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正午在北大做了一场活动，宣传《正午3》。我们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毕业故事，以及为什么选择正午这份工作。现在，是真到了毕业季。我们趁假期把这些故事翻出来，看着玩。
主持人郭玉洁的话：
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来参加正午故事的沙龙。我们是一个所谓的新媒体，网络媒体，但是我们对于出版还是有很深的热情，大概每过半年，就会把最近精选的文章做一个文集。每次借着出版我们也会做一些活动，希望能跟读者多些交流。这是很特别的一次，正午团队所有的采编人员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所以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在座的同事。
我叫郭玉洁，在正午主要做编辑工作，这段时间主要工作是主持人。
我身边这位是李纯，很多人都喜欢她写的文章，关于诗人，音乐人，很有自己风格的一个年轻记者。
黄昕宇，主要关注的领域是青年亚文化，我们这些中老年人都不太关注到的领域，她写这些也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中间这位淡豹，我不用介绍了，可能在座很多人都是她的粉丝。
朱墨是我们的视觉编辑，也是一个摄影师。
旁边是谢丁，正午的主编，正午到现在有这样的风格和这样的成绩，谢丁负主要的责任。
旁边是张莹莹，她是正午历史上最大爆款，《我穿墙过去》的作者。
叶三老师，我也不用介绍了。
我们还有两位同事，一位是罗洁琪，一个是陈晓舒，她们两个人都刚好生完孩子，都在家里休息，不能来这次活动，希望下次有机会能邀请她们一起出现。
这次活动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是我们来到校园，尤其是来到北大。我们当时就在想讲些什么能够和大家有连接、有沟通，后来想，我们反正也都上过学，也都毕过业，要不然我们就来讲讲我们在校园和毕业的事情，就有这个主题——我们毕业那一年。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再三考虑了，因为给年轻人做忠告和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年轻人最可贵的地方也是最悲哀的地方，就是不听劝。我自己曾经采访过一个香港的学者，叫何式凝，她是一个研究性和亲密关系的学者，她把她大半辈子痛苦的情感经历，写成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自传，叫《我係何式凝，我五十五岁》。我采访她的时候，她说，香港的女孩子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前都是很顺利的，没有碰到过所谓的性别歧视，所以她们都不相信她说的很多问题。她说，我故意跟他们说，你们的男朋友以后会劈腿，她们说怎么可能？你们以后会离婚，她们也说怎么可能，那是别人选错了，我的肯定不会。我就问她，若干年以后真的发生了吗？她说当然发生了，她们后来都来找我，说我原来不相信。何式凝说，我知道她们不会相信我，但是我想告诉他们，很多人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故事，所以有一天这些事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不要绝望，你不要以为全天下只有你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不要去自杀。
我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其实是想说，我们这些人坐在这，不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说做青年导师，而是想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有一天当你们也碰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你们会突然想到，有一些人其实曾经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许能给你们一点点帮助和支持，这是我们今天讲座的很基本的想法。
我们的故事从叶三开始吧。
叶三
随波逐流的人
