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回顾｜意大利入华画家年修士事迹钩沉

意大利入华画家年修士事迹钩沉

作者：耿昇

自法国莅华的意大利籍画家耶稣会士年修士（Giovanni Gherardini，1658—？），于1698年乘法国安菲特利特（L' Amphitrite）号船，随白晋神父由广东入华。白晋是奉康熙皇帝的诏令，以康熙大帝“钦差”的身份返欧，为中国招募新的传教士和科学家。年修士就是由白晋在巴黎物色到并精心挑选而携至中国的。他在华活动不少，甚至还做康熙皇帝的御前画师，与中国朝野人士的交往也颇多和甚笃。但是，对于他的文献记载却极为贫乏。费赖之（Louis Pfister）神父于其《在华耶稣会士传记及书目》只在注释中略加提及，未立专传。荣振华（Joseph Dehergne）于其《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法文版于1973年在罗马和巴黎出版，中译本由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于第359条专传中提到的乔瓦尼·杰拉尔迪诺（Giovanni Gherardino）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海神号船）于1698—1700年间首航中国，后于1700—1703年间又二航中国。这是法国人最早赴中国的航行。该船首航中国时为中国运来了一大批法国耶稣会士和科学家。年修士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法国学者克洛迪尤斯·马德罗尔（Claudius Madrolle）记述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的著作于1859年首版：《法国人于1698—1699年最早入华航行记》（1901年再版）；法国人弗朗索瓦·弗罗热（François Froger）的《法国人于1698—1700年乘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记》，于1926年再版；英国人班尼斯特（Save Bannister）于1859年在伦敦出版了其《1698—1700年法国首次遣使远航中国记》，这些书都记载了年修士的某些事迹。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于1930年在《学者通报》中发表的《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记》中，对于随该船莅华的年修士在北京的活动作了梗概性勾勒。波兰裔法国女学者贝勒维奇-斯坦凯维奇（Belevitch-Stankevitch）于1940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中国热》一书，也对年修士作过简单介绍。此外，康熙时代在华的耶稣会士们，也于其书简中提到过年修士的不少事迹，特别是他在大清皇宫中的艺术生涯。本文试根据这些零散的材料，对这位画家的事迹略作钩沉。

年修士是在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L' Amphitrite，以希腊海神命名，故此船也被称为“海神号”）首航中国时，于1698年3月6日驶离法国大西洋名港拉罗歇尔（La Rochelle），扬帆远航中国。6月10日，该船绕过好望角并在那里停泊20多天，以稍事休整。从好望角到达苏门答腊之间，由于它未能顺利地通过巽他（Sonde）海峡，只好于8月18日在印尼的亚齐（Achen）靠泊。安菲特利特号船经受了9月27日中国西沙群岛的一次风暴之后，于10月5日到达中国广东省的上川岛，组织船组成员拜谒了1552年死于那里的耶稣会教祖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çois Xavier）的墓。该船在7个多月期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在1698年10月26日到达澳门，又于11月22日在广州的珠江口抛锚。年修士由此而顺利入华，开始了其在华的神秘而又非凡的传教士与艺术家的生涯。这就是年修士的来华过程。值此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3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钩沉历史。

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çois Xavier，1506—1552)

在安菲特利特号船的远途航行中，年修士详细地记述了该船的航行过程。1699年2月20日，他以致奈维尔公爵（Duc de Nevers）的一封书简的形式，写成了其《1698年乘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记》，于1700年在巴黎出版。此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曾被反复再版，有关年修士来华的活动过程及其在华的活动，我们主要是通过此书而有所了解的。这本书文笔优雅，文学特征显著，而在史料准确性和明确性方面却强差人意。因为这主要是一部游记文学著作而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

