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因为支内在外地工作，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去当初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内地，保留上海户口，父亲毅然决然单身赴任。在每年探亲假只有春节短短的十天，和母亲两地分居的情况下生活了二十年。
在我四岁的时候，妹妹出生了，但是母亲因为朝九晚五的工作生活节奏，没有精力同时抚养两个孩子，所以将妹妹寄养在了乡下的祖父母家中。
就这样，一家四口分散在三个地方，上海就只剩下我和母亲。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最多最珍贵的就是和母亲两个人一同生活的片段。
我想着在父母亲尚存人世，我还未老去，而老上海的印记在被经济大发展的潮流不断覆盖的时候，把小时候的记忆、小时候的上海，通过每日书得以重现。
我还清晰地记着小时候住过的石库门里几乎每户人家的样子。
石库门里门牌号是双号和单号分开排列的。单号从7号到19号，7号、9号、11号都有我的同学，常常一起玩耍。而19号东东姆妈家是我们家的世交。幼儿园放学，妈妈还没有回家的时候，就去东东姆妈家，东东姆妈还常常给我点心吃，然后还要叮嘱一句，别忘了告诉你妈妈吃过点心了。
东东姆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当时大概有四十来岁的样子，听说原来也是学校的老师，后来做了家庭主妇。东东姆妈家有三个孩子，老大居然是一头黄色的头发，大家都叫他黄毛，黄毛见到我就会逗着我玩，小儿子不常见到，而女儿是我的保护神，在弄堂里和小朋友们玩的时候，有了她，我一定就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人，不管做什么游戏，总是占有优势，从不吃亏。
东东姆妈家还有一个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那是她的大姑子，应该是和当时的蝴蝶同辈，姓侯。解放的时候去了国外。外婆家有一本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的影集，聚会时经常围在一起，拿出那本老的相册，指着照片里的人说，这就是侯某某。可惜，那时候太小，没有记住侯的全名。
我家住的26号，是孤零零的没有连着其他的房子，正对着8号。亭子间的大姐姐有一次对我说，她小时候每天都可以看到8号二楼的佣人在吃饭前把碗筷放得整整齐齐，后来佣人没有了，这家人也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而我常常站在晒台上看到的那户人家，是一户工人阶级，成分很纯粹的。
18号的一楼窗户不知道为何是用塑料纸、报纸糊起来的，里面住着一个年老的母亲和一个中年的儿子。听说儿子是“神经病”，在家里做些木匠活，母亲从居委会那儿接一些活，帮着拆沙头——就是将针织的面料拆解开。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是弄堂里的特困户。我有时候下了课，会去他们家帮着那位奶奶拆沙头。
老房子有一个晒台，因为一般上海人以前居住的房间面积很小，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所以，晒台成了我们当时26号二楼三家住户扩大自己面积的重要地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种默契，晒台被平均分成了三块，三户人家各占一块。
站在晒台上，可以看到弄堂的全景，还有过家楼和弄堂口，往北是人民广场方向。
到了劳动节、国庆节这种大节日，楼里的小伙伴们就到楼顶上去看焰火，邻居大哥哥有时候还在楼顶上放风筝。夏天的晚上我常常和邻家姐姐一起坐在藤椅上乘凉，然后听她讲一些大人的故事。有时候也会拿一本书看看，或者做一些当时作为女孩子必须学的修养课，比如绣花。
冬天，大家早早地开始准备年货，收集来的年货都放在晒台上，那是一个天然的冰箱。春天总有人喜欢到附近的工地上去搬一些泥土回来，放在漏了洞的旧脸盆、旧痰盂里，就算有了花盆，然后埋进花的种子，等着它发芽，每天早上去看一下花生长的进度，等到有点不耐烦地时候，突然有一天发现花开了，大家都兴冲冲地跑去看花，聊上几句。
姑妈和母亲是青春时期的一对好闺蜜，于是姑妈把唯一的弟弟介绍给了母亲。正在谈婚论嫁的当口，父亲突然被决定支内，离开了上海。显然两个人的婚姻注定是一场牛郎织女的分居。但母亲还是顶着家人的压力，和父亲结了婚。姑父也是单身赴任去福建支内的，离开了姑妈和四个孩子。所以，姑妈和母亲这一对闺蜜就更加同病相怜，亲密无间，同时相互照应着彼此的生活。
姑妈家住在虹口，我每次去总能闻到和自己家的弄堂不一样的气味，这种气味也代表了那个地区，好像就是一个地标。
那一带的弄堂，很多没有煤气，家家户户用煤球炉子做饭做菜，也没有抽水马桶，而是最传统的木马桶。那条弄堂里虽然有自然水管道和水台，但是更多的人使用的是井水，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是当初没有空调的人们防暑降温的最佳办法之一。
伴随着这一带人们的生活环境和习惯，散发出来的气息，便形成了独特的气味。
一早上，在弄堂里可以听到各种声响，有倒马桶的、有抽粪池的、也有为了准备早餐烧煤球炉时扇子扇风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响，还有卖早点、卖菜的吆喝声。
和姑妈家周围的嘈杂，随意，简陋的环境相比，外婆家坐落在靠近南京路后面的一条幽静小路上的张家花园内。
张家花园其实并非一户人家的宅院，而是有好多排弄堂组成的高级住宅区。这里的洋房听说是解放前外公花了几条“大黄鱼”——大金条换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算是连体别墅，有上下两层，大约一百多平米一层。
外婆家有六个孩子，住在这样大小的洋房里，尤其在上海这样一块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虽说不算宽裕，也不会那么逼仄。
1966年起，六个孩子大多结了婚、先后离开了家，留下最小的女儿和两个老人。有两家人新搬进了外婆的洋房，一楼被改成了一块公共区域，是大家的厨房和自来水台，一进门就是厨房。
