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代：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属于最后一代。“这代人不是生活在理想主义生机勃勃、实力雄厚的时代，过去的血脉已被遗忘，伤感和悲情主义高涨。”
“今天，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大多沉默了，只有个别人还在发出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像鲍里斯·阿库宁这样大声发声的作家已经不存在了。文学艺术应该是非常现实的事情，但是今天看到又如何呢？”
当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她就开始了思考——这一切可能就要消失，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她已经写了五本书。“在我的书中，不仅写那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还有各种主义的人，我都去记录。我不敢说，我都喜欢他们说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不能接受他们所说的，但是我把自己的手背起来，听他们的声音，我们需要他们的声音。”
也许我们的记忆力会减退，但灵魂会记住一切。
2016年8月24日，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再次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她感到了疲惫，拒绝了许多邀约。她所住的酒店离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不远，那是老舍故居，此时的院子里摆着鲜花，游人在老舍头像前合影。这位中国作家在50年前的这一天葬身湖底。
25年前的1991年，同样是8月24日，苏联媒体播放了了戈尔巴乔夫放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权力的声明，他呼吁苏共就此解散。当晚21时50分，值班警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19号A办公室发现了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的尸体，他被认为是自缢身亡。当时他正担任苏联总统顾问。
阿赫罗梅耶夫留下了五张便条。其中一张写道：“当我的祖国即将灭亡，当我视为生命意义的一切都在毁灭，我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年龄和过去的生活赋予了我放弃生命的权利。我已经斗争到底。”
上世纪70年代，苏联生产的坦克数量庞大，比美国多二十几倍。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尔纳扎罗夫曾发问：“为什么需要生产这么多武器？”阿赫罗梅耶夫回答：“因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建起了第一流的工厂，绝不比美国人差。难道您要命令他们停止工作，去生产电饭锅？”
李敬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重要推手。8月的一个上午，北大的一间教室里，他和许多作家学者坐在阿列克谢耶维奇旁边，说起自己在俄罗斯的经历。“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去俄罗斯，在广场上看到高大的男人和女人面露忧虑，忽然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们应该是去打仗的，或者当文学家、音乐家，飞到太空去。让他们去做小买卖，他们大概会很委屈。我们在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里面看到了这些深入骨髓的委屈。”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写到过许多自杀者的故事。这其中有一些人，执着于深植心中的理想，决不妥协。国家是他们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他们无法摆脱历史，无法与之告别。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伟大。“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俄罗斯文学也从不是这样的。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
阿列克谢耶维奇小的时候，放学后和同学一起去开垦荒地。他们鄙视那些不去的同学。他们会为了自己没有参加过革命和战争而难过得哭出声来。
她的父亲告诉她，他在加加林飞上太空之后，信仰了共产主义。加加林是白俄罗斯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他们都曾经是苏联人。苏联人会说，只有苏联人才会了解苏联人。
可是，当1991年来临，他们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大家一边互相争论，一边惶恐不安地等待明天来临。
苏联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代：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属于最后一代。“这代人不是生活在理想主义生机勃勃、实力雄厚的时代，过去的血脉已被遗忘，伤感和悲情主义高涨。”
迷惘
阿列克谢耶维奇来中国的那几天，许多中国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坐到了她的旁边。最年轻的一位是生于1980年代的张悦然。她刚刚出版了小说《茧》，书中女主人公李佳栖的愿望是追随父亲坐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我爸爸最后一次去俄罗斯，是1993年的11月。那个国家庞大的身躯已经倒下，降下的国旗收在看不见的角落里。在这最后的一个月里，人们躺在旧国的废墟上，躲进劣质伏特加制造的迷幻长夜，为它送行。在生命就要走向尽头的时候，我爸爸来到那里，他一定分享过他们的痛苦和迷惘。”
阿列克谢耶维奇（左）和妹妹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在莫斯科火车站采访过一个女人，她正准备去往车臣，把儿子从战争中带回家。她不希望儿子被打死。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够再控制一个人的心了。
