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砸、抢劫、袭击警察、多国发出旅行警告，马斯克更是发推说“内战不可避免”……
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正在经历“
13年来最大规模骚乱
”，从伦敦到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赫尔、曼彻斯特，多个城市的抗议者对收容难民的酒店、商铺等进行破坏，袭警、烧毁警车。
英国首相斯塔默谴责暴力骚乱是“
极右翼暴行
”，已经逮捕400多人。
这些新闻看得国内的读者们十分迷惑：事儿是咋发生的？一向被视为发达国家的英国为何会一夜之间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
要探究背后根源，我们需要更为广阔的世界性视角，英国目前的问题并不孤立存在，背后是西方国家正在广泛经历的系统性危机。
从特朗普遇刺，到法国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赢得议会大选，再到爱丽丝·魏格尔连任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联合主席……
各类冲上热搜的国际头条，看似纷繁复杂，看得人云山雾罩，本质却都高度关联，
变局正在加速演变，在彼此连接更为紧密的时代里，看懂西方也是在关心我们自身生活的未来走向。
今年，阿信先后出版了两本重要作品——
《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和
《民众的愤怒：不平等如何激发西方民粹主义》。
这两本书，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珍贵视角，对于我们看懂当下西方的现实和未来走向剖析得极为深入。
《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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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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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作者
包刚升
教授，来自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在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等领域深耕多年。
所谓旁观者清，包教授没有被以往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所束缚，以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
原创性地提出了“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这一概念。
包刚升
《民众的愤怒》的作者
巴里·埃森格林
教授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极富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自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巴里教授是国际经济政策历史的学术奠基人，
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高级政策顾问，因对1929—1933年大萧条的研究而名噪一时。
巴里·埃森格林
身处西方变局中心，他在书中直面那个大家谈论已久的核心概念“
民粹主义
”，解析了民粹主义兴起的深层逻辑，厘清了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与政治环境。
两本书，一中一西，或许对于你全面而不带偏见地了解当今的西方乱局能有所助益。
民粹主义是近年来世界政治和地区研究的热点议题。这种空前热度催生了数量颇丰的学术研究与时事观察，其中大部分将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标志性事件的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当代现象”。
换句话说，当下探讨民粹主义的时间框架高度局限在后冷战时代，甚至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梁雪村认为，
巴里·埃森格林的作品《民众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当代史内视障”
。
现有研究已经充分揭示，民粹主义至少部分地根源于全球化导致的分配不均和社会极化。
不仅如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并不能在国家内部导致“雨露均沾”的效果，一些群体会不成比例地受益，而另一些群体则会遭受绝对的损失。
《民众的愤怒》中提到，
在英国，移民对现有工人的平均工资影响不大，但对工资分配有显著影响
：低工资工人有所损失，而中高工资工人有所提高。
尽管，从整体来看，移民现象对移民本身和移民接收国都有益处，应被视为一种正面力量，但这种宏观的正效应远不足以消解移民对特定群体的冲击，尤其在这一群体也是进口竞争的主要受害者的情况下。
《民众的愤怒》系统地回顾了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渐次演化
，集中讨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秩序改变和全球化如何催生了民粹主义的激进力量，以及民粹主义的反向压力导致了哪些制度的长期变化。
在1880—1890年代的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他们所占有的财富比例出现了急剧的上升，在20世纪到来之际，美国经济已经被卡内基、范德比尔特、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庞大家族所主导，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复杂的内外政策调整，纠正了这种分配极化的趋势。
民粹主义在这一长期的制度斗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它促使了1917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移民法案》，对进入美国的移民进行更为严苛的筛选。
这一历史过程的回溯，为分析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收紧移民政策的倾向，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
此外，从“斯温暴动”、三K党，再到麦卡锡主义，尽管诱因是多样的，但被民粹主义深深吸引的群体，往往在经济上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迷恋业已逝去的生活方式，无法适应科技的进步或外部的竞争。
为了应对这种饱含破坏力的“思乡病”，不同经济体的当权者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出了种种制度层面的调整，例如：《济贫法》、美联储、工会、德国福利制度。
因此，
