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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球知识局（ID：diqiuzhishiju）， 作者：猫斯图 制图：孙绿
中印边境摩擦仍然在继续，双方的高层和民间都变得越来越紧张。虽然谁也不想真正挑起战事，但剑拔弩张的态势总是叫人放心不下。不过，即使是处在这样针锋相对的状态下，过度妖魔化对手仍然是不可取的态度。
要想真正认识这个对手，光从经济和军事的对抗角度来看，显然是太粗暴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巨人，并非是全然不可调和的水火。相反，在民间生活的底层，两国有着某种意义上的水乳交融。
作为中国文化输出的最强载体，
饮食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主题。
在加尔各答街头，浓郁的咖喱味和嘈杂的人群会让你想起1940年代末的世界。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冷战还没有升级、英国人也还没有离开这块风水宝地。
和单纯的加尔各答比起来，后来的世界确实显得太过纷繁复杂，以至于让人难以捉摸了。
尽管咖喱是印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支柱，在这些印度大都会的边角里，却有另一种食物的势力在悄然生长。它的野蛮生长使之在印度大受欢迎，成为了中上层阶级最珍爱的口味。唯有在这些食物的发源地，它们才会被视为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印度并不是华人最爱的移民国家，隔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两国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多有不同，互相似乎都难以适应。当华人向外扩张，在南洋乃至欧洲都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时，前往印度的华人却屈指可数。
莫卧儿帝国晚期，第一批客家人终于艰难地从中国西南出发，跋涉到了印度东部的大城市加尔各答。尽管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都禁止非法移民，但中央的权威向南辐射时急剧下降，等到了客家人的地盘，早就是强弩之末。被宗族所支持的这些早期印度移民，奠定了华人在咖喱国的势力范围。
不会说当地语言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些华人在当时能做的工作很有限，无非是在磨坊当小工或者在工地上做苦力。
正如后来华人在世界各地都树立起来的名声一样，在印度的客家人也是吃苦耐劳的典范。比起经常需要载歌载舞、中场休息的本土劳工，安静的客家劳工可以在沉默中持续工作，索要的薪水还很低。
随着进入加尔各答的客家人越来越多，中餐作为附属产业也逐渐进入了印度。
中餐和印度菜的烹饪思路大相径庭。
中国南方菜讲究食材本身的原味。在高级料理中，所有的调味工作都是为了帮助衬托材料的鲜香。不仅是粤菜和江浙菜，在一些川菜的菜品中你也能感觉出这种主导思路。
广东人民的白切鸡上线
white cut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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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印度菜则是为了吃调料。原材料新鲜与否一点也不重要，关键是使用的酱汁和香料粉是不是自成一派。所谓的咖喱，其实是没有统一配方的，每家的厨子都可以有自己的独门调味配比。
所以当中餐刚开始进入印度时，仅仅只是作为华工的饮食，和印度社会毫无干系。
印度人对本土的饮食文化是很有自信的。毕竟这是后来用咖喱征服了英国的国度，在烹饪方面的心得绝不全然输给中国。
但渐渐地，一些印度人开始展现出了对中餐的好奇。原本只有华工的中餐店里开始出现了印度食客。
而真正推动着中餐进入全印度的，是19世纪出现的英国殖民者。
对英国人来说，油腻而口味重的印度菜虽然好吃，却也不能常吃。他们还是更习惯自己清汤寡水的饮食，英国人对此的解释美其名曰是“健康”。印度上层社会附庸风雅，也开始尝试西餐，结果得到的只是失望而已。对印度人来说，一块仅仅挤了柠檬汁的鱼排几乎是无法下咽的。
在厚重的印度口味和寡淡的西方饮食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中餐似乎是一个好选择。
从1860年代开始，中餐在印度大行其道，用一种很开放的精神满足了印度人对两种饮食习惯想要兼得的需求。但是正是为了满足这种稍显变态的需求，让印度的中餐开始跑偏了。
首先是在选材问题上。
中国人不是特别稍长烹饪红肉的民族，但至少在本土本乡，获取猪牛羊肉都是可能的。然而在印度并非如此。穆斯林不吃猪肉，印度教徒不吃牛肉，于是在两者混居的大都会里，干脆两种肉都概不出售。能够选用的肉类原料只有鸡肉，于是生发出了无穷无尽的印度中餐鸡肉料理。
最著名的鸡肉菜，就是一种类似于辣子鸡的菜肴。鸡肉裹上面粉下油锅炸，随后用浓稠的酱油和辣椒粉着色着味。比起干爽的辣子鸡，这种菜倒是具有鲜明的印度风情，如果放到中国来卖都可以谎称是印度菜了。
这就是印度中国菜的普遍形象：在两个文化区域内都找不到归属感。
除了鸡肉，在印度受欢迎的另一种原材料是素食。用来代替鸡肉作为原料的，可以是乳酪也可以是花椰菜——没错，印度中餐中有一道凶残的名菜名曰“满洲花椰菜”（Gobi Manchurian）。
洗净切块的花椰菜裹上面粉油炸后，用一种秘制的满洲里酱调味。这已经成为了印度素食主义者对中国的最终印象，以至于当他们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不仅没有这道菜，连素食主义者都是小众群体的时候，感到无比失望。
这种满洲里酱的源头似乎是东北至朝鲜一带广受欢迎的大酱。经过孟买名厨尼尔森·王（此人已经是第二代华人）的改良，成为了中国在印度的门面。喜爱中餐的印度人会自己购买满洲里酱回家配饭配面吃，算是一种介于酱油和咖喱之间的口味选择。
这便是第二层改变：酱汁的使用。
中国人本不是一个特别喜爱酱料的民族，日常使用的也不过是酱油和辣酱这类有限的几种。印度中餐口味浓郁的酱料似乎也预示着一种食品本土化的无奈抉择：为了适应新食客群体的口味，有时候抛弃更正宗的烹饪方式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也是中国饮食对印度改变最大的一点，恐怕就是引入了丰富的面食。