乘安菲特利特号船到达中国的西洋画家中有法国耶稣会士卫禄（Charles de Belleville），另一位神秘的人物便是摩德纳画家年修士。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时，于1699年2月20日将年修士留在广州。事实上，正是奈弗尔（Nevers）公爵把这位意大利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延请到法国，以修葺和装饰法国的宗教与世俗建筑。年修士在法国从事过大量活动。他在1698年3月6日出发赴华之前，曾参与过对奈韦尔耶稣会教堂的装饰。当他刚刚完成对巴黎耶稣会图书馆的装饰时，正在法国为康熙皇帝搜罗传教士、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白晋神父看到了他完成的工程，对他的精湛技艺赞叹不绝，于是便建议携他前往中国。此人特别精通远景透视画。由于他很快即将赴华，所以法国科学院破例免除他提交其在法国的代表作，本来这种代表作是为他在法国“交差”时所必不可缺的，他于旅途中与旅行家和工程师弗罗热同桌就餐。年修士随安菲特利特号船于1698年10月31日到达广州河并登岸。由于他沿途晕船，所以到达广州后便迫不及待地离船登陆。于1699年2月25日又随与他同来的耶稣会士们同时离开广州。因为他本人、3名耶稣会士神父和卫嘉禄修士都要应召入宫，其余的传教士则必须散居在各省。4月初，应召晋京的5位入华耶稣会士到达距扬州只有两法里（lieue，每法里约合4公里）处，恰巧正在南巡的康熙皇帝于这一天离开扬州前往镇江并将行宫设在金山风景区。白晋和张诚（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神父于4月10日将新来的耶稣会士带到那里拜谒皇帝。4月12日，白晋神父从常州发出了一封书简，其中写道：“我现在正与年修士和卫嘉禄修士在一条龙舟上，皇帝每天都在那里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二人联手试为皇帝画像，而康熙皇帝对于他们的画技之精湛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所以将他们视为其精英臣民。年修士也对皇帝的举止感到赏心悦目”。张诚神父于4月13日也从苏州寄出了一封书简，其中写道：“卫嘉禄修士和年先生也随銮而行，他们怀着一种你们无法想象的欢乐与幸运心情，而受到了皇帝召对。皇帝很高兴地召见了他们并听取有关他们各自才能的呈奏。我从未见过皇帝如此高兴”（这几封书简匀由弗罗热书刊布）。1699年8月23日，某一匿名耶稣会士，很可能是南光国（Louis de Pernon）或翟敬臣（Charles Dolzé），从畅春园致利圣学（de Broissia）神父的一封书简，也证实了有关4月10日召对的盛况：“当有人向皇帝呈奏说年修士的绘画技艺高超时，皇帝显得非常欣赏他”。同一封书简还告诉我们说，这一行人是于6月13日到达北京的。他还补充说：“张诚神父和年修士完全迎合了皇帝的审美观，皇帝请他们用自己的御杯饮酒。当年修士为皇帝画像时，皇帝始终表现得温文尔雅。他几乎每天都将御膳房的膳食赐给他们吃。皇帝在数日期间面对他们而钓鱼，立即命令按皇帝御膳的方式为传教士们烹调鱼肴。”

记述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的拉格朗热（Lagrange）于其《神奇的游记》（1711年版，第292页）中，也有一段文字讲到了年修士。其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而第二部分却是错误百出。拉格朗热指出，年修士是技艺超群的画家，耶稣会神父们鼓动他从事这次旅行。他非常真诚地为康熙皇帝以及朝中要员们画像，甚至也为皇帝后宫的嫔妃们画像，这是违背常规的。但由于年修士健康状况欠佳，所以他希望在方便的时候就返回法国。

