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扬子江文学评论
张楚
这是一篇开头被推倒重来过多次的文章，迟疑和徘徊来源于张楚小说带给我的复杂观感。
《云落》将近四十万字，雄踞《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的前三百页[1]，差不多是一般长篇小说厚度的两倍。从岁尾到年初断续读了很久，方才读完第一遍，我感觉自己像一头犁地的牛，夹着铅笔在《云落》字里行间来回万遍，这真是一次在物理时间和精神时间上都很漫长的旅程。然而当我再次、三次阅读时，看着断续标记下的段落跨越山海，连成一座浮桥，又愈加发现这条路分叉众多、枝蔓丛生，但实际上也许并不漫长。
这是一种矛盾的体验，接下来请容我细细道来。
《云落》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
《云落》内文
一、由盛转衰：金融之风与荒诞的两面性
《云落》以云落这座县城为舞台，由三条类型不同的故事线索交织而成，天下三分，这或许是阅读体验既长又不长的一个关键原因。
其一以罗小军为主线，讲的是商海浮沉；其二以天青和常云泽为主线，讲的是一出“鸠占鹊巢”式的社会奇闻；其三以万樱为主线，记叙兼具庸碌与隐秘的日常生活。三条线索之所以能拧成一股绳，奥秘就在于万樱所象征的日常生活，日常勾连着精英与平民、男与女、老与少。且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说，只有先把前两条故事线中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捋清楚，然后才能领悟居中串联的日常生活的力量。
先说第一条故事线。罗小军少年丧父，父亲死前把他托付给好友万永胜。万永胜起于微末，借2008年房地产的“东风”扶摇直上，罗小军在他的庇护提携下走进生意场，二人逐渐成为云落商界的重要人物。伴随着县城政界洗牌、房地产市场萎靡、资金链断裂，小说结尾万永胜退隐，罗小军入狱，曾经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化作苍茫大地。
作者借罗、万的视角写出了云落上层社会的光怪陆离，为小说整体笼上一层“由盛转衰”的色彩。“由盛转衰”的顶峰之作是《红楼梦》。《红楼梦》之好介于虚、实之间，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指的是我们潜在地相信在作者“曹雪芹”的经历和贾府的故事之间，存在着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联系。读罗小军故事线时，“张楚”这个笔名之下那位曾在税务系统工作多年的“张小伟”总是若隐若现。这两个身份碰撞在一起，也让我潜在地相信那些匪夷所思的金融细节都是“真”的，相信这是“张小伟”借“张楚”之笔，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既抽象又具体的县城经济图景。阅读那些奇人与怪事，让人有种“窥视真实”的隐秘快感，这为“由盛转衰”中的唏嘘、荒诞之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本银行每年年末晚十二时前，都会将储户的贷款年息和本金入账，算是整年放贷收息圆满收官。过了午夜，再把本金当作新贷款重新放出。待一月一号，银行账上前一年的应收账款已收回，利息也实打实计入应收科目，新的一年还有个迎头彩——又成功放出去一笔巨款，且是放给了信用良好、还本付息及时的星级客户。这种两厢安好的事，可谓宾主尽欢……去年年底，万永胜备了二千八百万的利息，连同拆借来的四个亿，在三十一号当日存入了银行，就等当晚还了贷款，次日睡醒再做财神。财神也喜欢安稳日子。[2]
亿级资金的空转、财神身份的虚妄触目惊心。在这个类似“空手套白狼”与“击鼓传花”相结合的金融游戏中，每个人都是精神分裂者——他们既知道这是一场被权力、欲望、数字塑造出的荒唐梦境，又希望梦永远不会醒来。覆巢之下无完卵，《红楼梦》完成了对这个场景的历史化与审美化，《云落》则要对这一幕进行“力学分析”，让它重新“动”起来。
作者详写了万永胜与罗小军资金链断裂的过程。银行信贷科科长去外地学习，副科长在新年夜酒局喝晕了头，忘了收回去年的本息就放出新的四亿，导致万永胜的金融游戏戛然而止，云落商界发生“地震”。在新年第一天凌晨五点市行行长气急败坏的叫门声中，多少藏着些幽默感——是什么让这泼天的富贵与敲敲键盘鼠标这样的简单动作产生了真实的联系呢？八亿现金，靠一个人肉身搬运，就算搬几个小时也不见得搬得完。
即便作者在后面圆了一笔，说这疑似万永胜自己安排的金蝉脱壳计，但荒诞和错位的感觉并没有变。万永胜的女儿问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万说“我的钱够你花十辈子……当然，债要还二十辈子”。所谓“贫穷限制了想象力”，指的大概就是无数勤劳、辛苦的人，用一辈子的时间也参透不了这无中生有的奥秘，因而显得愚笨可怜。
