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打工，我是座上宾，母亲是佣人丨人间·再见8

1998年的夏天，我加入南下打工的队伍，来到了广州。

家乡小镇一天一班到广州的绿皮火车已没有坐票，我与一群外出务工的老乡混在一起，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经过三天两夜漫长的硬扛，终于来到这个未知的城市。

同学张静来接我。正值酷暑难耐，见到她时，她的衬衫已经湿透，汗水还顺着脸往下滴，脚下的地面已是湿漉漉一片。带着同学重逢的喜悦，她说了一句：“你终于来了！”我也流着汗，有些不好意思，笑笑说：“给你添麻烦了。”

张静帮我提着行李，带我穿过广州火车站人流拥挤的广场，到流花车站上了去天河的班车，经过两小时的车程，总算到了她租住的地方。在这个屋顶阁楼上的小屋里，除了一张小床、一张小桌、一把小椅，已经没有了多余的空间。

到晚上睡觉时，我才发现了更尴尬的情况：原来这么小的小屋，还是张静和另一个女孩合租的，我的到来，让她俩只能收起小桌子，在地上铺凉席打地铺。

她俩都让我睡床，我没有同意，自己执意睡到了地铺上。

这个晚上，我失眠了，在地铺上辗转反侧，窗外没有月亮，但霓虹的光波却使夜空格外的亮。

遥望着夜空，我突然开始挂念——不知在深圳的父母，夜里睡得可好？

事实上，我选择来广州打工，就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我的家乡算是国内有名的酒城，父母都是国营酒厂的职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酒厂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为了搞活经营，开始搞承包。父亲在3年前承包了酒车间，却也没能如想象那般有什么改善，反倒亏损严重、欠债无数。父母的那点收入和我在乡镇中学做教师的微薄工资，基本上都用来还债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8年年初，在父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们被酒厂“一刀切”，下岗了。

下岗来的太突然，父母与所有的工人一样，一次性买断了工龄，可买断款还不够抵债。人到中年，除了酒厂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傍生的技能，在老家根本找不到事做。没有还清的外债，让我们一家陷入困境，父母求爹爹告奶奶，才去了深圳远房亲戚的小餐馆打工。亲戚小本生意，工资也苛刻，两人每月工资才几百元，除去生活费，就算省吃俭用，也剩不了几个钱。

虽然父母希望我留在老家，继续安稳的生活，但我在反复思量后，还是下定了决心：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勇敢地迈出步子，到大城市寻求机会，尽管前路未知，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要试一下，替父母分担起家庭的重担。

父母见我决心已下，也无可奈何。在他们去深圳打工两个月后，我交接完了两年的中学教师工作，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伴随着脑袋里火车“哐当哐当”的回响，我睁着眼等到了天亮。

第二天一大早，张静单位有事请不了假，匆匆把我带到天河周边逛了逛，就急着去上班了。

大街上人来人往，炙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大概是睡眠不足，我的头有如针扎般灼痛。

我没有方向地闲逛，突然发现前面人潮涌动，走近一看，原来到了南方人才市场——张静说过，这里是广州最大的人才市场，我知道这就是我找寻希望的地方。想想自己已经有了两年在学校教书育人的工作经历，我给自己打了打气，走了进去。

可一跨进人才市场的大门，我就懵了：到处是人流和嘈杂的声音，除了攒动的人头，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无意识地随着人流走。

忽然，有个男人拉了我一下，问道：“第一次来找工作吗？”

我一看他胸前挂着工作牌，写着“工作人员”，便答道：“是呀。”

他说：“有个工作很适合你，招聘的单位在那边，我带你过去。”

正在发愁不知怎么找工作的我心中暗喜，于是跟他走了过去。他把我带到人才市场大门边上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面前，介绍道：“这是卢主任。”

男人与卢主任低语几句后，女人开口了：“说说你的基本情况。”我很快介绍完我的情况，卢主任很满意，说：“我们是外贸公司，很需要你这样的外语人才。”说完，稍作停顿，又看了看四周，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现在就带你去公司看一下，明天就正式上班。”

我内心这叫一个激动，这就找到工作了！

跟卢主任走了一段不算远的路，进到一座高层写字楼，大厅金碧辉煌。她介绍到：“这是我们公司的前台，办公在二楼，我们先去办公区看一下。”上了二楼，有十多间办公室，人来人往，卢主任说，外贸公司都挺忙，上班就像打仗一样。她带着我把每一间办公室都介绍了一下，最后，在走廊尽头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前停下，告诉我：“明天就来这里上班。”

看着这么舒适的办公环境，我不住地点头。忽然背后传来一声“小卢”，转头一看，一个男人正从洗手间出来。

卢主任叫道：“李总！我正要找你，这姑娘挺不错，我准备招进来，你跟她聊聊。”接着向我介绍：“这是我们的李总。”

李总说道：“好呀，不过我办公室空调坏了，正在修，要不我们去前台坐坐？”