我第一次是本科毕业，在2000年，你们可能大部分人还没有上大学我就已经毕业了。要讲这个毕业的故事，可能先要讲我是怎么考上这个学校的，这个我也讲了很多次，但是有的同学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考多少分，就随便报了一个。这个中间比较曲折，但是最终我上了一个理科系，其实我数学非常差。当时我们高考数学满分是150分，我考了75分，考到了经济数学系，所以我的大学四年过得是很痛苦的。我从入学的第一年就想退学，但是一直到毕业我也没退成，一个是我这个人比较不努力，二是我是一个挺随波逐流的人。结果在毕业那年我想转专业。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纯正的文艺青年，非常喜欢电影，当时的文艺青年也没有什么选择，除了文学好像只能喜欢电影，我当时想考的是电影学院的西方电影史的研究生，然后我就去考了，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它不考数学，因为它是一个艺术系。我大概准备了半年时间，就去参加考试。当年那个系招两个学生，报考的人数是11名，但是考完第一门之后就有两个人再也没有参加后面的考试。第一门大概是考政治或是英语。进入面试的应该是四个人，所以是四个人里面选两个。面试之后我就知道我应该是考不上的。当时的电影学院是一个学术性很还强的氛围，我自己的感觉是面试老师不太喜欢我，后来我觉得可能结果也是，他们确实不太喜欢我，所以我的考研是失败的，在2000年。
我差不多是在6月份开始找工作，那个时候我的大部分同学都找到了工作，因为我们那个系虽然叫经济数学系，但在我考上大学那年改名叫信息管理系，这也是为什么我报这个系，如果要是经济数学我肯定不会报的。那一年，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是中国的第一次互联网爆发的年度，差不多在那一年的4月份，我所有的同学都找到了工作，基本上都是互联网公司，而且都是很年轻的互联网公司。我的同学他们在毕业那年拿的工资是很高的，但是在第二年很多人就失业了，他们工作的单位再也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当然这个是后话。
我6月份开始找工作，9月份我去了一家台湾的电脑公司，这个也说明我是一个挺随波逐流的人，如果是意志坚定的人可能会想明年再考一年，或者去其他的学校，比如艺术研究院这样的学校，我没有想过，直接去工作了。但是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任务是给这个电脑公司做一个网站，当然是和其他的同事一起。我这个网站主要的功能当然是宣传这个公司的产品，他们有软件部门、硬件部门，我就说我要做一个电影栏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的主管就同意了，他说你做一个电影栏目，你的工作量有点少。我说那我再做一个音乐栏目。所以我在一家电脑公司做了他们网站的音乐和电影频道，这样做了两年，我已经记不太清当时我的想法了，因为离现在太远了。
差不多工作到一年半左右，我觉得那种生活是我不喜欢的，因为是很枯燥的生活，我记得当时我是7点半起床，8点钟出门，骑车到地铁站，坐地铁上班，晚上五六点钟下班，我很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我就想出国，但是去哪儿我也没有概念。我爸爸是一个老师，他平生第一次出国，在大概四五十岁的高龄，他去了澳大利亚，他是做职业教育的，回国之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饭桌前吃饭，我爸夹起一片绿叶跟我说，澳大利亚就是这个样子，你去那儿上学吧，我就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然后我开始准备去留学，这个程序你们应该很清楚，就是考英文，那个时候澳大利亚还是认托福成绩，我一边上班一边去新东方学习英语，学了大概两三个月，考了一次。我总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什么选择，因为我爸当时认为澳大利亚是那样的，他希望我去了之后不要回来，那个时候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是有一些紧缺职业，你如果在这个职业列表中念到硕士毕业就可以直接申请移民，非常容易，不需要有工作经验。我爸就给我选了这样一个专业，这个专业翻译过来叫互联网与网络编程，它是一个理工科的专业，我就这样出了国。
出国之后，其实我是在人生的第二次求学生涯中仍然选了一个我既不擅长又不喜欢的专业，我倒没有想退学，因为学费很贵。但是我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加深自己的信念，就是我毕业之后一定不要干这个活儿。这个学位差不多念了一年半，我在2003年9月份毕业，毕业之后我的想法是第一我不要当程序员，我觉得那样我会早死而且会猝死。其实我就是冲着移民去的，我就开始办移民，那个移民也办得很顺利，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半年内办下来，这时候我就开始酝酿再去念一个学校，这是第三次毕业的前兆。那也是有很多的客观元素，因为我移民之后就可以贷款去念我喜欢的专业，于是我申请了第三个学位，就是电影学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我终于在念了七八年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后可以念一个我喜欢的专业。
我最后一个学位念的是电影研究，毕业那年是2008年，那个学位是我念得最开心的，虽然它比编程更难。