罗小军虽置身富贵，但似乎始终未想清楚这凶险的金融迷局会在多大程度上泯灭人性，于是他被更简单粗暴的手段摧毁，他的农业信用合作社账上的钱，在没有任何授权和手续的情况下被银行挪走，追根溯源竟是副省长的势力所为，具体操作人正是平日里和罗小军称兄道弟的人。罗小军迟迟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副省长被双规落马，翼下势力作鸟兽散，罗小军找不到讨债的去处，来向他要债的老百姓踏破门槛，把他送进了监狱。如果说万永胜故事的荒诞感在于无中生有的资本，罗小军故事的荒诞感则在于无中生有的债务，这些对于常识的挑战与羞辱，表达着时代生活的某些独特性。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罗小军这个人物形象，就是“被动”。莫言、格非、李洱笔下的上官金童、谭功达、应物兄们都是他的“亲族”。很多人认为这类人最大的缺陷在于“软弱”，实际上让他们陷入困境的是性格里的“被动”。他们总是先接受、再思考，对于时代、对于生活他们永远是后知后觉者。山雨欲来时，其迟缓尚可被理解为风度与城府，等到已经被扫进时代的垃圾堆，他们才会意识到原来风暴已经来袭。德国哲学家尼采讨论过“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问题，他把那些自我尊崇，在剥削、掠夺弱者时毫无道德压力的人视为“主人”，而“奴隶”则是将能与弱者共情当成“善”的人。罗小军们之所以总像“进错房间的人”，就在于他们被放在“主人”的位置上，还对“奴隶道德”迟迟不肯放手。
他越想越怕，越怕越想，越想越觉得难以置信，然而转念间，又觉得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所有被肢解的细节、片段都能严丝合缝地铆合到一起，所有不可思议的失误和咄咄怪事都有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从本质上讲，他们从事的都是民间集资。他没有明说，却提醒了多次，怪只怪自己欺瞒了他，并没有讲实话。另外他跟自己借那五百万，是否怕自己会有今日，这才事先替自己攒点救命钱？身上的冷汗就更细密。可万叔为何不直接把话说透？难道怕走漏风声？可自己是他的亲人哪！[3]
怀揣“奴隶道德”的罗小军沉溺在虚假的伦理中，直到最后还无法理解或者说不愿承认万永胜的真实想法。罗小军从小跟着万永胜长大，也许在他们都一穷二白时，他们之间有真实的感情；然而当他们发迹，成了云落的上流人士，这父子情早就变成了光鲜的“幌子”，随时可以为了利益被弃置一旁。
当我不由自主地站在罗小军的角度，或是比罗小军更低微的位置上去看待这段故事时，一定也有人站在万永胜的角度。或许我们从《云落》中感受到的所有荒诞感，反过来也是“主人道德”对“奴隶道德”的讽刺，是“现实”对不能理解它的人的奚落。
二、“无面人”的故事：关于身份的温情与焦虑
接下来再说由天青和常云泽领衔的第二条故事线。
常献凯的儿子常云泽幼时不堪继母虐待，离家出走，许久后被找回，周围人发现孩子性情大变。如此若干年后，到了《云落》开篇，一个名为天青的男子从外地来到云落，展现出对这里莫名其妙的亲近与好感。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常云泽，当年他越走越远，被一农家收养，用来代替这家刚刚溺死的亲生儿子；现在的常云泽是常献凯捡回的一个小乞丐，与儿子相貌相似，但性情迥异。天青回到云落，打算与常献凯相认，却没想到早有人鸠占鹊巢，一直用自己的姓名生活。而当天青下定决心要揭穿真相时，常云泽已经意外身死。
《云落》是倒叙结构，开篇就写天青回到云落。这无疑是冒险的，在不交代任何背景的情况下，这个怀揣秘密的人难免令人迷茫，他是谁？他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读他？真相一直蛰伏着，直到小说过半的位置才揭晓[4]——这可是接近四十万字的小说，这么做未免挑战读者的耐心。很多悬疑小说都把真相藏到最后一刻，但天青这个人物身上的悬疑感不够重，即便我们注意到开篇时万樱一直打量天青（第一章“抵达”），天青第一次听到常云泽的名字时有些错愕（第五章“涑河神鱼”），但小说不像电影，可以在极短暂的时间里用表演、语言、声音、旋律等方式，从多种维度刺激观众，以留下记忆。当这些细节化作几十上百字，进入另外的三十几万字中，很容易就像一滴泪汇入一场暴雨。如果《云落》能略微调整叙事的顺序，像《无间道》那样一开始就为读者点明天青和常云泽的真实身份，虽然中途真相大白时的震惊感会减损，但比起隐藏真相、限知视角，阅读快感将会更强烈，在保留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前提下也更容易“留住”读者。
瑕不掩瑜，交代天青前史，写他和继父徐满福、继母田家艳一起生活的第三十章“他的名字”贡献了全书最温情脉脉的段落。张楚不愧是写中短篇小说的高手，以“他的名字”这个章节为例，《云落》中有多个段落都可以视作极为美妙的中短篇，为整个作品的文学性提供着强大的支持。
