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有一面雪花白大理石砌成的墙，长23.1米，高2.4米，把约16500字的宪法文本，郑重地镌刻在大理石上，被称为“宪法墙”。初见它时，端庄厚重的魏碑字体，大气磅礴的景观现场，飘逸灵动的祥云边框，从右至左的竖排位向，随着眼睛的不断凝视，都簇拥着奔入眼底。人们在此驻足，在此思考，在此品味，在此存照，默默地打开规范的天窗，感受宪法的暖阳。爱默生说，如果人的双眼，生来就是为了凝视，那么美，就是她存在的全部理由。
宪法是一个民族理想的承载者，它的美沉潜于立宪目的中
1787年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用一个含有52个英文单词的长句，昭示了制宪目的：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褔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据说，“We the people”这三个英文单词，是美国宪法中被引用率最高的部分，显现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三个词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我国现行宪法，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法保障。用“确认”和“规定”两个词，把立宪目的深深地嵌入到了宪法序言之中：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般认为，确认是对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的认可，核心要义是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规定则面向未来，关键是解决制度建构和国家目标问题。中国的立宪者，把中华民族古代的历史、近代的命运和当代的需要，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清晰串连起来，并庄严地告诉世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人民通过行使制宪权，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有一本书叫「彭真传」，书中记述了彭真主持1982年宪法起草时的情景。为了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彭真花了很长时间琢磨，宪法文本当怎样表述，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先写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四件大事，由四件大事引出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把拣选的四件大事概括为：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彭真解释，这四件大事中，有三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干的，所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历史的根据和缘由。王人博教授曾说，中国宪法是中国革命和发展过程中，通过某种程序凝聚共识的结晶，这是宪法成为根本法的关键。
如何理解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关系，曾任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的乔晓阳先生说，这是进入我国宪法文本的天窗。他强调，国家根本任务和目的，决定着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建构的原则和方向。我国2018年修改宪法，向全世界宣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这一目标要分两步走，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国家就必须坚持习近平“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法治思想，保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保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不动摇，保证宪法确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维护宪法权威。
毛主席曾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国宪法同一些外国宪法相比较，一大特色就是明确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事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都离不开宪法的保障和推动，也无不闪耀着宪法精神的光辉。
宪法是一个民族思维的映现者，它的美投射于宪法结构中
结构一词，包含了两个要点，即事物的构成要素和这些要素被连接、安排或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宪法的结构，是宪法精神和价值转化的结果，它勾连着一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选择。因此，宪法之美，就不仅是内容上的，也是结构上的。
1953年12月28日凌晨，杭州火车站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他们是新中国宪法的起草者，住西湖岸边的北山街84号。主人公毛泽东被迎进刘庄一号楼，三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则住在30号楼。毛泽东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个好地方。他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可见，在南下的火车上，在轰鸣的汽笛中，新宪法的模样已经在领导人的脑海里酝酿。不过，一部宪法与一个美丽的地方相遇，这背后一定有种说不出的力量。
立宪是制定元规则、进行国家制度顶层设计的行为，需要鲜明的指导思想和高超的政治艺术。在起草会上，毛泽东首先亮明观点，搞宪法就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为起草一部卓越的宪法，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中外宪法文献，还给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们开列了参考书目，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在研读1918年苏俄宪法时，毛泽东发现，把列宁撰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这部宪法的序言，是苏俄的一大创造，由此受到启发，遂决定在中国宪法的总纲前，也写一个序言，既能宣示制宪目的和政权的合法性，又能与苏联“老大哥”的宪法风格保持一致，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此后，我国历部宪法都采用了序言加正文的结构形式。
胡乔木是个有才的人，叶永烈有一本书叫《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书的封面介绍，毛泽东喜欢胡乔木的才，胡乔木让毛泽东非常省心，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他说个题目，讲个大概，立马就能成为一篇大文章。胡乔木也是个有思想的人，作为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他对宪法的完善作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是对现行宪法结构的调整，可以说居功至伟。
1982年2月16日上午，中央书记处讨论宪法修改问题。有人坚持总纲之后写国家机构，然后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胡乔木则认为，应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理由是：权利义务是总纲的补充和继续，国家机构是为总纲和基本权利服务的。经过反复讨论，还是没达成一致。当天下午，胡乔木让秘书告诉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王叔文所长，尽快把各国宪法中权利义务和国家机构部分规定的情况查清楚，列成表格，明天上午9点之前送交。王叔文等专家查了111个国家的宪法，发现有101个国家把权利义务放在前面，只有10个国家把国家机构放在前面。2月17日下午，邓小平找彭真、胡乔木、邓力群等谈宪法修改问题，他明确地说，从1954年到现在，原来的宪法已有近30年了，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我同意乔木的意见，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一章放到国家机构的前面。
宪法结构如何安排是宪法的形式问题，不过它内含着宪法的原理和价值。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机构是手段，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是国家的责任，这样的宪法思维契合了人类追求完美的政治取向。宪法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示范者，它的美渗透于真理光芒中
与文学和艺术语言不同，法律语言有它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规范要素。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说，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作为万法之母的宪法，由于其根本法、高级法和政治法的不同面相，更凸显了庄重朴素和简洁凝练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