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对我影响很深，就是我念的最后一门课，叫人类学与纪录片研究。这个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没有什么事情是跟政治无关的，这句话我以前没有想过。我毕业的时候也是这门课结业的，它是我最后一门课，这个老师在最后一节课没有讲课，而是让所有的学生坐在一起，说一说你们毕业之后想干嘛。我是最后一个说的，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非英语母语的学生。我当时很紧张，我就在想毕业之后到底要干嘛，结果轮到我的时候，我脱口而出说回国去当记者，但实际上我当时是没有这个想法的，我觉得可能是没话找话。
我当时只有确定的两个想法，一个是我肯定要回国，我当时已经在澳洲呆了六年，我觉得实在太无聊了，但是那是一个留学的好地方，因为你在那儿只有两件事可干，一个是上学，还有一个是赌博，我又没有钱，我在墨尔本，墨尔本人比悉尼更少，我当时下定决心毕业后一定要回国。还明确的一点是我可能这辈子只能写字了，因为编程肯定不行，搞学术我没有那么有耐心，我比他们还要不自信，我觉得我没有天赋，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我再读一个博士需要六到八年，我觉得这辈子就废了。所以当时只有确定的这两个想法。
回国之后，我先是做了两年的自由撰稿人，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东西，不断地就开始有时尚杂志的编辑找我写各种各样的人。我跟他们不太一样的是，我没有经过任何新闻写作训练，也完全不关心，所以我写东西，在一般的记者或者编辑看来就是野路子，我怎么理解这个人我就怎么写，我可能能把故事讲得漂亮。跟现在的记者面对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是，那时候没有人看，起码作者不知道有谁在看，比如现在正午发的每一篇文章，下面有阅读量，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看，还有评论，你可以看到大家的反馈。我们当时无论是报纸还是杂志上写东西，发上去就完了，除了主编和校对没有人看，所以我们当时是非常轻松，一个稿子到交稿为止这件事就结束了。但是我那两年，做到第二年自由撰稿人的时候也很痛苦，因为我每天都在写一些小明星或者大明星，或者中明星，就是各种明星，因为那时候毕竟来找我的还是时尚杂志，很少有百年大报，他们不会来找我的。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个编辑夸我，说叶老师你能把一坨屎写成花儿，我后来觉得这不是一句好话，就很想转行。通过某种机遇，我就去了时尚杂志，我发现还是在写明星，但是比我当撰稿人的时候有更大的自由度，我起码可以挑写什么明星。在我大概到杂志社三个月到半年之后，我写了第一篇长稿，我当时不知道那个叫非虚构。那个稿子写的是汶川地震两年后的重建家庭。那是我写的第一篇超过六千字的长文，当时是写了一万多字。我是过了好久才知道这个东西原来叫非虚构写作，所以我觉得当时的媒体环境对于记者来说是更轻松的，我很同情以及很担心现在的小记者，因为他们面临的东西比我们当时残酷得多。
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我随波逐流，我是只要日子还能过下去就不会想着改变。我这样一直呆了五年左右，中间有换过工作单位，但基本上就是这样。
到正午很大的因素是因为谢丁。我从一开始就处于和朋友一起工作的气氛中，中间也换过工作，但几乎每次辞职都是觉得没法再跟这个团队合作。我没有办法跟我无法当做朋友的人一起工作。和谢丁一起做正午，完全是出自我对他的信任，因为平时除了我自己的稿子，我要交，我要改错字，我必须得看，其他的稿我几乎是不看的。正午最早叫界面长篇，界面长篇出来之后我也是不看的，我只知道谢丁做了个这样的东西。在我换工作的时候，谢丁很仁慈地提出这个邀请，我几乎没有考虑，直接就过去了。
我觉得在正午学到的东西，一个是我从显意识的层面真正考虑写作这个事情，以及它跟我生活的关系，还有就是从技术层面上使我真正学会当一个编辑。之前在时尚杂志是采编一体，我自己的稿子自己编，所以我没办法从编辑那学到什么，因为我是自己的编辑。我会慢慢学习怎样帮助记者，把这个题材写得更好，而且让他们能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因为好的编辑非常非常不容易，对于一个媒体来说。郭玉洁和谢丁都是很好的编辑，这是我在正午学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他的，另外两个记者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希望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包括对生活。还有就是自由度，我当时在时尚杂志，我的主编脾气很好，他不太管我们，也是我们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到正午这个特点好像更明显，不仅是我们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还有一个是我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个对于记者来说是很可贵的。到目前我只能这样说，正午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如果有一天离开正午，我可能就不工作了。