拉格朗热于1700年1月24日乘安菲特利特号船离开珠江，而年修士在华的逗留时间却比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长得多。年修士1700年2月写自北京的一封书简中叙述说，清朝皇帝把他带到了鞑靼地区离京250法里的地方狩猎（秋狝），并且非常尊重他。1704年5月18日，传教士江培（Jgnazio Giampè）写成了一部游记的手稿，其中提到年修士已经46岁（因而他生于1658年），当时仍然在华。直到1704年7月28日，年修士依然在北京，清朝康熙皇帝很满意并且颇为尊重他。白晋日记中有关年修士的段落，在马德罗尔部分发表之前，就已经被费叶·德·孔什（Feuillet de Conches）先生在其《在华西洋画家与中国画家》一文中引用了。1700年，中国皇帝作为新年特赏，赏赐每位法国和葡萄牙神父以及年修士50两白银。神父们均将其赏银用于建造法国教堂，他们也希望年修士同样做，但清朝皇帝却不愿意他这样做。在由白晋神父于北京转交给康熙皇帝的礼物中，北京宫中负责事先查验的官吏们，拒绝接受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骑马像，因为他可能会显得与大清皇帝过分平等了，只好把该像留在年修士的房间中，它可能就是后来置于北京法国耶稣会教堂中的那一幅。张诚神父当时很少进宫，除非是进宫为年修士充当翻译，而年修士却经常当着皇帝的面工作。当康熙希望以交响乐消遣时，他便召来巴多明、徐日升神父与年修士。年修士于宫中演奏低音号、提琴和海螺。皇帝经常让他们于其御书房中演奏，但有时也在这些人工作的地方演奏，他们有幸跪着为供皇帝消遣而效劳。皇帝有一次竟让他们保持这种跪姿长达4小时。当皇帝看他们疲劳时，便亲手给他们斟上了一杯酒。1702年11月15日，傅圣铎（Jean-François Pelisson）神父来到住院，声称总督已告诉他说，白晋神父和年修士应于翌日到达广州，以作为大清皇帝的钦差而赴法国。这同一段文字还告诉我们说，Gherardini先生的汉姓是年（Nien，马德罗尔书，第252页）。但作者于其书稍后不远处又声称，白晋与年修士到达的消息纯系谎言流传，尽管傅圣铎神父仍在声称这两个人“马上就到”。康熙皇帝确曾想重新派白晋赴法国。年修士自己也想尽快返回欧洲，但这些计划当时均未实现。法国神父们希望扩大他们在北京的机构设施，意欲索求一座废王府，于是便打着年修士的幌子，借口他在宫中工作太累而需要在工作之余稍事休息，故索求一座废王府。皇帝恩准了这一请求。神父们将旧王府改造成了住院，外加一座花园。皇帝又获知与他关系甚为友好的年修士在该住院中并未受到传教士们的友好接待，于是便从那里把他接走，委托一名官吏于其府宅中接待年修士，然后又让鲍仲义（Girseppe Bodin）修士陪同他并为他充当翻译。法国神父们对于这项命令感到非常警觉，尤其是害怕年神父与葡萄牙神父们居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地想把他接回自己的住院。

至于年修士在北京的工作，他的某些作品是为法国北京传教区创作的，但大部分都是供清朝皇帝使用的。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大教堂仅于1703年12月才竣工和启用，杜德美（Pierre Jartoux）神父于1704年8月20日致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神父的一封书简，对该教堂作了详细描述。其中有些装饰即出自年修士之手艺。

年修士在宫中绘画，但主要是向皇帝的那些准备从事艺术工作的青年太监们施教。马国贤（Matheo Ripa）是第一个在华用雕刻刀雕刻的画家，他是1711年2月6日到达北京的。他于其回忆录中写道：“今年2月17日，我奉皇帝陛下的命令进宫，被带到了油画画家们的画室。这些人都是某位年修士的弟子，他是第一位将油画传入中国的人”。纪理安（Kilian Stumpf）神父于1711年3月8日写自北京的一封书简，也提到了年修士的那些汉族和满族弟子们。