田家艳透过雾气见了他，惊喜地喊道，不烧了啊？可吓死我了。他盯着田家艳说，妈，我没事，待会去学校。田家艳愣住了，他也愣住了，他们在冒着浓烟和雾气的过头屋互相凝望着彼此，有些模糊，有些诧异，谁也不敢吭声，不久田家艳用黑糙的手背抹着眼睛。他知道她又哭上了。他犹豫着走过去，由于个子矮小，他顺手拎了个板凳，稳稳地站上去，温柔地拽下田家艳的手，揩掉她不断滚出来的泪珠。不哭，乖，他小声嘀咕着，不哭，乖，仿佛侏儒父亲在安慰着他高大的女儿。[5]
一位粗壮、劳苦、委屈的农妇，和她像流浪狗般曾被嫌弃、虐待的继子——这样的母子情既像宿命又像浮萍，既温暖又窝心，让人想起所有生命中曾有过的柔软瞬间。这是属于一流中短篇小说的优美文字，在《云落》这部长篇小说中绽放着金子般的光芒。
这一部分的惊艳之处还不止如此。任谁也知道这样的故事线里要安排反差，比如天青原生家庭富足、冰冷，徐家则清贫、温暖，却很难想到天青对徐满福、田家艳两个人的感觉中也会有微妙反差。田家艳一心一意爱着孩子与这个家，任劳任怨到了愚昧的程度，徐满福游手好闲，被所有人鄙视，喝醉了酒就要拿田家艳撒气。在这个非常典型的关于中国式底层家庭的叙事中，天青出乎意料地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田家艳产生了怨愤甚至鄙夷的情绪，似乎构成了对上文那温情一幕的背叛；而他对徐满福偶尔的人性闪光心怀感激，这个一无是处、欺软怕硬的父亲，有时候会亲热地抱着捡来的继子，教他画画，和他讨论新闻上的国家大事。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张楚把一切都反着写，让读者对这个贫寒的重组家庭产生无限怜悯。
等长大些，他越发厌恶这个随时充满了火药味的家，厌恶唯唯诺诺的田家艳，厌恶从没踏足过庄稼地的徐满福，他甚至也不太喜欢那个终日忧心忡忡的姐姐。可是，可是，当他想起他们，内心柔软得犹如初春融化的河水。[6]
在天青身上，无处不在的矛盾心理无限拓宽着关于他的阐释空间。他是个“无面人”，诉说着关于“身份”的焦虑，“天青”这个名字属于徐满福的亲生儿子，就连那个被占据的“常云泽”也不属于他。这里作者的安排有些语焉不详、耐人寻味。第二十五章“东南街麻将女王”中，作者借老辈人之口说天青与常献凯的父亲极为相像，似乎是在暗示天青与常献凯的血缘关系[7]；但第三十六章“夜话”中，万樱又说天青也不是常献凯的亲生儿子，真的常云泽在五岁时死于心衰，天青是常献凯捡回的弃婴——“常云泽”这个名字前前后后对应着三个人，在天青和常献凯之前，还有一个真正的“常云泽”；然而紧接着的第三十七章“长相依”中，万樱又“恍然念起昨晚自己说了很多话，可到底说了啥，愣是混沌着念不起”[8]。
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叙事不断瓦解着天青存在的根基，传达着一种越接近真相就越接近虚无的深邃体验。天青永远也没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这身份又始终无形却有质，笼罩在他的头上让他无法安生。与罗小军类似，天青“被动”地面对着世界，从他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上，就能看出这个人对生活没有什么选择意愿，更缺乏应对的勇气。《云落》在云落之外给天青安排了多段性事，年长的女人们眼馋他的年轻和俊美，他也来者不拒甘当情人。当他被云泽推落大海、在医院昏迷许久，醒来看到“炮友”林美琴的约会短信，竟选择拔掉点滴按时赴约。按叙事中交代的情况，天青对林美琴既无炽热的爱情，他本人也并非性欲旺盛，由此推想，假若开篇时不是另一个女人带着天青“机缘巧合”地参加一个可疑的“灵修团”，他会想到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世吗？在这种心平气和地随波逐流，而又并非真正通透、淡泊的状态中，小说一点一点抽走了天青这个形象的生气。
小说结尾万樱写给罗小军的信中说，天青“两年没见，他至少胖了三圈，留着浓密的小胡子，一看就是个有福气、有文化的”[9]。看来“无面人”再次选择接受了现实，换上一张富态、安乐的新面具，永远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茫茫人海中，有你和我吗？也许作者借天青的命运，对我们发出了诘问。
三、今日方知我是我：生命的沉醉与迷狂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中，总有些让人难以忘记的男性形象，比如《水浒传》中的花和尚鲁智深，比如《燃情岁月》中布拉德·皮特饰演的次子崔斯汀。他们强健的肉体和骨子里的野性相互鼓动，于是安稳意味着痛苦难耐，他们势必要云游四方，在冒险中耗散过剩的生命力。当他们在这世界留下了足够多的、属于自己的爪痕，他们就会心满意足地寻找、面对死亡，让生命的痉挛与迷狂复归平静。这种人对征服世界没有兴趣，但他们会让轻慢自己的人付出惨烈代价，于是无论精通权谋者还是家财万贯者，都要对他们礼让三分。这种人也不见得是什么英雄好汉，受惠于他们拔刀相助的人和被他们伤害过的人一样多。善恶、道德绝无法用来评价他们，外人只看到一团快意恩仇的野火，看不到他们的内心也忍受着生命之火的煎熬。
