則意味着那些費力流汗的苦活兒，你都得扛着。
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啓動的時間，是個很好記的日子——“五·一六”（1996年5月16日）。對於我這一代和更上兩代的人來說，這是個想忘都忘不掉的日子。當年，那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從這個日子開始的。
這是我第一次進中南海。對這個地方一向沒什麼好的感覺，所以對具體的位置場所也毫不關心。事隔這麼多年，當然就更說不清到底是在裏邊什麼地方開的那個開工的會了。
爲籌辦這個會，我連續奔走了好幾天，已經累的七顛八倒，還弄得一身臭汗。與會者就是專家組的全部人員，內容則是由領導來宣布工程正式啓動。蒞臨的領導，一位是直接折騰這事兒的宋某，另一位就是這位後來的老領導。
論地位，宋某衹是個國務委員，比起老領導的政治局委員頭銜是要低很多的。但事兒既然主要是由宋某張羅的，老領導就很謙遜地跟着做了個配角，衹是隨口敷衍兩句，沒多講什麼話。
這是我對老領導的第一印象，感覺很好。官場的規矩，稍微知曉一點兒世事的都明白，在這種場合，當然永遠是誰官大就由誰來唱主角，出風頭，可這位老領導卻衹是安然敲敲邊鼓，一副友情出演的做派。這在許多書生的眼裏，實在是無關緊要的屁事兒，屁話由誰來說還不一樣，可在官場卻很難得。
其實面對學術問題，當官兒的少講一些話，有時也未必是什麼壞事兒。在後來的接觸中我逐漸瞭解到，老領導對學術問題確實比較審慎。不知這次他沒多說話是不是也與這種審慎有關。不過這次他沒多講話，卻沒有留下什麼遺憾，而是給自己免去了一個很大的麻煩。
老領導不多講，重頭的大文章就由倡行此事的宋某來講。整個這次會議，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宋某的這篇講話稿。原因，就是其中那些後來被海外諸多學者解讀爲張揚民族主義的內容。這些內容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頗受詬病的一項重要原因。
我在會場坐定後，一翻桌子上的這篇講話稿，就感覺會有麻煩。於是和另一位年齡、資歷相對輕淺些的專家說，這樣的稿子可不能發表，李學勤先生一定會和宋某講。孰知聽了我的話，這位先生不禁笑出聲來：“辛德勇，你真是年輕，李先生要是能講這種話，會有今天麼？”果不其然，第二天，《光明日報》上就全文刊出了這篇講稿，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有改動。
夏商周斷代工程，當然不像批評者所貶斥的那麼簡單，也確實取得了值得稱讚的學術成就，可是若論其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思想，衹要稍微看一眼宋某這篇講稿，我想都不能不承認，其遭受世人的批評，誠可謂事出有因，良有由也。但不管海內外學人怎麼罵，都與我在這裏講述的這位老領導無關，那衹是宋某自己的事兒。謙遜一點兒少講兩句話，倒也沒落下什麼毛病。
老領導給我留下的另一個良好印象，是與宋某比較起來，顯得很有教養。宋某在會上不衹是念稿子，還隨口講過很多其他的話。因爲一直沒有到社會上混過，幾乎沒有當面聽過當官兒的是怎麼說話的，更從未見過這個級別的官員，想不到宋某言談間國罵竟滾滾而出，真的是一聽嚇一跳。相形之下，老領導的話，就乾乾淨淨，煞是文雅了。
開工會上稍微有點兒熱鬧的項目，是老領導和宋某給我們這些“專家”頒發聘書。記得李學勤先生還特地向這位老領導介紹了我，說我是最年輕的專家組成員。老領導很慈祥地講了幾句勉勵後生的場面話——不過行禮如儀而已，當然沒什麼意義。
總的來說，這初次的見面，讓我對老領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起碼他臉上的肉，沒有像很多這類官員那樣橫着長；眼光裏，言談間，還透露出幾分斯文，幾分向學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