回到前台的茶座，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李总显得很热情，直接说：“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呀！卢主任看中的准没错，啥也别说了，明天就来上班吧。”然后又一拍脑袋，说道：“服装公司的人来了，公司今天正在统计做工作服的事，还有很多事情要我去处理，我先走一步。”可刚走几步，又似乎想起了什么，猛然回头对卢主任说道：“要不把她的工作服也做了？”

卢主任爽快地答应了，上下打量我一番，说“她穿M码就好”。工作环境好，领导热情细心，还有统一的工作服，我心里乐开了花。

目送李总走远后，卢主任转头对我说：“公司工作服冬夏各一套，用高级面料，公司出大部分费用，不过需要个人也出少部分，300元，意思一下而已——你这样吧，先把工作服300元交了。”

我心里略有迟疑：之前在学校的工资一月才200多，这一下就300元……卢主任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说道：“你的工资试用期就有1500元，转正后2000元，这300元不算什么，何况，我们工作服面料好，到市场上买至少要1000块钱才能买到，你不会舍不得出这个工作服费用吧？”

听着她的话，我不免为自己的小心思感到羞愧，想着明天就可以正式上班，赶忙答道：“好，没问题。”然后就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包夹层里，把此次出门带的钱抽出了一半，递给了卢主任。

卢主任接过钱，说道：“这才对嘛，工作服做好，穿得漂漂亮亮，工作起来心情才舒畅嘛。好啦，今天累了半天了，你也先回去休息，明天早点来上班哟！”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路都沉浸在快乐中，想着来到广州第二天就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如果有一双翅膀插到我身上，我都能飞起来。

张静下班回来，听说我已经找到了工作，也很为我高兴，跟室友一起共同举杯为我庆祝。

第三天一大早，张静特地请假陪我去公司报到。到了写字楼，张静很是羡慕，她说她知道这里有很多大公司，在里边工作的都是高级白领。

我们充满信心来到二楼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我敲了敲门，里边有人很客气地应道：“请进。”我冲张静点点头，示意她在外等我，然后挺起胸膛走了进去。

一位中年男人站了起来，问：“有什么事吗？”

我微笑着回答：“我是来报到的。”

男人略有吃惊，嘀咕一句：“有招新人吗？”

我说：“是的，卢主任昨天在南方人才市场招的。”

男子马上正色道：“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卢主任，也没有招人的需求。”

我的心往下一沉，赶紧将卢主任的外貌大致描述了一番，但中年男子没有任何印象，他说更没听说过李总之类的人物。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出的那间屋，心一点点地往下沉，脚都有点不听使唤了。张静嚷嚷着要报警，一位好心的保安告诉我们：“这里时不时会出现骗子，前两月也有人被骗了，也报警了，但却没有证据，立不了案。找工作不能急，一定要小心。”

于是，我就这样被白白骗走了3个月才存够的钱，被现实狠狠地甩了两耳光。初出小镇、对外面世界认识肤浅的我，就这样被“热情”与笑脸蒙蔽了双眼。

又度过两天的颓废时光后，当我再去找工作时，已是周末。这一次，张静专门陪着我——她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工资并不高，条件很苛刻，很难请到假，只能利用周末陪我去人才市场。

我们在一个个招聘展位前，一次次被打败在各种问句里：

“有本科文凭吗？”

“英语多少级？”

“打字速度多少？”

“懂网络？会用Email吗？”

最后全部是一句客气的回答：“对不起，你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大专毕业，那点英语水平只能应付初级教学，1998年时电脑并未普及，在家乡的乡镇中学教书，打字和上网都没机会接触。

就这样，连着两个周末下来，我的自信心强烈地萎缩了，我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还有那么多知识等待自己去学习。走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和耀眼刺目的阳光，摸摸口袋里越来越薄的钞票，内心一片焦虑茫然。

又一个周末，也是我到广州的第十八天。我又走遍了人才市场全场，还是被各种拒绝。我实在没有信心再找下去了，内心甚至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回家的想法。

我和张静站在靠近前台的一个角落歇息，相顾无语。突然身边响起一句：“你好，请问能借一下笔吗？”

说话的是一位中年女子，我下意识地把笔递给她，她填写了一张表格，然后问工作人员说：“找家教，表要交到哪里？”

张静使劲拍了我一下，开心地指着我，我猛然反应过来——这工作可真的挺适合我。

有上次被骗的前车之鉴，我冷静了下来，直到看到她向登记处走去，掏出身份证，告诉工作人员要急招英语家教，我才鼓起勇气，上前问道：“您需要英语家教吗？”她回头看着我，答：“是呀。”

“能看看我的简历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女人很满意我的情况，告诉我，我的工作是给一位老板的女儿当英语家教，两个月，包吃包住，工资是以前我在学校的两倍，马上上课。

走出南方人才市场，太阳正猛，但却热得心暖，热得爽快。女人带我们走向一辆小轿车，上车前我迟疑了一下，她倒是很理解，告诉我她姓徐，是老板家的管家，还掏出了她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