可是，许多人却找不到“安心”之处。他们无法从各有一套说辞的报纸里辨别真相。他们无法适应新的世界。“他们咒骂叶利钦改变了俄罗斯。咒骂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整个20世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中，有一场争论——“为什么要弄清楚该死的善恶，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大法官对基督说：“你为什么又要来打扰我们？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到来会打扰我们啊。”
经常有人问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们还会像当初一样斗争吗？”
轻与重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应他：“去建设你自己的水晶宫殿吧，而我只会拿石头砸过去。”
俄罗斯文学一直在不断地面对沉重的问题。作为白俄罗斯人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继承的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白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我出生在苏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就像一个实验室，所有人都被俄语左右和控制。在白俄罗斯，人们在外边很少讲白俄罗斯语，只是在家里偶尔讲白俄罗斯语。”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从儿童时代起，她的主要读物都是俄罗斯的书。她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纪实文学的师承则是阿达莫维奇。
2015年，白俄罗斯明斯克，阿列克谢耶维奇给读者签名
作家格非看完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之后，觉得特别“重”。“我记得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评述布罗茨基时说，俄国文学到法国以后，欧洲文学突然变轻了。”格非特别喜欢她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话——也许我们的记忆力会减退，但灵魂会记住一切。“当我们在说记忆的时候，我们记住了什么？我想到了司马迁。司马迁怎么记述历史？显然不是因为记忆力非常强，把所有的历史记一遍。他要辨别是非，关注人的情感和状态。司马迁写很多重要的事件都一笔带过，可涉及到人的情感和状态，下笔就特别重。”
在格非看来，当今的文学，许多人在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内部后，用作家自己的观点去覆盖所有人物的观点，这是毫无必要的。他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里感觉到相反的东西：“她很谦逊，有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知道她的观点，可是你知道这些人物的观点，她改变了文学的面貌。”
作为中国重要的非虚构写作者，梁鸿在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时，有过相似的感受。“我一开始不是按照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写，我是在整理录音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他们的话比我说得好得多，他们说的话有无数的细节，每个人在历史洪流之中，方向是不一样的，相互冲撞，这才形成了大的社会形态。历史是无数个历史，不是一个历史。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人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被认为是复调写作，这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俄罗斯作家。她却觉得，自己跟那些经典作家不太一样。“我们跟过去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面对的人群和当时的人群也不太一样。经过这一百年，人的情感被异化了。有一个受访者曾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我现在就像一只水泥蝴蝶，好像是一个美丽的生灵，而实际上，我根本就不能飞翔。”
情感的力量
张悦然在阅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时，感受最多的是情感的能力。“为什么这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是什么东西使这些采访的碎片能够组成一个整体？我觉得是作者强大的感情把这些碎片焊接在一起。”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这是非常复杂和不易的过程。她坐在北京单向空间书店的二楼，看着眼前的听众：“如果我们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进行观察，各位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观察发型，有人关注服饰，也可能关注其他部分，怎么办？德国作家雷马克曾经有这样一个描述——对一个初上战场的战士来说，他的世界是黑白的，但是当他远离战争越久，对战争的回忆会逐渐变成彩色。战士对战争种种浪漫的想象是随着远离战争产生的，而不是在战争本身。作为文学作品的素材来讲，我觉得需要不断去印证，不断去确认，甚至要不断推翻，重新再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够逐渐认识眼前的世界。”
198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阿富汗喀布尔
阿列克谢耶维奇喜欢倾听各种声音。她的青少年时期在农村度过。每天晚上，她可以听到回到小柴房的村妇们讲述白天发生的故事。她从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到了杂志社工作，成为了记者，她去往各地，跟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她喜欢这样的生活。“当我读过阿达莫维奇写的纪实作品之后，我就知道了，这就是我未来的文学之路。我把我所写的东西称作文学的时候，我应该忘掉这只是一次采访。我要在采访对象身上发现永恒的人。好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