《云落》中的常云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做过保安，当过打手，在阴暗的厕所粗暴地进入过处女的身体；他开着货车从神州最西北跑到最东南，在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过后抱着断颈的马头沉思，在混乱的群殴中把匕首刺入狞笑者的腹腔；他爱上万樱这个粗壮、安稳的女人，即便她长他一辈，他也要让安全感、羞耻感、性感、危险感在这段不伦恋情中汹涌交汇。
……他总是想到她，想到这个植物人的老婆，想到这个他十来岁就相识的厨娘，想到这个他少年时一想到就勃起的可怜女人。他内心涌动起的波浪会变成太平洋上的飓风，瞬息就将他拽至海底葬身鱼腹。他恍惚晓得，他，是爱上她了。
有时他想，人都说恋爱中的男人和女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却如坟墓中死去的人。是的，死去的人在黑暗中交媾，流着汗水，流着汁液，流着压抑的淫荡的喘息和污言秽语，流着露珠般的泪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女人会让一个男人仿佛重新出生了一次，连梦都是新的。他那时隐隐自问，难道，这就是书里所写的……幸福？哦，幸福。这辈子从未体会过的两个字，时常让他的眼眶里充盈着莫名其妙的泪水。[10]
当张楚写到云泽在大漠中抱着马头，思考人生或壮烈或荒谬但终有一死时，不知他是否想起了那位写下超人哲学的尼采。尼采也曾在闹市抱着一匹驽马痛哭，也曾与保罗·李、莎乐美留下荒唐的三角恋情。或许常云泽与尼采一样，都因抽象的权力意志体验到迷人且致命的自由，又被其折磨得痛苦不堪。作者一边写云泽幻想在辽阔的草原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和热情的哈萨克姑娘生儿育女，一边又写他和万樱在不见天日的斗室乱伦，万樱的植物人丈夫就躺在他们旁边，沉默地见证一切。万樱是一道并不透亮也未必纯洁的光，平复着云泽身上躁动的生命之火，也引着他走向终结。
鸠占鹊巢的身份与见不得光的不伦恋情，就是云泽在云落存在过的证据，他这样的形象，注定在纸包不住火前寻找一场壮烈的死亡。第三十五章“在德福”很精彩，写云泽与万樱作别后，和他曾经在厕所侵犯过的小女孩霍起芳结婚，新婚第一天被割喉杀死。读到这一段时，我们都知道云泽即将死去，我们都对这个回头的浪子恋恋不舍，却只能眼看他几次三番无视不祥的征兆，跳入命运的深渊。他带着霍起芳去商场买家电，新婚的喜气和路上遇到的绑架、讨债令人不安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事情对于往日混不吝的“泽哥”来说不值一提，而如今他只是一匹被幸福和平静拔掉了獠牙的豺狼，他的生命之火已经燃烧殆尽。
他感觉不可思议地摸了摸，鲜血像喷泉般涌滋出来……他想到了多年前他们在“火车厢”打工时，他陪着她在商场买过乳罩，还买过戒指。那枚戒指她至今都还戴着……从前她很瘦，戒指用红线缠了很多圈才能勉强带上，现在她胖了，拆掉红线，那枚十几年前的戒指不大不小正好合适……他猛地抽搐起来，他感觉到天花板开始旋转，眼也睁不开了……他觉得自己宛若刚出生的婴儿，有些委屈，也有些懵懂的欢愉……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吗？……万樱，万樱……他的嘴唇焦灼地蠕动着……我不是个东西……他恍惚看到包子铺外，女人们和老家伙正欢快地踢着毽子……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他想，万樱哭了吗……[11]
和天青不同，云泽并不纠结于身份的真伪与有无，快意恩仇地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云泽人虽狠厉，但作者却多次强调他的“痛感”，一次群殴后发烧，他“浑身关节疼痛，穿着粗线毛衣仍不停打寒噤”[12]，一次被别人捅伤，是“太他妈疼了”[13]，最后这次血如泉涌反而不痛了，带着点状况之外的恍惚感，好像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恶犬终须山上丧，对于云泽这样的人来说，能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未尝不是幸运。罗小军故事线承担着批判现实和荒诞反讽的意蕴，天青故事线则表达对“身份”的形而上省思，到了云泽这里，他承担着《云落》中所有的浪漫主义元素，他是深受作者疼爱和眷顾的角色。
四、日常生活：忍辱含垢的，与平凡喜乐的
最后分析由万樱串起的第三条故事线索。
万樱从小因为肥胖、指间长蹼被同学霸凌，青春期又被养父性侵。她一直暗恋罗小军，写出过无数情意绵绵的信，但从未得到回复。婚后丈夫华万春出轨、提出离婚，离婚前夕华万春因意外变成植物人，万樱又任劳任怨照顾他数年。在这期间，万樱与常云泽展开地下恋情，直到怀孕。云泽与霍起芳结婚，万樱只能独自面对曾是“云落有名的红小将”和“用标枪把他们物理老师的膝盖打得粉碎性骨折”的婆婆，以及用这个秘密来敲竹杠的街坊。万樱与罗小军人到中年后重新相遇，罗小军在春风得意时并未正视万樱，直到繁华散尽才发现万樱的感情弥足珍贵，但由于入狱，两个人的感情并无下文。