张莹莹：
毕业后两年，我换了六份工作
大家好，我2007年从北京一个二本院校的广告学专业毕业。在我高考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某个杂志上一篇二分之一页的文章，上面写着报考广告学专业，你之后可能会成为一个文案，你会过着激情飞扬充满想象力的生活，我因此报了这个专业。但是等到我真正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它能够给我这个实际上是想写字的人自我表达的空间太小了，所以从大一下半学期开始，我决定不干这行，但是干什么呢？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基本上大学四年都在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一直到2007年上半年，当时毕业在即，而我茫然无措，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本杂志叫《南方人物周刊》，我大概把它从2004年创刊到2007年所有的杂志全部买了一遍，去看它上面所有的文章。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可以干，我也想干，就是成为一个人物类记者。
我对自己毕业的要求是不再花家里一分钱，所以毕业之后，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生存。我的第一份工作是CNKI的编辑，在西三旗上班，那一整条街上只有那个地方是一个完整的大院，其他全部都是卖建材的商店，尘土飞扬。每天我从学校去那里上班，在那里吃饭，每天给一万条年鉴打上图书馆分类编码。干了三个多月，我真的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辞了职，到了一个连刊号都没有的报纸上班。在这家报纸半年，我始终没能转正，它不愿意给我转正，这样我才能维持每个月1500块的实习生工资。2007年过去，到2008年春节的时候，我很荣幸地被开除了，接下来它也就破产了。
2008年，过了年，我回到北京面对的第一件事情依然是生存。那个时候我就想，也许我只能去到一个广告公司做一个文案，赚一点钱。这个时候我投了一份简历，居然是一个在小汤山地区的房地产公司，它只卖别墅。我每天从天坛东门附近坐5号线到天通苑站，再从那儿坐班车到小汤山，在一片据说是刘亦菲等很多著名演艺圈人士都住的别墅区里的一个环境优美的办公室里面写文案，尝试了非常多的诸如“地产盛惠”、“顶级巨献”这样的词语。三个月之后，我依然觉得这不是我想干的，然后我就失业了。
后来我觉得，毕业后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为跌宕的两年，我换了六份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半年，因为各种原因被开除，或者是自己选择离开。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失业这件事就像我的邻居，它随时可能来敲门。然后我回到我租的那个小房间里，接一些稿来养活自己。大概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吃一顿饭，但总在我绝望的时候，没有任何钱的时候，到第二天早上就会有一笔800块钱的稿费打进来，我觉得非常神奇，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大概三次，而这种情况会让我觉得，永远不会比这更糟，永远能够活下去。
一直到2009年下半年，我拥有了第一次稳定的工作。后来我觉得感谢那两年，感谢那两年自己那种对跌宕或者不安定的承受能力。之后我曾经从2014年到2016年初做了两年的自由撰稿人，我依然觉得这是一种值得享受的状态，有不安定感，但是依然可以乐在其中。
我在进入正午之前已经认识了叶三，也知道谢丁。我知道叶三很早，因为我看到她在《时尚先生》发表一篇关于芙蓉姐姐的稿子，那篇稿子的结尾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助理又给她夹了一个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就这样结尾了。我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新闻训练，关于作为记者的写作规范，都是我通过之前的媒体报道学习的，做了五六年的时间，也慢慢形成了一种套路。我看到叶三文章的时候觉得，这是特别新鲜的，也特别接近于我想表达但是还没有找到途径让自己表达出来的东西。之后我又看到谢丁的《困死局外》，那是起码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我跟正午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去年年初，关于冯远征老师的那篇报道。当时我们一块做了采访，一块把这篇稿子完成。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稿子出来之后，我把它发给冯远征老师确认，其中有几个段落，冯老师说他希望能够删掉。我当时有点犹豫，因为在我之前的媒体经验中，我所接受到的编辑给我传达的信息都是说，当采访对象跟你提出要求的时候，你一定要据理力争，你如果能够维持住自己媒体的立场，才能够显得你是一个努力工作的、有态度、有立场的记者。而当我把冯远征老师的想法告诉叶三的时候，她直接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去掉。因为冯老师也给出了事关他朋友的隐私的理由。