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完全像今天大多数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负面
。
福利主义的故乡德意志，基于对民粹主义和工人革命的恐惧，出台了1871年《雇主责任法案》等系列措施，在一定时期内成功应对了全球化和迅速工业变革带来的混乱，并最终被其他国家作为范本，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这一历史分析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
民粹主义并不是民主的产物，民粹主义力量在民主远未成为西方世界主流政治制度之前就已经广泛存在
，并呈现出阶段性爆发的态势。
相反，
民粹主义是民意不能有效转化为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产物
。如果公民能够有效地表明自身利益，并将其转化为政府政策，民粹主义的大规模泛滥就不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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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西方政治的中国范式
“现实主义的复兴”
对于西方学者将西方政治领域近些年所出现的新现象概括为“民粹主义的兴起”的做法，包刚升教授在《演变》中认为，
这些现象的背后固然有民粹主义的因素，但民粹主义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粹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
。
比如，得州边境墙事件，就是观察美国政坛现实主义政治的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2月28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这样说：“我们保卫其他国家的边境，却让我们的边境敞开着，随意让任何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边境的英文是border，过去美国总统的演讲很少会专门讲这个词，更不用说强调所谓保卫边境的问题了。
而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许多重要讲话都提到如何保卫美国边境的问题，他的基本主张包括修建美墨边境墙、颁布部分伊斯兰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以及限制移民等。
为什么特朗普当时要反复强调美国必须保卫自己的边境呢？难道美国边境面临着被别国入侵的危险？
当然不是，
是在讨论美国的移民问题和移民政策。
类似的，欧洲政治最近10 年中出乎意料的重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从英国人在2016 年公投中选择脱欧，到玛丽娜·勒庞两次闯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角逐，再到德国选择党的快速崛起，都凸显了欧洲政治的某种新现实。
这些政治新现象的背后，其实都有着相似的政治诉求。包刚升将这种政治诉求简单总结为20 个字：“
本国优先，反全球化，限制外国移民，抵制伊斯兰化
”。
而这种具有强烈
现实主义
色彩的观念，显然是与西方继承自古希腊罗马的主流观念——
政治理想主义
相背离的。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
马克斯·韦伯等。后者的智识群体则更为庞大，康德是代表，并诞生了
美国《宪法》、《世界人权宣言》等一大批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经典文本。
基于西方政治理论中这种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传统的分化，包刚升在《演变》中引入了一组关键的新概念，即“
硬政治
”，及其对应的“
软政治
”。
语义上讲，前者可以被视为“艰难的政治”，与之相对，后者则是“容易的政治”。前者的政治分歧程度比较高、冲突程度比较高，而后者反之。
在“软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更有可能尊重宪法、尊重基本的政治规则，或者说存在着较为明确的规则共识。
但在“硬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一旦认为，政治分歧是根本性的，政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身与政治对手是无法和解或无法妥协的，他们就更有可能选择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击败对手，甚至是彻底摧毁对手。
如果是这样，政治博弈更有可能走向无规则的状态，尊重宪法和规则共识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演变》的基本观点是，
21世纪10年代以来的欧美政治可能正处在从“软政治”向“硬政治”的过渡阶段，或者说西方世界的“硬政治”正在回归。
因此在这种视角下，民粹主义不是欧美政治趋势的主要方面，大家认为的民粹主义很多时候只是伪装了的现实主义。
在民粹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
这种趋势的实质是普通大众先于主流精英回归了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当一个人没有工作机会，要求国家采取某种政策保护自己的工作机会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诉求就是民粹主义。
当一个普通公民感知到周围异族移民大量增加、处在恐怖主义袭击新闻报道的恐惧情绪之中，要求限制外来移民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诉求是民粹主义。
这些诉求不过是向政治现实主义的回归。
而从选举政治视角看，有新兴的“政治企业家”率先发现了这一尚未被传统主流政党满足的选民“蓝海市场”。这样，新兴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与大众政治的结合，不过是在选举政治中撬动建制派的一种有效策略。
因此，用现实主义而非民粹主义来理解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勒庞兴起、德国新选择党的成功，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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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西方政治进入了某种新现实，那么推动这种现实形成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西方世界的政治新现象往往都是由许多变量的共同作用引发的。国内层面的个人理性、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权力竞争、制度结构等变量，国际层面的大国权力竞争、民族国家利益等变量，都是用来解释西方世界政治现象的常见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