在《云落》搭建的世界中，万樱无疑是被侮辱、受伤害的人，但是她为罗小军的荒凉与荒诞增添了一丝希望，为常云泽的野性与自毁倾向增添了难得的温度。她用自己丰硕的肉体和粗壮的神经，忍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伤害，同时黏合、包容着一切。上文分析的两条线索与三个人物形象的内涵差别有多大，万樱这个人物形象在叙事中发挥的力量就有多强。正是因为有万樱的存在，《云落》才变得浑然一体。
该如何进一步理解万樱形象的内涵？又或者说她何以有这么强大的叙事能量？
万樱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想起一些以痛苦命运为主题的女性形象，她们是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形象谱系，比如《西游记》中唐僧的生母满堂娇，被杀夫的强盗霸占十八年，终于等来大团圆结局却“从容自尽”；又比如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任帝国列强、封建主义、军阀势力、民间草莽化身为不同的男人在她身体里留下种子，结出苦果；还有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长恨歌》、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等作品，都塑造出这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忍辱含垢的形象身上有着丰沛的文学性，原因在于她们经受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更是历史与文化的；历史是一条向前向后无限延长的线，她们的痛苦往往是这条线上的刻度，体现着历史向前运动的趋势；反过来她们的人生也借由痛苦被赋予意义，甚至升华为一种图腾或符号式的存在。
万樱身上有属于历史的一面，但她更属于日常与此刻。
《云落》在讲述万樱的故事时有意消除连续性。她是“忙”人，每天要扫大街、去窗帘店帮手、照顾老太太、打扫民宿的卫生、去按摩院当按摩师、照顾植物人丈夫……即便每件事只花一个小时，算上奔波在路上的时间，也足以填满她的每一天，于是她只能用“碎片时间”来推进故事的主线。这种安排很有趣，当一切都被打散为无数个充满当下性的“切片”时，“痛苦”也就一并被打散了。
这菜委实点多了……蒋明芳蒸的玉米秃萝卜顶疙瘩最受欢迎，盘中尚剩三两口，打包嫌费事，扔掉又吝惜，万樱干脆探手抓了，慌里慌张塞嘴里，忙不迭地咀嚼吞咽，急了些，噎住喉咙，去寻那豆浆，等一口灌下，再怯怯扫视房间，却半点人影不见，连常云泽也灭了踪迹……
她将桌上的剩菜剩饭拾掇利索，拎了塑料袋打着饱嗝晃晃悠悠下楼。楼梯走了过半旋而想起常云泽带的白酒，尚有剩余，又小跑着去包间查验，果不其然，有一瓶根本未启，还有瓶剩了足有二两，这大包小包的，车筐里根本放不下，她想了想，干脆将那二两白酒一嘴干掉，有点辣，又抓了条谁掉到桌上的驴筋扔嘴里，嘎吱嘎吱地嚼。窗外的雨似乎越发密繁，无数根雨针扎进春日的泥土……[14]
从没见过哪位作家把打扫剩饭的场景写得这么生动，这生动就是日常生活力量的具体表现。当我们站在历史的上空，抽象地谈论命运时，“痛苦”显得极为强大、盘桓不散；当我们进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具体地谈论命运时，来自“吃喝拉撒”的每一点极为真实的存在之乐，都有效地分散、中和着痛苦。万樱的力量，就是日常生活的力量，不仅万樱的现实时间是细碎的，在由她牵动着的《云落》的时空中，每一个人的现实时间都变得细碎。当作者拉开架势，详写一次相遇中的每一句对话、一道菜的每一个步骤、一场饭局的每一杯酒，就注定所有人、所有线索都要围绕着日常生活旋转，万樱的故事线也就自然成了定海神针，牢牢拴住了其他线索中飞扬的故事与思想。
五、张楚的世界：一个“县城”无法容纳的文学空间
《云落》集齐了张楚文学世界的诸多关键词。
比如“小地方”：从二十一世纪初的《曲别针》《长发》《蜂房》到2010年前后的《梁夏》《夏朗的望远镜》再到2020年前后的《中年妇女恋爱史》《和解云锦一起的若干瞬间》等，张楚一直在写这样一些夹在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方，《云落》题名所指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和庙堂、江湖微妙的距离感，使生长于此的人们有着观察、了解、咀嚼、享受周围的人与事、景观与经验的兴致和需要。比如迷茫的青年与蹉跎的中年：《云落》中的天青、云泽、云霓、霍起芳就是《梵高的火柴》中的涣之、《关于雪的部分说法》中的颜路；《云落》中的罗小军、来素芸就是《蜂房》中的老四、《夏朗的望远镜》中的夏朗、《中年妇女恋爱史》中的茉莉。他们被工笔细描、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只是为了铺垫即将到来的意外事件。