坐享南亚季风气候的印度在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的包夹之下，温热潮湿，降水量常年丰沛。在这湿润的土地上，印度人的主食似乎除了稻米以外不会有别的选择。尽管馕饼也是印度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他们似乎已经没有太多心思去研究更多变的面食了。
中餐则不然，从炒面到包子，各种面食伴随着中国人的脚步一拥而入，让印度人一下子还有点接受不了。
客家炒面直到今天，仍然是印度街头大受欢迎的快餐。其实不仅是在印度，炒面的魅力似乎无远弗届，从中国本土到欧美日韩，有中餐的地方就有炒面。大概是因为这种食物烹饪快、组合性好、食用方便，才成为了人人喜闻乐见的餐点。
印度人民的客家炒面
看起来没太多不一样
还是得亲测一下，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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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印度的客家炒面永远是要和印度酱料拌在一起吃的，不然就实在体现不出来南亚特色了。尽管看上去和我们认识的炒面差不太多，印度炒面的味道却是不吃一下就无法想象的。印度人都说：“在中国人来之前，我们都不吃面条；中国人来了以后，我们天天吃面条。”
面食里的另一件大杀器是所谓的馍馍（momo）。这种听上去就很有北方特色的面食其实并不是你想想当中的样子，而是用来统称所有包裹起来的面食。
印度最出名的馍馍其实是蒸饺，这种印度中餐的门面级食物前一阵还引发了印度国内的论战。一名哗众取宠的印度政客发表观点说馍馍中含有味精，这是一种能让人们上瘾的准毒品，对印度人民的健康不利。这种用精白面做的食物只是蒸了一下就吃，最终会导致偏头痛。
额。
中国人民不怕头痛的！
中国人的蒸饺，留给中国人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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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中国街上早就充斥着偏头痛患者了吧。
这位政客剑走偏锋的论点也并不值得奇怪，他只是一个迎合着民族主义者政治诉求的跳梁小丑而已。
对一个有自己美食传统的国家来说，那些保守主义者看到外来食物席卷全国的确是很难接受的。中国的某些爱国人士不也对西餐和日料充满敌意么。
然而，在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其饮食特色似乎是“外来的”中国料理？
（下图印度版图不代表知识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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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印度政府不收紧开放态度，中餐在印度已经打下的江山很难真正被撼动，但中餐在印度确实经历过一次悲哀的衰退。
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很多长久便存在的矛盾因素爆发的产物。几十年无力西顾的中国和在英国默许下使劲东进的印度在4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大战一场，对滞留在印度的华人来说当然不是个好消息。
虽然谈笑风生
然而一方仍然战略误判
一方也十天十夜没想通对方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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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敌国后裔，以免他们里通外国，是每一个战时国家都会采取的措施。集中在加尔各答、德里、孟买等大城市的中国人们可是遭了殃。
当时全印度的华人不过才6万人，但仅德里一地就有3000多人被当作战犯关进了集中营。其中很多人一直到战后五年才被获准离开监牢，可是正常的生活也已经回不去了。更可悲的是，这些人都是在清朝或是民国时期移民到印度的，和红色的新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在战争中却被殃及池鱼。
消息灵通的人早在战争初期就离开印度了，其中不乏中餐馆老板。为了逃活命，这些中餐馆老板又一次离开了已经住习惯了的第二家乡，到东南亚去寻找新的生计。而那些不能带走的中餐馆，则被印度人收购，口味大融合进一步展开。
一直到今天，在印度的很多小城镇里，印度人开的中餐馆还是主力。这里的所谓chinese food 已经全然没有了中国人自己想象中菜肴的样子，除了使用的原料多少还有点中国菜的影子以外早就彻底面目全非了。但这些我们看来并不怎么优秀的食物，却仍然受到了印度人民的追捧。
很多时候，敌对国家的恶魔化必须有“互相不了解”这一前提，一旦互相有所认识，即使有仇恨也很难全面升级。中印关系由于过近的地理位置和一些历史原因一直比较僵硬，在两个人口大国的刚性摩擦中，能有中餐这个润滑剂作一中和也是极好的。不管印度人吃到的中餐是不是正宗，用这些价廉物美的食物从胃开始征服他们的心灵，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总有好处。
印度菜在中国也有刻板形象
说起咖喱是不是想起这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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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过来讲，我们对印度菜的认知又何尝正宗了呢？中国人熟悉的咖喱是经英国和日本影响后再本土化的产物，只是这又是另一段让人流口水的故事了。
来源：地球知识局（diqiuzhishiju） 作者：猫斯图 制图：孙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