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董磊明等
《故乡可安身》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领衔创作的新著。书中记录了古源村在过去七十多年发生的故事，描写那里的人们在城镇化大潮中家庭、生活、秩序、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在故事的呈现中，本书告诉读者：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故乡的根没有被斩断，反而扎得更深；村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当他们在“新世界”遭遇失败时，家乡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不会无所适从。那些快速城镇化的人们有故乡可以依托，中国的乡村没有因城镇化而衰落。
通过古源村的故事，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中国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巨大变迁，我们得以将费孝通先生笔下四五十年代的乡土中国与当今的城乡中国进行对照，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乡土文化之根。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拔根型城镇化”中的“拔根”不仅仅是农民离开农村并永远地进入城市，还有生活方式全方位地城市化。即农民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进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也正是由于城市定居者必须应对精神紧张刺激的强化，为了避免被压制或不知所措，城市人很快比农村同辈变得更为世故、更有见识、更理性和更具计算性，在互动中理性占绝对优势、自私自利，甚至相互敌对，而并不考虑共同的利益。因此，农村人进入城市后，农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规范逐步在生活中消失，个人也就成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他们身处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之中，时时刻刻面临撕裂的痛苦。
但与芝加哥学派所叙述的美国拔根型城镇化中所塑造的“边缘人”不同，中国人外出务工后成了另一种陌生人——“旅居客”。虽然和“边缘人”一样经历着新旧生命体验的冲突，“旅居客”在新旧自我之间的选择和组织自身生命的方式与“边缘人”并不相同：他并不试图在新的社会中寻求社会地位，在心理上他也并不愿意作为旅居社会的永久居住者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虽然在新的社会世界已生活数十年，他却时时想要回到旧的世界，而他组织生活的原则也全部来自旧的生活世界，原本的生活不是进入新生活的拖累，而是面对新生活的种种艰难时最重要的支撑。
对于《中国洗衣工》中提出的隐忧，即面对近代农村的衰败，村庄是否还能保持其支撑能力，时间给了这一问题最好的答案：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着扎根型城镇化这一社会现实说明，农村并未衰落。一个个“旅居客”通过家庭生命周期的循环离开村庄、返回村庄，不仅为村庄社会注入了资源，还重新塑造了村庄的社会关系体系，庇护了一代代的“旅居客”们。他们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县城与农村，融合了城乡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了“旅居客”与农村社会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
反观古源村村民的具体社会实践，其与20世纪远赴重洋去美国务工的中国洗衣工何其相似，村民们外出务工时在面临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等多重拉扯时，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不是负累，更不是束缚，而是村民去适应甚至去改造城市社会环境的基础，从而调适村民所遇到的“陌生人”困境。具体来说，村民们在面临城市这种全新的生活组织方式时，往往试图以农村中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联结纽带去吸纳新的社会生活，而非抛弃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拥抱新的生活组织方式。
宝姐看似在城与乡之间矛盾着，其实选择城与选择乡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对人情味的追求。她厌倦城市中片面的、需要装饰的交往，喜欢乡村里彼此知根知底整全性的互动。然而她在乡村可以互动的同龄人又太少，这才思念起县城。在宝姐看来，城市并不象征着光鲜亮丽与成功，而只是无聊，想起它也只是因为那里有同龄人可互动，这其实是彻头彻尾以乡土本位的视角来看待城市。在今天这种城市文化强势入侵乡村的时代，许多地方的乡村居民迫切地评价着自己还不够城市化的时候，宝姐的思维正体现了扎根型城镇化的“根”之深厚。
而这个根的内容是人情味，其实也就是互动中的礼让，是古源村人与人相处的核心逻辑。礼让并不是让渡利益——其实这是现代化视角的误读。在原本的礼让语境里，本来是不谈利益的，只讲礼尚往来。只是市场文化渗入以后，人们越来越把礼尚往来异化成了交易的均衡。实际上，交易本身就是对礼让的破坏。
第一章 “隙地”村庄整合的历史
1.
大姓主导与不对等均衡格局
“大姓欺凌小姓”：宗族、族群与地域关系
“七十二行，耕作为王”：山林经济与农耕经济
被大姓垄断的基层治理体系
脆弱的不对等均衡格局
2.国家主导与地域社会的
形塑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性作用
社会整合的机制
“传统的发明”与地域社会的成形
从地域社会到扎根型城镇化
3.“隙地”与国家—逃避？整
合？
第二章 迈向扎根的城
镇化
1.
走向流动与城镇化的进程
走出村庄：边界经济的复兴
走向沿海：打工经济的兴起
走进县城：以县城为中心的人口城镇化
2.
渐行渐远的枝叶与深扎村庄的根系
拉扯的子代
分离的父辈
回归的祖辈
人口城镇化的村庄全景
第三章
扎根型城镇化下村庄的生产与消费
1.
村庄生产的韧性
生产门类：传统坚守中的新生
生产过程：生产分化下的再组织
生产面向：地域社会网络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