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自己的公众号实在是太冷清了，今天忍不住用个人号回了一句：＂不错，深受启发＂，然后又上网打开后台，再回自己一句＂谢谢鼓励＂。。。。点发送的那一刻，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刚才在朋友圈里发了这条消息，很多人表示心有戚戚焉。想到一句话，话找话比人找人难，这句话出自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出版商说《一句顶一万句》是至今为止刘震云最好的小说，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刘震云说出版人的宣传“太雷人”了。可能为了好卖书，非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联系到一块儿。不过，他自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他成熟的作品。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书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
说得上话的才算朋友，那什么才是朋友?《一句顶一万句》里朋友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知心的人可以瞬间一刀两断，就像刘震云说说：“朋友的关系是危险的。”而且朋友也是个极难定义的词。至少存在四种可能：你没变他变了，你变了他没变，你们都变了，你们都没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生活的细节决定了生活的偶然，细节变了，生活变了，朋友也就变了，于是人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的变化，去另外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一本书好与不好，要在于你能在其中汲取多少营养。来到虎嗅后，因为读点做的书都是经管社科类，工作之余获取了很多无用的知识，感觉到有用/丰富却没觉得有营养。因为从来没有推荐虚构类作品，所以很少接触现代文学，但最近觉得人性，这个超越一切的吸引力，还必须得从文学之中获得，在文学中才能得到生活之自由和意义的应许。下面打算恶补下现代文学。
中国近现代文学馆离我住的地方特别近，每周都有好几场大家讲座，但我只去过一次。那天刘震云说他在《我不是潘金莲》之后还想写《我不是西门庆》。写完西门庆还要写一个人物，就是三十年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经过三十年的沉淀，怎么由小林变成老林的。有句话我印象很深：
有神社会和无神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有神社会想找一个朋友诉说自己心事的时候，他可以去找上帝，可以去找真主，也可以去找佛，上帝最大的特点是嘴比较严。
关于好作品，刘震云有几个标准：一、得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说的是不同的话；二、书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说的是知心话；三、技术层面，用宋朝的话说，端的写得一手好个锦绣文章；四、要写出好作品，还得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作品考验到最后，技术层面已显得很不重要了。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却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
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刘震云有，我认为刘震云是中国现在最好的作家。
下面这是09年的一次专访，南方周末采刘震云：
刘震云跟很多作家不一样的一点，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好多年前就不拿《农民日报》的工资了。“我是靠写字为生的人，那些专业作家是能靠这个职业拿工资的。”
他从来没认为作家是一个多么高贵的职业，“我们村儿的人呢，也不认为我写作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跟我表哥去街上做个小生意，卖个花雕，卖个凉粉儿，卖个洋纱的布是一样的。直到现在我回去他们还说，你不就靠编瞎话儿为生么。”
打工的父老乡亲有孤独却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
人和人的关系非常危险 人和神的关系非常保险
南方周末
：
《一地鸡毛》里小林是孤独的；《手机》里的费墨也是孤独的；更多孤独的人是“刘跃进”这样的人，《一句顶一万句》里杨百顺和牛爱国也是孤独的，“孤独”对你来说，是一把文学的钥匙吗？
刘震云
：中国人太孤单太寂寞了，几千年活得都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生态、生活生态，跟有宗教的民族的生活心态和文化生态有特别巨大的区别。因为有宗教的社会是人-神社会，就是我们俩除了有交往之外，还有一个神，我们俩交往的时候都在跟神交往，这种交往是一种三角的关系，三角的关系用数学理论和物理理论来讲，是特别稳定的一种关系。神是无处不在的。神除了告诉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是谁之外，还起着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你随时有事情有话都可以跟神说。你有忏悔的话，有痛苦的话，有高兴的话，你都告诉神。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也许他没有，但是宗教的想象力我觉得非常巨大，而且非常有威力。我们老是说，不可告人，不可告人的事儿，你都可以告诉这个神。你犯了多少对不起人的事儿，多么惊心动魄的事儿，你都可以说，主啊，宽恕我吧，主的回答都是，孩子，你已经被宽恕了。这是有宗教民族的生活生态和文化生态。但是不少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信仰过宗教。你有心里话，必须找对一个人你才能告诉他。三天不吃饭饿不死人，可是三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而你找知心朋友的话，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儿，不是清朝艰难，不是民国艰难，也不是唐朝艰难，是从古到今都很艰难的事儿。所以有一句话叫，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找人，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朋友找着了，并不一定你这心里话就要告诉他。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是不是说得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知心和不知心也是会变化的，知心朋友有十个，但这十个知心朋友可能都变得不知心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变的，神永远是人的知心朋友。神的嘴很严，人的嘴是不严的。祷告为什么要在密室呢？密室的意思就是不让别人进去。但是在人-人社会，人的关系变了，我变了，或朋友变了，还有一个是生活本身也变了。这三条任何一条发生变化，人的关系都会改变。这三个关系在一起的变化可能会产生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可能会导致朋友关系的颠覆。如果朋友跟我变得不知心了，我会把朋友跟我说的话给说出去，这就变得非常危险了。
所以说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人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保险的。