比如那些离开与归来：《云落》像《过香河》《和解云锦一起的若干瞬间》等张楚之前的中短篇小说一样，都写到生活在小地方的人们如何心怀远方，一旦到了大城市又发现自己的身体或精神忍不住要回到老地方。比如那些既向熟人们隐藏，又向读者们敞开，同时包含着快乐与痛苦的性事：《云落》中万樱和云泽的畸恋，让人想到《梁夏》中梁夏倘若暂抛自己怀孕的妻子，回应三嫂那充满致命热情的暗恋会如何。又比如张楚是写中短篇小说的高手，《云落》交代万樱、天青、云泽、郑艳霞等人“前史”的文字都不是长篇笔法，几乎可以抽出来作为独立的中短篇小说。
《云落》与张楚之前的创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他只是在用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反刍、总结。“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意味着张楚可以用不同的姿态掠过那个熟悉的文学世界，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那些曾经作出的判断、得出的结论。
谈论张楚的小说总是离不开“县城”（或曰“小城镇”）[15]和“70后”[16]这两个关键词。
比如有学者认为“县城”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张楚小说的内容、人物形象和美学风格，他的小说对于了解近三四十年的中国县城有着巨大的意义——“张楚的小说世界乃是以其成长的小镇空间、道听途说的人事为基础所构筑”[17]，“他的‘县城叙事学’还意味着从叙述抽象的城市到讲述具体而微的‘地方’，这不仅体现出他对具体事物的热情，也深刻呈现了社会学家项飙对‘附近’的发现”[18]，“他重建的是一个庞大的小城群体，一个当代中国的小世界、小社会”[19]。
而谈到“70后”时，人们感情复杂。单独面对其中的一个作家时，即便是前辈学者也不吝惜赞誉之情，比如这段发表于十年前的评价，即便用来评价《云落》也未必褪色——“他（张楚）的每篇作品，在生活的层面几乎都无可挑剔，生活的质感、细节和真实性几乎达到了‘非虚构’的程度，但是整体来看，其虚构性甚至诗性又都一目了然。”[20]而当“70后”变成了一个整体，人们就难以像谈论更早的一代作家一样那么充满激情，或是认为这一批作家是在文学和现实层面被双重挤压的一代作家[21]，或是认为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中的历史记忆、公共性都比较模糊[22]。
“县城”和“70后”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框定了张楚的世界。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这两个词既是一层屏障，在当代文学史评价体系还未发生足够的变化时，保护着其作品不会过早与那些擅写乡村、历史、传奇的篇章并置；但反过来说，它们也限制了对于张楚小说的阐释。
比如“县城”。耐人寻味的是，在评论张楚小说的文章中，“县城”“小镇”“小城镇”时常相互替代，当我们忽略它们在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别时，也意味着我们指向地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阐释未必准确。倘若张楚的小说只属于县城，为什么我这种毫无县城生活经验的人竟从中感受不到任何隔阂？这不仅是说我对其中那些根植于人性的爱恨情仇有切身感受，更意味着我感觉万樱、来素芸、郑艳霞们的生活状态就和我那些生活在“省会城市”的叔伯姑姨们高度重合。张楚写的是县城不假，但他那些扎实的生活、翔实的细节对应的应该是一个在县城之中、但远比县城更小的人际规模——一种相当稳定的，由地域、血缘、职业、收入划分出来的“社群”，说得俚俗一些，就是由各种意义上的熟人组成的“圈子”。
当我们习惯了把“熟人社会”[23]和乡村绑定在一起时，可能忽略了这种由熟人组成的“社群”或“圈子”是无省市县乡之别的。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假若我们在大城市里保持一种相对有规律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哪怕是在地铁、公交这种为流动性而生的空间里，也固定地出现着熟悉的面孔，即便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我们对彼此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今天穿的是否为新衣、又是否因为起迟而未梳洗一清二楚。张楚的《夜鸟》写到主人公离开家乡到了北京读大学[24]，小说中的人都没有名字，只被代称为“女孩”“室友”“陕西人”等，读者仿佛进入人们都被遮住面孔的陌生世界，但这其实并不妨碍作者继续以一贯的细腻笔触去写身边的那些熟人，并在此基础上结构故事。
所以当我们以为张楚在写县城时，其实他是在用一个远比县城更小的东西，在写着比县城大无数倍的空间，县城是他的起点，却不见得是他的终点。举一个未必恰当的例子——当物理学家在研究原子时，我们一般不会去想这个原子是来自一匹马还是一只猪，而是倾向于认为物理学家在研究这个宇宙。