消费主义
阿列克谢耶维奇上一次来中国是在1989年。当时，中国出版了她的《战争的非女性面孔》。这是她的第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战争中的女人。我采访了许多兵种中的女性。她们作为军人，不光会照顾伤员，还会杀人。她们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女人了。这本书的写作使我坚信在这样的题材上我可以继续做下去——从这些人的记忆当可以写出很多的作品。”
2016年，当她坐船在上海夜游浦江的时候，发现眼前所见跟当年已大不相同。“你们的30年改革是新的房子、新的道路。我们的30年改革，还是旧的房屋、旧的飞机、旧的汽车。欧洲如今流传着一种说法——别谈未来，未来已经消失了。”
她对苏联解体后那些国家的前途并不乐观。“我们谈了很久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但是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们只是在想象如何能够更好地生活，他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消费和享受，包括如何买最新的吸尘器、咖啡机、洗衣机等等。”
作为知识分子，阿列克谢耶维奇能随时回忆起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那些争论。比如，有一次巨大的争论，发生在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之间。索尔仁尼琴认为，在集中营中，一个人会痛苦地再生。沙拉莫夫则认为，集中营只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和死亡。
“今天，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大多沉默了，只有个别人还在发出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像鲍里斯·阿库宁这样大声发声的作家已经不存在了。文学艺术应该是非常现实的事情，但是今天看到又如何呢？”
当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她就开始了思考——这一切可能就要消失，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她已经写了五本书。“在我的书中，不仅写那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还有各种主义的人，我都去记录。我不敢说，我都喜欢他们说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不能接受他们所说的，但是我把自己的手背起来，听他们的声音，我们需要他们的声音。”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我”是极少现身的。她尝试过走进自己的书里面，但她的尝试始终没有成功。“我要是参与进去，还能够看清俄罗斯巨大的痛苦，是不大可能的。我的参与就是那些词汇。”
在此时代，一个有着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呢？“叶利钦曾经召集所有知识分子说，你们应该想想民族的思想。现在，普京也在召集所有的知识分子说，你们应该思考民族思想了。但是，我认为思想不应该是坐在桌子边上想出来的，它应该产生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应该来源于那些过得不是很舒服、对许多事情不明白的人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几乎一生都在中学教书。他说，在他的人生之中，历史已经被写了七次。”
在完成五本系列作品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感到已经很疲惫了。“我已经没有力量再走到一些地方的帐篷里。比如塔什干一些地方的男孩，他们失去了腿，失去了胳膊，躺在帐篷里面。我想，这些孩子会永远哭泣下去。我没办法对他们像外科大夫一样做手术，我也是哭泣。还比如，关于乌克兰冲突问题，我不能站在俄罗斯一边，也不能站在乌克兰一边。我只有一个想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不能杀人。”
年轻的抗议者
在苏州的一家书店里，一位读者向阿列克谢耶维奇提问：“我儿子14岁了，他在读您的书，很喜欢。在您的国家里，读者群的年龄分布是怎样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在我们的国家，一个14岁的孩子，现在应该开始要了解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现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读的书有两部分比较多，一部分是有关1930年代主题的书，也就是法西斯是如何产生的，还有的读1920年代俄罗斯相关的书，也就是十月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在《二手时间》的最后，她让一位年轻的抗议者出场了。与一位大学老师谈话时，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90年代末，学生们个个笑逐颜开。在我回忆苏联的时候，他们都坚信一个崭新的未来已经在自己眼前开启。但今天情况又不同了……如今的学生们已经领教和体验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平等、贫困、厚颜无耻地炫富。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的生活是怎样的，从一个被掠夺的国家那里，父母们一无所得。于是学生们的情绪激进，梦想进行革命。他们穿红色T恤，上面绘有列宁和切·格瓦拉的画像。”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宣读《告俄罗斯公民书》
在她的记录中，俄罗斯社会上又出现了对苏联的向往。年轻人又开始认为斯大林是“最伟大的政治人物”；“苏维埃餐厅”、“苏维埃糖果”和“苏维埃香肠”成为了时尚；互联网上有大量的“苏联”怀旧网站……
在大街上，阿列克谢耶维奇遇到了身穿印有铁锤镰刀和列宁肖像T恤的年轻人。她心中的疑问是——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
（实习记者孟依依、吴雨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刊记者 卫毅
编辑 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