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人-人社会中，一个人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人，一个话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话，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形态和话语形态，甚至比一个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要重要得多。
因为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许多伟大的人物会说他们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很快告诉他们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千里搭凉篷，没有不散的筵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毛主席说，我一辈子能改变郊区的几个公社就不错了。连公社也没能改变得了，因为现在没公社了，又回到了乡和镇。所以我觉得像社会的阶段和历史的阶段，都是挺阶段性的，都会过去。但是像人-人社会这样一种生活形态，它是比较稳定的。怎么跟人打招呼，见着问，吃饭了吗，我觉得这个是千年以来根本不变的，它是个常态，不是变态。所以我觉得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好像摸到了一个特别根本的东西。
南方周末
：
你说的这个孤独，好像在生活中不太能表现出来。
刘震云
：当一个人在说表面的话的时候，他的话语是非常滔滔不绝和铺张的、张扬的。比如我们在酒桌上的谈话，一般那个场景都是滔滔不绝的，笑语欢声的。表面的话呢，适合说黄色笑话。但是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一句话找另外一句话，因为它是心里的话，知心的话，跟表面的话是非常不同的，一般都说得比较短，比较朴实，比较真实，比较知心。朴实、真实、知心，是最有力量的东西，不需要外在华彩的东西去渲染一种气氛，因为真实、朴实是自然会产生一种气氛的。
中国是个人-人社会，没有一个神在那儿，所以表面的现实和物质生活是非常喜欢热闹的。你会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节日，那么多的集市，那么多的庆典，那么多的开幕式，特别喜欢这种群体的欢乐。这种欢乐的背后，当他是一个个体的时候，他是特别孤寂、特别寂寞的，所以大家才要出来，制造一个群体的欢乐。只要是中国人，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都是笑语欢声。不但知识分子是这样，酒桌上是这样，说黄色笑话，就是工地上的民工也都一样，都是笑语欢声，但他剩一个个体的时候，他在街头蹲着，你会发现他们眉宇之间露着一丝忧郁。
这种忧郁的种子在时间稍微长了的时候长成一棵树，这棵树就不叫忧郁了，叫
孤独
。
人-人社会的人是非常孤独的。当孤独在每个人的心里连成一个群像时，这个孤独是非常可怕的。孤独会是另外一种反动和恶魔的力量。恶魔在私语里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态和文化生态，而我们又非常的热闹。喧闹和突然寂静下来这个关系，我觉得是生活中的另外一种景象的对比。
“不着急”，“不要脸”
南方周末
：
孤独与寂寞是《一句顶一万句》表达的主题。杨百顺和牛爱国是农村进城打工的，他们从事卖豆腐、剃头、杀猪等体力活，他们也有精神痛苦和流浪，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这些只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
刘震云
：过去大家都觉得这是知识分子才有这样高级的精神活动，比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或者《哈扎尔辞典》、《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的名字叫红》，写的都是知识分子因为战争、政治、宗教等原因的精神痛苦和思考。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好多不识字儿的人，他们面对生活的时候，突然悟到许多书本上悟不到的东西。就像《一句顶一万句》这里写的磨豆腐的、贩驴的、剃头的、杀猪的、染布的，他的精神漂移和流浪，要严重得多。
我的外祖母生前告诉我，她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凌晨，他拍他嫂子也就是我外祖母她娘的窗户：“嫂子，我走了。”我外祖母她娘忙说：“他叔，天还这么早，你去哪儿呀？”屋外就没了声音。待我外祖母她娘披衣起身，院子里一片月光，叔叔就不见了。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了，不见叔叔的身影。他不知流浪和漂泊到哪里去了。仅仅是对牛的去世伤心吗？大概是在熟悉的故土找不到人说话了吧？
南方周末
：
你讨厌知识分子
？
刘震云
：“知识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呢。
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
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个钓鱼的人，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我讨厌这样的写作，讨厌这种“知识分子”的写作。
南方周末
：
你不是知识分子吗？人们总是把作家也放在这个群体里的。
刘震云
：你首先必须知道一点，作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话特别好。前几年，我买了个房子，民工在我们家装修，我天天请他们吃中饭跟晚饭。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好意思了，说：“刘哥，你天天请我们这种人吃饭，我没啥回报的，只能说点儿知心话。”他会告诉我好多烦恼，怎么从老家出来，怎么打工，一侄子怎么被电死啦。后来又说，“人生一辈子，要老想这些难受的事儿吧，你也早上吊了。想难受的事儿的时候吧，想想还有高兴的事儿，也就活下去了。”这些话很朴实，透着他人生的体验和实践，可比那些知识分子和书本上的话好得多。
我上大学的时候，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吴组缃先生。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是“五四”过来的老先生。吴先生开讲座，从来不说书本上面的事儿，总是跟你聊人生经历。他返朴归真，知道这些知识、教材上的事儿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他就是说六个字，一句是“不着急”，许多人着急了一辈子，也就活一辈子。不着急其实是调整好人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慢慢来。不管是做人做事，想好做好。另外一句是“不要脸”。“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吴先生受到批判，去厕所扫地，他却说“我人生里干得最漂亮的事儿，是北大的厕所我打扫得特别干净。我是一个打扫厕所的人，我就不再把自己当教授啦。”这是不要脸的前提啊。但是他的朋友老舍先生是人民艺术家，他突然受到批判，“士可杀，不可辱”，跳湖了。所以吴先生对我们说，不着急、不要脸，这话是他自己一辈子体会出来的。我们下边这些听众，当时年轻听不明白，但随着年龄增长，五十来岁了，可能就慢慢地体会出来了。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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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一句顶一万句》是从《手机》里最后一章《口信》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