我突然觉得，这跟我之前所想象的那种记者和他的采访对象的关系太不一样了。采访对象不是一个纯粹客体，而是你真正把自己当成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把对方也当成拥有独立人格的人，你们两个能够一块完成某件事，并且达成人与人之间的某种谅解，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课。
在我进入正午之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时尚杂志工作。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进步，这种停滞的感觉持续一年到两年，就像是你坐在某个地方，身边都很柔软，但是你没有办法行动，没有办法起身。我尝试过很多办法离开这种感觉，比如出去玩儿，找朋友倾诉，但是到最后我发现我缺少的是在业务上的领路人，通俗地说我缺少一个好的编辑，我太想要一个好的编辑了。
到正午之后，最幸运的就是，我终于有了自己非常认可、非常尊重，也真正能够给我特别多写作建议的编辑，我开始知道如何用脑子而不是用感触写作，如何去安排，如何将技巧和情感的表达结合起来，正午也会给记者空间，可以更自信、打破关于传统报道的所有限制，去实现内心自由地写作。所以今年对我来说是悲喜交集的一年，我开始重新用写作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也能够特别快乐地发现自己在进步，这种丰富是正午带给我的。
朱墨：
他们说程序员害怕光，我却选择了摄影
我高中的时候比较傻，也没啥想法，唯一的想法是必须得离开我的家。但是我高考也没有考好，当年比分数线超出二三十分，不敢填。我是长沙人，湖南高考都挺难的。不敢填外面，只能填湖南的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我当时学的专业，也是最红的，就像叶三说的，那时候开始信息爆炸，我学的是计算机。一开始学得还是挺带劲的，可是大三的时候，因为某些变故，我就觉得应该有些改变，就开始翘课。翘课干嘛呢？干其他的，心理会比较愧疚，那就去图书馆吧。图书馆的书，又觉得看上去太多太难看，于是就看图比较多的书，就把艺术类的书基本都看了。看完之后，发现应该学摄影，然后开始走上摄影这条不归之路。
毕业之后，我基本延续了当时的想法，直接来北京，准备找跟摄影相关的工作。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除了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时，也是跟大家一样，觉得毕业了不能靠家人养着，得自己挣钱。我只能让找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当时我是做汇编，那个办公室，别的不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窗户永远关着，因为说程序员害怕光（笑）。
当时跟着一帮人穿大裤衩、凉拖，那个凉拖可能就是天桥上5块钱买的。跟那帮人聊天，发现他们看的都是我没看过的电视，觉得没话说，还是得换工作，然后开始潜下心来找。可是在北京，我也不认识人。当时特傻，我大三开始拍照摄影，拿着作品各个报社找他们的图片总编，一个接一个的找，有家报社的图片总监笑咪咪地接待我，然后狠狠的涮我。之后一直被各种媒体开除中，基本上没过试用期就开除了。直到我去了《新京报》。
《新京报》对我比较好。随后去了现代传播，在那里持续比较长。后来继续这方面工作。再后来，觉得传统媒体也没啥意思，因为我们这一行，拍来拍去会发现，其实是个模式，而且容易有审美疲劳。所以当时想辞职，拍自己的作品。
我来正午特别简单，之前跟叶三认识，叶三说有一个地方很适合你，然后就把我介绍给谢丁。我当时并不觉得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谢丁说了两句话。一个就是，“你怕不怕我们垮？”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靠谱。但是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谢丁第二句话，说，“你不重要”。我觉得确定可以来这里。
郭玉洁：
在未名湖边抽烟喝酒
我自己是2000年北大中文系毕业。之前我们在讨论这次活动的时候，谢丁说我们是不是要谈点职业选择，学生可能有择业的压力，淡豹说北大的学生没有择业的压力，我心想怎么可能，我那时候非常有择业压力。可能淡豹是好学生，学霸，我那时候应该算是北大的一个学渣。我当时和很多人一样，觉得好不容易高考结束了，说什么也不能再好好学习了，我特别喜欢逃课，好多时候都不去上课，只上自己很喜欢的老师的课。我有一堂课从来没有去过，结束的时候交了一个论文，老师还给了我90多分，我更加觉得不应该去上课了。那时候没事就跟同学一块去未名湖边抽烟喝酒，做一些形式上的反叛，觉得这样大学生活才有意思。