这就自然而然过渡到了“70后”的问题上。曾经我们认为他们的创作中缺乏公共性，然而当1990年出生的我开始对1974年出生的张楚产生共情，认为我少年时期的“省会”经验竟和他从2001年开始讲述的“县城”经验高度相似时，是否可以说张楚的创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击穿了时间、空间的隔阂与个体的差异，而进入到“公共性”的范畴之中？而在2024年的我们看来，他写的那些一二十年前的事其实也是历史，就像20世纪80年代作家们书写1960年代、1970年代一样——《云落》中的房地产、贷款、集资对于无数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就是不啻于革命、政治、自然灾害的巨大历史事件。
上面简述了《云落》与张楚创作史、学界相关研究的联系，在准备这一部分时我也发现张楚之前的创作中潜藏的某些面向，却在《云落》中完全没有出现。《夏朗的望远镜》《直到宇宙尽头》《木星夜谈》等作品都写到茫茫宇宙甚至外星人的到来，这是《云落》中未见的，作者对星空、对于地外世界的热情不禁让人想到在从“县城”走向“世界”之后，张楚可能还会走向更远的地方。
《夏朗的望远镜》张楚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当我写下“张楚的世界”这个小标题时，发现它和那部著名电影《楚门的世界》不过一字之差——而那部电影讲的也是一个从小城通向世界的故事。电影结尾楚门划着小船离开家乡，当船头轻轻碰撞被画成蓝天白云的墙壁时，他发现了人生和世界的边缘。他心中电闪雷鸣，面上平静如水，他向观察、欣赏了自己前半生的人们鞠躬致意，转身推开了一扇通向未知的门。不知我们的小说家张楚完成将近四十万字的跋涉，敲下《云落》的最后一个句号时，是否也怀着和楚门一样的心情。
在看到《云落》成稿之前，我曾和张楚聊起这本书的创作。我好奇写的是什么、怎么样，他只留给我一句听不懂的话——“我这本书写得特别细”。我一头雾水，不知这“细”指何物。后来初读时，我也曾为书中诸多闲笔与枝蔓头疼，暗暗设想若大幅删去来素芸、蒋明芳、藜麦辛等次要角色的段落会如何，以为这“细”指的就是巨细靡遗、不厌其烦。直到我阅读多遍时方才有所领会，这“细”指的其实是属于日常的碎片化叙事既会打破一切又会细水长流，直到穿过无数个针鼻般的窄门，串联起一幅我们已经忘记的图景，这图景中蕴藏着强大的力量，以至于非将其铺展于这么长的篇幅中，就不能让人驻足领悟。
写到这里，文章已经很长了，但仍留下不少遗憾。比如对“中短篇语言”和“长篇语言”的缠绕未及充分理清。《云落》的叙事结构大致可以被理解为一座“悬臂桥”的形状，从开篇天青回到云落，到结尾罗小军入狱，这不到一年的现实时间是“桥面”，作者使用的是碎片式的、描述日常生活的“长篇语言”；关于万樱、罗小军、来素芸、天青、常云泽等人前史的叙述是一座座坚实的“桥墩”，作者使用的是连贯的、描述历史的“中短篇语言”。正是这种纵向支撑横向的叙事结构，导向了文章开篇所说的看上去既长又短的矛盾体验。“桥面”有来自日常的巨大力量，但“桥墩”似乎更有殊别于一般“长篇语言”的美感，这种事发生在张楚这样善写中短篇而少于长篇创作的作家身上，应该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
刘诗宇
作家出版社2021
再就是面对篇幅这么长，且充满倒叙、插叙的作品，我也非常乐于从中“挑剔”出一些叙事上的漏洞，比如设计常玉才的支线有何意义？万樱投河时遇到的那位老太太，明显是河神一般的人物，她救了万樱就已经完成了叙事任务，为什么还要立下一个在小说结尾没有交代的明年今日之约？
又比如我阅读《云落》时恰逢2024年春节前后，当时有一部名为《热辣滚烫》的电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女主演贾玲在一年时间内减掉一百斤体重，这让很多从励志或女权角度观赏电影的人得到极大满足，当然也激起很多人的不满。贾玲饰演的角色总是让我想起万樱，《热辣滚烫》与《云落》同时登场并非“巧合”，必有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互文关系连接着它们。在《云落》的人物对话里，人们多以“胖货”“死胖子”“猪”“傻子”指代万樱，然而她几乎不会因此难过，更没想过要改变自己。这绝不是因为她习惯了这样，又或者觉醒了什么女性意识，而是因为她从“吃”——以及由“吃”衍生出的日常生活，例如每一个晴天、每一次阴雨、每一顿饭、每一件工作、每一次性爱中感受到了最单纯的“存在”的快乐。万樱不是白纸一张，她徘徊在华万春、常云泽、罗小军三人之间，在世俗的道德层面肯定是有争议的，但为了留住属于日常、属于人的幸福，她拒绝成为“无愧于所有人的人”。假如能在大众文化的视阈展开讨论，《云落》一定能获得更大的阐释空间，而这样一部文学作品也定能为人们带来思考现实的不同角度。