往后园去，有一个熨衣服的小作坊，当初叫生产组，生产组和正规的国营单位是完全不同的定位，这里工作的人好像都低人一等，没有当初的劳保，工资要也比国营单位的人要低许多。
到了休息天，妈妈最喜欢跑去外婆家，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去了那边，人们会玩卢嵩、打麻将。丈夫不在身边的漫长岁月里，外婆家是母亲唯一的娱乐场所。
上午，母亲帮着外婆家做些家务，洗洗擦擦，或者缝缝补补。吃过午饭，牌局就开始了。
当时麻将是被禁止的，所以大人们在四方桌上铺了厚厚的几层毛毯，以防麻将碰撞的声音被人听到。
经常和母亲一起打麻将的有一个叫四叔叔的爷爷，在解放前是小尅，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面容慈祥，举止文雅的五六十岁的人。有一次等他们准备就绪的时候，刚坐下来，四叔叔就压低嗓子小声地对我说：“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哦。”我乖乖地点了点头，并且非常认真地发誓，绝对保守这个秘密。
每次去外婆家，到了晚上我就去那个小作坊前，看那里的工人熨衣服。很多时候那里就只有一个工人。电熨斗连着一根长长的电线，不停地被那个熨衣服的人来回拉来拉去。夏天的时候，工人常常热得汗流浃背，但从来没见他停下来偷懒。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里，经常是那个工人默默地熨，我默默地看，从来没有打过一次招呼，说过一次话。
但那时隐隐约约觉得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却在干着最简单的体力活。
自从90年代初的延安路高架作为上海建设的零号工程启动之后，浩浩荡荡的基础建设和商业开发项目接踵而至，一发不可收拾。那些记忆的城墙不断被敲打得粉碎，也打碎了我的生活。
在这场大转型大开发开始之初，我和丈夫去了国外，十年之后再次回到故乡，发现在我和故土、亲人以及周围所有的一切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断层，割裂了环境和文化的脉络。由此产生的彷徨和迷茫，在回国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摆脱。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千丝万缕，或许是人们所说的价值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冲突。
比如，如今的K11靠金陵路一面，马路对面是一个公共汽车站。这一带以前叫新城隍庙。新城隍庙的由来没人知道，但是，绝对与城隍庙没有任何关系。既没有山寨的城隍庙，也没有远近闻名的城隍庙小吃，或者小商品市场。但至少是这一带的居民，都在口口相传。
新城隍庙有一个食品店，比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长春食品店规模要小一些，不过也差不多在当时是应有尽有的了。心型的鸡蛋糕、蝴蝶酥、苔条麻花、橘子饼都是我喜爱的糕点点心。家长们喜欢在这里购买一些南北货，什么腐竹、香菇、笋干、红枣。
现在，这个食品店早没有了，很可能成为了那个开放公园的一景，单凭我的记忆，已经无法考证。但是那个公交汽车站，是以前一直都有的，不知道为什么留了下来。
那附近还有我学生时代到了假期经常去的图书馆，我在那借过很多名著，像是莫泊桑的《一生》、左拉的《娜娜》、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等。
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父亲会判定《基督山伯爵》为禁书。有段时间，我经常偷偷摸摸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看《基督山伯爵》，然后早上把书放进床头的一个纸箱里，以为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可是有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家里的气氛让我觉得不对劲。果然，开饭前，父亲拿出那本书，对着我说：“你怎么可以读这样的书？怎么就不好好学习？”
那晚，我差点没吃上饭。我的倔强，没让自己口中说出一句道歉的话。
另外一个消失的地标是八仙桥。当年的八仙桥也许就是现在金钟广场那一带附近。若是要寻找以前的画面或许只能在图书馆、资料馆中才能找到了。
和新城隍庙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叫八仙桥，不知道是否曾经有八仙光顾过这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而这个富有神话色彩的地名，在我的脑子里，曾经是夏夜里散步逛街的好去处。
八仙桥没有仙境，有的只是远近闻名的菜场。那种嘈杂的声音，随处可见的垃圾和潮湿的地面，并不丰富但是每样都是时令的食材，填满了市井的每一个角落。
八仙桥靠近西藏路那一带，有一家刨冰店，玻璃的啤酒杯中放入红豆汤，上面再盖上磨碎的刨冰，先吃刨冰，慢慢接近红豆汤，甜甜的冰冰的味道，是夏日最好的甜点。
在自己的脑海中复原曾经的景象，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像是一个失忆的患者在拼命回想记忆丢失的内容。这里曾经也是我和同学、邻居们共同的情感纽带，却不可抗拒地在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它和上海很多地方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原住民的撤离，这里仅仅成为了一个不起眼的史料记录，很少有人郑重提及。
在以前，我是多么熟悉我的故乡，我知道弄堂里每一块地上的碎石，我记得这里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时刻的每一种特殊气味和每一种声音。
可是，几年后当我旧地重游，一切的一切都无处寻回。我迷失在一堆堆的废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