但是转眼到了大四那一年，要考虑人生去向的问题，我当时是我们班成绩倒数第几，保研是肯定没有希望。但是，虽然我这么不爱上课，但我确实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你的个性、你的反叛、所有东西最好的地方。另外，我也像李纯一样，对学术还是有兴趣的，也觉得自己有点做学术的天份，最重要的，现在想来，是马上离开保护你的环境、要去面对社会的一种恐惧，好像不太愿意离开这个学校。所以那时候我也准备开始考研。
我大概准备了一个学期之后考研，结果没考上，完全比不上李纯，全国第一。我考不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政治不及格，因为我总想在政治的卷子上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难以克制。我觉得我写的和课本上的是一个意思啊，结果就不及格了。
后来只好找工作了。那段时间是媒体快速发展的阶段，新的媒体出来非常多，很长时间里刚毕业的大学生立刻就能进入一个很好的媒体工作。我们毕业那年，《南方日报》集团、《广州日报》集团都去学校里面招聘，招了很多人。那时候他们在上升期，非常有光环，而且同学中间流传，说他们的收入非常高，刚去一个月就有七八千——我后来的第一份工作，一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所以我的很多同学都去报考《广州日报》、《南方日报》。我因为考研，没有去。而且我不要去南方，我要留在北京。
九十年代之前工作都是学校分配，我们那时候刚刚开始不包分配，大家要自己找工作。到我找工作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招聘机会了，剩下没有找到工作的也就是五六个人，我们系的团委书记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一起，说你们要赶快找工作，你们要再不找工作，我们就要把你们分配到酱油厂、袜子厂去。大家都觉得怎么可能？他说是真的，以前你们有师哥、师姐最后就去了酱油厂、袜子厂。所以那时候大家开始恐慌地找工作，我也是有点随波逐流。当时有一个建筑公司去我们那招中文系的毕业生，他们有一个留京指标，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我想留在北京，我就去吧，要一个北京户口，然后我就去了建筑公司。
这个建筑公司刚刚从山东搬到北京，一开始没有办公的地方，只有工地，所以那年来的大学毕业生都去工地了。有的是学工程的，还有事情可以做，可是我去工地上到底有什么用？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先去跑步，跑完步回来戴上安全帽去工地转一圈，回来之后坐在办公室看书。我们当时睡也是睡在工棚，那种临时建筑。我跟另外一个刚去的女生住在同一个房间，有一天晚上，10月份，睡着睡着，突然工棚上面的顶掉下来了，掉在我们的床上，我们就在露天躺着一直挨到天亮。
那就是我刚毕业的情景，但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办公楼终于修好了，我们搬到办公楼里面。大家都在讲体制内，这个公司是国企，你的确能感受到体制内那种氛围。单位分成两派，一派以总经理为代表，他是湖北人，所以是湖北帮。另外一派是党委书记领导的，陕西帮。我刚去的，第一次有一个北大毕业生去，两方都要拉拢我进入他们的派系。如果是总经理那派我就去总经理办公室，如果是党委书记那派，我就进宣传部。那时候我觉得太可怕了，我竟然会面临这种选择……刚好那时候，我的户口办下来了，然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公司，不到一年时间。
当时在北京有一个新的报纸创刊，叫《京华时报》，它今年要收掉了。我投了一个简历，就进了《京华时报》。当时很多城市开始办都市报，对市民来说是很新鲜的。我们当时副总编有一个定位，报纸是什么？就是你上地铁的时候一块钱买一份，坐地铁的时候看完就扔到垃圾筒里。你要了解的就是这些信息，昨天北京城发生什么事情，你看这个报纸就够了。我想，我们中文系四年读的、追求的是写的东西死了以后也有人看，结果现在，当天就要被扔掉。我觉得好像不太能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三个月以后去了另外一个杂志，叫《财经》，就是今天的《财新》。
我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觉得很难适应，这种适应是说，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是很困难的，北大的同学更多的会碰到这个问题。岔开讲一句，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原来在门户网站做总编辑，手下有很多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她说北大的学生真的很有意思，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要问为什么？你跟他说不要迟到，他说为什么？永远都会这样。我想她可能是有点夸张了，但是我们是比较好高骛远的，我觉得应该承认这一点，不太擅长做实际的事情，也很难接受从小事做起。但是你又怎么开始做大事呢？社会上也没有人吃你这一套，所以会碰到很多心理挫折。我那时候很难理解这一点，所以我又准备开始考研，但是我又没考上，因为我政治又没及格。
