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社科院歷史所做狗官的日子裏,“常規性”地遇到過幾次捐款。
從字面上看,捐款不過想捐就捐,何以會有“常規”一說呢?這是因爲那時候在這個國家,由“組織”出面來“組織”捐款,是一種“常規”。
這種“常規性”的捐款,通常都是事前由各個“單位”的領導直接或間接地發出通知,說天下有什麼什麼事情發生了,呼籲本“單位”員工自願捐助。妙處,是在大家呈上錢款之後,還要大張紅榜,清楚昭示到底誰捐誰沒捐,誰捐得多,誰捐得少。
千萬別小看這張薄薄的紅紙,對於每一個想在這個社會裏正常混下去的人來說,它給人們心裏施加的壓力都是巨大的——其實衹要“組織”這麼一吆喝,衹要錢是由“組織”過手的,即使這張紙不貼出來,你對“組織”的態度,“組織”也是一目瞭然的,這種壓力自然也就隨聲而至。
衹要你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哪怕具有一顆粉紅粉紅的小嫩心,神經都不會長得那麼大條,非得看到紅榜纔會有知有覺。
那麼,“組織”又不傻,還破費錢財買紅紙刷漿糊去張那個榜幹什麼呢?紅榜的妙處,是讓預設的認捐“羣衆”相互施加心理壓力。
聽過來人講,這個辦法,至遲在湘贛邊界地帶就開始用了。那時,爲了驅使農夫參加赤軍,“組織”是指使專門的“兒童團恥笑隊”去羞辱那些未能踊躍入夥的人。當然,現在時代變了,招式自然也越來越多,像在閃光燈前亮出一張張巨大的支票,那陣仗可不是“兒童團恥笑隊”所能並比的了。
我心目中的捐助絕不是這個樣子。這衹是我個人的那麼一點點心意。想捐給誰,就自己捐給誰;能捐多少,就自己捐出多少;願意通過什麼渠道捐,就通過什麼渠道捐。這不僅跟“組織”無關,跟誰也都沒什麼關係,絕不需要公然“亮相”;甚至跟受捐助者也毫無關係,不需要他知道我是誰。
孔夫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既然不想這麼做,更不願意讓自己的行動給別人造成壓力。所以,我一向不參與這個“組織”發動的任何一項募捐活動。
這麼做,平頭百姓,不太難。別人願意怎麼看就怎麼看,儘管我行我素。可做了副所長這個狗官之後,就不大好這麼任性了。
道理很簡單:這事兒是“組織”發起的,而我既然是這個“組織”裏的一個小頭目,要是真的一分錢不捐,那麼,紅榜一貼,就會把我反對乃至抗拒的態度在“羣衆”面前展露無遺。人已經陰差陽錯地坐在這個倒霉的位置上了,是實在使不得的。
但我還是不想讓自己的行爲給他人造成過大的壓力。
這事兒有點兒像舊時東北農村幹農活兒時那個“打頭”的。老地主顧長工短工,每天的工作量,是以“打頭”那個農工的進度爲標準。他幹多少,大家跟着幹多少。衹是跟着“組織”納捐,比農夫幹活兒要複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