在读《云落》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让人拍案叫绝的段落，也在叙事、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上看到不少意犹未尽之处。曾经我在一篇文章中讨论文学的“经典化”，其前提就在于有“创造性误读”的空间且禁得起“误读”。无论《云落》还是张楚的其他创作都符合这个前提，希望这篇文章能成为那些文字的一个“侧面”或者“投影”，进而激活属于它的、更广阔的天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七十年文学批评的范式嬗变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BZW17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小说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年冬卷发表时题名《云落图》，后来单行本更名《云落》，本文主要依据期刊版写成，为了论述方便，行文中使用单行本题名《云落》，特此注明。
[2][3][5][6][8][9][10][11][12][13][14]张楚：《云落》，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229页，460-461页，361页，363页，434页，495页，192、195页，423-424页，190页，194页，217页.
[4] 小说一共四十一章，第二十三章“彼此”中，天青的身世才完全揭晓。
[7] 笔者曾就此请教作者，结合单行本中的修订，故事的设定应为：常献凯有一亲生哥哥早年离家，后将自己在外面生的孩子送回家乡，放在家门前；这个孩子就是天青，实际上他相当于常献凯的侄子，这也是天青和常献凯的父亲常玉才颇为相似的原因。相关细节的交代较为隐晦，需要细读分析、推敲。
[15] 参见张莉：《张楚中篇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有内心生活的人才完整》，《文艺报》2012年11月30日；饶翔：《作为美学空间的小城镇——对张楚小说的一种解读》，《文艺报》2013年10月11日；陈涛：《发现一种真实的生活——评张楚小说的小城镇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马兵：《70后作家的五副面孔》，《小说评论》2015年第4期；石晓枫：《张楚“小镇/小城”系列作品的叙事特质与意义》，《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1年第2辑；艾翔：《探索小城镇版图边界的可能性——张楚小说世界的立体营造及其价值》，《南方文坛》2022年第2期；徐刚：《“县城叙事”：附近空间与切身的人——论张楚〈云落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等。
[16] 参见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刘涛：《70后六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曹霞：《论“70后”的书写主题与叙事策略》，《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左马右各：《张楚论》，《作品》2021年第1期等。
[17] 石晓枫：《张楚“小镇/小城”系列作品的叙事特质与意义》，《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1年第2辑。
[18] 徐刚：《“县城叙事”：附近空间与切身的人——论张楚〈云落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
[19] 张莉：《张楚中篇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有内心生活的人才完整》，《文艺报》2012年11月30日。
[20][22] 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
[21] 参见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23] 费孝通使用“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时，有区别乡村和城市在社会关系、法治环境方面的不同的意味，并不适合被用来构建熟人-乡村、陌生人-城市的对应关系。
[24] 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宠物医院，名为“北京爱牧家动物医院”，这似可证明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参见张楚：《夜鸟》，《小说月报》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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