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出使中国期间，邀请陪同使团参观的清廷重臣福康安观看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然而福康安却拒绝了，因为他对此毫无兴趣。
这只是乾隆年间清朝闭关锁国的一个小小投影，要说中国因此错过了认识先进武器的机会，有些言过其词。然而在其后的谈判中，清政府又拒绝了英国关于扩大贸易
（主要是茶）
的要求。
马戛尔尼失望而归，然而此行也不算毫无收获——回国时，使团带走了在江西搜集的一批茶苗茶籽。
这批茶苗茶籽被寄往英属印度的首府加尔各答，种于皇家植物园。这个时候的印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茶业。
马戛尔尼给此行出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写信道：“展望下一个世纪茶在印度的生长情况，给英国带来的巨大利益，将远远补偿这次出使的遗憾，不由得喜不自禁。”
正如马戛尔尼所料，半个世纪以后，印度茶迅速崛起。
18世纪后半期，英国人已饮茶成风，据说当时连修马路的工人都在喝茶。18世纪初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每年出售茶叶不超过5万磅，到18世纪末，这个数值已经翻了四倍。
英国人对此深感忧虑，对于茶叶的依赖，仿佛被中国人捏住了命门，不仅白银哗啦啦地流向中国，一旦中国在茶叶出口上作文章，势必大大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的利益。前者垄断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贸易，后者则在茶叶税上赚得盆满钵满。
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红茶贸易
要防范这种后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英国自己的领地产茶叶。
我们现在常说，“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盗走了中国茶种，改变了中印两国茶的命运。
事实上，福琼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身后，是整个“日不落帝国”和财力雄厚的东印度公司。盗茶者也并非只福琼一人，早从马戛尔尼以给乾隆祝寿为名访华开始，英国人就在想方设法获取中国的茶种和种植方法。
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曾推心置腹地对马戛尔尼说：“茶之数量及价值均极大，如能在印度本公司领土内种植，就再好不过了。”
马戛尔尼心领神会，说：“如果茶能长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我们就不必仰给中国了。”
所以，马戛尔尼的使团里是带着科学家的。中英两国史上的第一次正式见面，竟是背负着这样的秘密任务。
英国的植物学家做了很多努力，一开始还是想把茶树种到英国本土，可惜都失败了。最后，他们不得不把眼光移到他们的殖民地印度。
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英国成立了专门的茶叶委员会，一方面加紧在印度种植茶，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国茶树的盗窃。
引进中国茶种可不容易，茶种以及种植技术都是中国政府严令禁止输出的。在近两个世纪的茶叶贸易中，英国人没有获取任何关于茶叶生产的有用秘密。
唯一的办法还是只能“偷”！
1836年，茶叶委员会秘书乔治·戈登亲自潜入中国南方茶区，偷偷私购了大量中国茶籽，运往印度。同时还找了四川雅安的茶师一起去印度教当地人种茶做茶。
戈登送回加尔各答的8万颗茶种都发了芽，这些茶苗被送到不同的地区做生长观察。送往阿萨姆的茶树，没有几天就被当地的牛啃了个精光，2万棵茶苗只剩下55棵。绝望之时，人们意外地发现，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地方，到处是成片的茶园。这些茶树有些高达13米，周长近1米。毫无疑问，有着充沛降雨量和茂密森林的阿萨姆是极佳的种茶地。
早期印度茶园的试种
经过3年的培育，1839年1月，阿萨姆茶叶运往伦敦。这批茶叶被鉴定为“具有相当的品质”，起拍价是1先令，被一个爱国者以5先令拍到，而最高价格居然拍到了34先令每磅
（17英镑）
。
这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资本闻风而动，阿萨姆茶园大规模开发的狂潮开始。
然而事实上，阿萨姆土产茶具有一种强烈的刺激感和辛辣、烟熏的味道，剥离了爱国情感的加持，阿萨姆茶根本无法与中国茶叶竞争，而且单位面积产量极其可怜。
伦敦利贺德街，右侧为东印度公司大楼
在东印度公司看来，这都是中国人的阴谋。正如英国在上海的领事艾尔科克所说：“中国人可能将带着很大的妒意，看待敝人索取茶籽或者茶树的任何要求，与获得茶种、引诱擅长种植与生产茶叶的中国人离开国家前往印度培训人们的努力有关的任何企图，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
最终，挽救失败的，是集植物采集专家、园艺师、间谍于一身的罗伯特·福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