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有三点打动我,反思算法与人的关系
沙丹:这本来是一个这个技术处理的问题,结果上升到了人文的层面。戴老师,这部电影涉及非常多的社会问题,我相信很多都是您平时在这生活中观察到的。您可以从电影视听语言,也可以从电影的社会角度,先聊聊您个人的感受。
戴锦华:上周我们放映的是《下一个素熙》,好像两个文本之间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关系。这部电影在讨论新技术冲击之下,资本完全覆盖和统一之下的世界的人的日常生活。不同的人,有故事有遭遇,他有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他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以前我们说农民工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们是一些特别的人,从乡村流入城市的打工者。但是今天我们说快递小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们这个群体,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大学生,可能是一个丢了工作的白领,甚至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硕士毕业生,也可能是最底层老百姓。
当我看到北京快递员中的硕士和学士比例时,我吓傻了!我记得硕士的比例曾经到过7%,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比例超过13%,这是我偶然读到的一份材料。所以说的是在这个变动不居、渐次艰难的经济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大家同时面对这些结构性的改变。听说在座的观众中有专门研究这些社会现实的学者,我觉得这种研究、报道、观察和这部电影一样,是让我们去审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然后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去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现实变为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去回答,去寻找有没有改变或者解决的方案和可能。
我自己的感受大概有三点。一点是影片的现实主义不仅表现在现实关怀、现实关注和一种情感的投射,和某一种道德的自我要求。创作者不仅体现了这些,同时以这种完全的无形式,似乎是一种纪实的方式,实现了本质性的电影美学。16毫米胶片不仅是传统的电影介质,还决定了电影的记录特性,而数码就使得这个特性已经完全变为幽灵和无所依凭。重新回到胶片意味着重新或者说再次获取电影的记录特性。这种没有形式的形式,这个似乎是直面现实的东西所达成的电影美学成就,是这部电影特别打动我的一个点。
打动我的另一个点是:其实现实主义本身是一种叙事套路,这部电影也从这样一种叙事套路进入: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使两个阶层上彼此隔绝的家庭相遇。那么通常按照套路,最后这两个家庭应该达成某种和解,但在这个故事中,他们始终未能达成。这种对叙事套路的无视或者悖反,就是我感兴趣的,就是被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艺术成就或者美学成就的组成部分。
最重要的一点是制片人说的“算法和人”,我们经历着这样一个技术冲击、技术进步的时代。技术曾经承诺服务于人民,方便人民,它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识。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故事中的一个中等阶层和一个相对低下阶层的人,如何成为算法中微不足道的数据,可能完全可以被忽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