清人高士奇于其《蓬山密记》中，记载了1703年6月2日发生的一件事，很可能与年修士有关。“上召近滕前许久，言及西洋人写像，得顾虎头（顾恺之）神妙。因云有二贵嫔像，写得逼真。‘尔年老久在供奉，看亦无妨’。先出一幅，云此汉人也；次出一幅，云此满人也”。众所周知，清代的嫔妃均为“旗人”，不太可能有“汉人”。所以历来的学者都对这条记载提出过质疑。曾于1912年刊行高士奇此书的著名学者缪荃孙，就曾对这个故事提出质疑。法国学者鄂卢梭（Aurousseau）于《法兰西远东学院》第12卷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人们很难把一位认真的学者和皇帝的心腹记载的这件事定性为谬传。因为高士奇是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记下了这件事，于次年便辞世了。法国殖民地档案中的一卷档案C'17号，包括贝纳克（Benont de Benac）于1700年12月19日写于广州的一篇日记，其中提到了杜加禄（Carlo Giov. Turcotti）神父曾向他出示过某些北京书简。书简中提到了年修士“赢得了中国皇帝的尊重”，他为皇帝画了两个女人头像，一个是满族人，另一个是汉人。张诚神父当时在场，准备为皇帝和嫔妃们作翻译。费赖之神父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与书目》的“张诚传”中，提到在伦敦公共档案馆收藏有一批来自中国的1700—1704年的书简，其中便包括年修士致巴黎的拉泰尼昂（Lateignand）的书简，介绍了他在华的工作情况。

大清康熙皇帝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北魏和蒙元王朝的少数民族皇帝们一样，都被高度“汉化”了。他同时也高度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艺术。他酷爱新知识，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理论，甚至还希望亲自会操纵被用于数学计算和天文观察的西方仪器。在绘画领域中，他特别欣赏透视远景画和油画。所以，我们对于他与年修士在这些领域中的密切交往，便不会产生怀疑情绪了。

（意）郎世宁绘，《乾隆皇帝大阅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至于年修士本人在北京为皇帝绘制的作品，现在尚无一件被考证出来过。虽然白晋日记中讲到的年修士（Gherardini）却未出现在宫廷画家名录中，也未出现在清朝的“画院”名表中，诸如胡敬于1816年的《国朝院画录》所罗列的院家名录，但人们从中发现了稍晚一些的宫廷西洋传教士画家郎士宁（Joseph Castiglione）、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和艾启蒙（Jgnaz.Sichelbarth）等人的名字。弗罗热和拉格朗热等人的著作已经使我们获知，年修士曾绘制过清朝皇帝及其全家人的画像，甚至违背常规地为嫔妃们画像。

过去，中国学术界的某些人士，由于不懂外文资料，又不肯下功夫去扒梳已有资料，便武断地声称意大利的马国贤神父是将西洋绘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事实上，年修士才是使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开先河者。马国贤确实讲到过大清皇宫中的“油画家工作室”。我们不太了解清朝宫中画室的组成情况，但也可能是宫廷画家并不登录在“画院”的画家名表中，故而才对他保持缄默；也可能是年修士不懂汉语，故其作品未以其汉名署名。

年修士自己对于到达中国也感到非常高兴。他于其《游记》（巴黎1700年版）中声称中国为“一个神仙之地”“魅力无穷的国度”。他写道：“中国以其美景而出现在我们面前。亚齐和马鲁古与广州的这个地区相比较，则显得太荒蛮了。本处的一切都是斑斓多彩的、一切都是被巧妙安排，一切都很新鲜。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遍地是柔嫩和深暗色的树丛。山上到处是梯田，人工栽培的植物显示出了层层绿色。布满苔藓的山岩显得多姿多色。那些灌渠有时形成了孤岛，有时又消失在地里，只能使人看到一条充满自然美的渠岸。最后是到处漂泊的小船。”

我们不知道年修士是否最终返回了欧洲。无论如何，当马国贤于1711年到达北京时，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耿昇

*本文原刊于《汉学研究》（总第四集2000年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年1月。收入微信公众平台时略有改动，平台推文未加注释，需要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本期校对：廖家旋 门思宇 黄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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