那是我最有挫折感的一段时间。我毕业之后，一直生活在东边，但是我经常往北大跑，我觉得这是我的精神家园，我能得到所有精神上的支持。在学校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戴锦华老师——跟我们同一个时间，她正在做一个演讲，我们其实都很想去她那个活动（笑）。她是在很多层面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一直非常敬爱她。所以毕业以后，我还是经常回来听她的课，也曾经拜访她，跟她讲我这些不顺利、挫折，她讲了一句话，她说人生不可能不走弯路，不可能不做无用功。我想对，好像是有点道理。这是我在当时的困境中记得的第一句话。
另外一句话是，第二次考研失败之后，我有点绝望，我的一个同学听到了就说，我要去安慰一下郭玉洁。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我们平时不熟，他就来找我，讲他毕业之后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生了一场病，出了一场车祸。我那时候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觉得那是你的事情，我才不要关心，我现在关心的是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后来他有一句话我听到了，他说后来我又想，我又不能去死，我只好好好活着。我想，对啊，尽管这么绝望，我也只能好好活着，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做出当下最真诚的选择，最终让自己成为力量的来源，而不是一个学校，或者另外的一些人。
那个时候，虽然我仍然没有在职业上找到一个出口，但是我想我已经做出了重要的内心决定，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我第一次毕业的故事。
我是2014年第二次毕业，从台湾回来，打算不工作了，呆在家里面写东西，那时候也在媒体工作了十多年，也非常厌恶了。谢丁找我说，有一个网站找我做特稿部，你要不要一起来。因为那时候实在找不到人，我们认识的媒体人，大部分都去创业了，我们这个年纪还在写东西的已经很少很少。谢丁说他们什么都不管，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那也行，先挣两个月钱再说，垮了就垮了吧。一开始叫界面长篇，那时候有一种说法是网上只能看很短的东西，最好是一千字。我们不管，就一定要是长的，所以叫长篇，后来改名叫正午。
当时确实也没有想到，第一是它能活到现在，第二它在现在的媒体也好，写作平台也好，好像有了一个位置。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衰落了，很少人认真做内容了，有经验的、有理想的媒体人已经很少了。这是外部的原因。
从自身来说，每一个媒体、每一个单位都是由它所在的人塑造的，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塑造了正午的性格。我后来在想，我们几个都是媒体的边缘人，或者是门外人，我们始终不是正典的媒体人，不是做时政或者调查……谢丁还做过一些，我跟叶三没有做过这一类新闻。这当然始终是媒体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形成和塑造自身的规范，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都很厌恶的一点就是媒体很势利，永远都在追热点、追名人，普通人的生活不重要，那些官员、企业家、明星是最重要的。另外在操作和写作上都形成了一个既定的套路，好像大家觉得不应该去打破它，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套路，这样才是对的。其实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如果你的形式已经固定，那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已经是固定的。我们几个，由于一直处于媒体的主流之外，一直试图打破这样的套路。所以，最后我们做出来的正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主流之外，从选材、形式，包括我们的工作关系、组织上，能够做一个新的样子出来，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是我理解中的正午。
—— 待续 ——
明天我们会继续刊登其他人的故事，包括谢丁、李纯、淡豹、小黄。正午还有几位同事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等下次吧。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正午4：我的黎明骊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