回到张静那里拿上行李后，我独自登上了小轿车，忐忑又兴奋，仿佛即将走进一段未知的旅途。在车内我不再言语，一个多小时后，我跟着徐姐和司机，来到了郊区的一家服装厂。

这家服装厂有高高的围墙，两扇大铁门。车行到门前，大铁门就开了，从车内望出去，门口拴着一条大狼狗，尽管在车里，从小怕狗的我还是有点发怵。

经过一个篮球场，小轿车停在了一栋别墅前，徐姐带着我经过长长的大厅，来到会客厅，让我坐下后，她就去请老板了。我打量着四周，清一色的红木家具和一些瓷器装饰品，显得很是高档。

老板很快就来了，中等个，脖子上带着根很粗的金项链，透着一股生意人的精明，说话倒也爽快客气。他打量我一番，说道：“先安顿好，明天正式上课。好好教，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徐姐。”

我尽量保持着平静，不卑不亢地说：“谢谢您的信任，我会尽全力教学。”

徐姐带我来到家教的宿舍，条件还不错，单间，有空调，有宽大的席梦思床。当晚我备完课躺在床上，也许是多日疲劳，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早起床，和老板一家在饭厅吃早饭。老板夫妇二人都在，唯独没见到我的学生娜娜。

等饭都快吃完了，娜娜才睡眼惺忪地出现。小公主因为从小家庭条件好，性格刁蛮，对其他人脾气都不太好，但与我相处还算相安无事。她很聪明，记忆力很好，就是学习态度不认真，忘的比学的快，所以成绩一直不算好。

娜娜开学就要上初一了，她父母希望我能给她补习一些英语的基础课程。刚开始，教学并不顺利，娜娜边听边玩，并不理会我的讲解，就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我索性投其所好，先陪她玩，处成了朋友，再对症下药，既树立她对学习的信心，再慢慢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才一周下来，娜娜的英语就有了明显提高。

徐姐悄悄告诉我：“这已经很好了，之前好几个家教被娜娜骂走了。”

家教的生活很单调，每天给娜娜上完课，我就待在宿舍看书，连服装厂大门都没有出过。老板夫妇对我的教学相当满意，大家对我也都很尊重，我的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

一天中午，上完课来到饭厅吃饭。这天桌上比平日又多添了几个菜，徐姐说，“厨房新招了一个阿姨，做菜很棒。”

我嘴里吃着这些菜，竟然觉得有种妈妈做的饭的味道，心里突然有些伤感。

恍惚间，徐姐声音又响起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这就是新来的阿姨。”我抬起头来，不禁惊住了——端着汤的“阿姨”，正是我的妈妈。

妈妈也看到了我，用眼神示意我别说话，微笑着向饭桌上的老板夫妇等人问好后，就出去了。我毫无心思吃完了这餐饭，悄悄蹭到厨房，想要问个究竟，可妈妈并不在——估计她被安排去员工宿舍住了，我住在别墅区，对员工区不熟，也不敢贸然去找。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来到厨房，妈妈果然在准备早餐。妈妈小声说道：“你给我们打电话说你来广州了，不放心你，本来去张静那里来看你，她说你来这里做家教了，我就过来了，刚好这里在招做饭的阿姨，徐姐大概以为我是来应聘的，我也就将错就错，被招进来了。”

我还没开口，眼泪就止不住掉了下来，妈妈给我擦了擦，说：“想想两个人在一起有照应，这样我也放心了”。

生活就以这样的方式给了我惊喜，给了我和妈妈来之不易的相聚时光。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与妈妈当“工友”的日子。

可以，某种意义上，这种日子让我在良心上总是有些煎熬：广州的夏天里，我住在单人空调房，睡着席梦思，出门有小轿车接送，吃饭有人伺候；而妈妈住在六人的员工宿舍，睡上下铺的铁床，每天要走几里路去批发市场买菜，再顶着烈日回来。

我好几次有向老板请求让妈妈搬来和我一起住的冲动，但都被妈妈制止了。妈妈说，员工宿舍的条件已够好了，她已经相当满足：“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了，你是老板的座上宾，而妈妈只是老板的佣人，要保持距离。”

我只能作罢，尽管内心仍隐隐作痛，却又无能为力。

妈妈除了每天要给老板一家做饭，还得负责打扫别墅区的卫生。别墅区有两条小哈巴狗，是老板娘最宠爱的宠物。两只小宝贝恃宠而骄，每天到处撒着欢乱跑，特别喜欢遍地拉屎撒尿，妈妈打扫卫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每天清早把满别墅区的狗屎捡干净。

一天早上，大厅传来了老板的怒斥声：“谁扫地？你怎么扫的？！”

我一听到老板发火，心里就是一个激灵——这是妈妈负责的工作啊！当我跑到大厅时，一群佣人已经毕恭毕敬站在老板面前，听着老板的呵斥。妈妈低着头，弯着腰站在最前面。

妈妈下岗前好歹也是酒厂包装车间的主任，是我们家的女王，何时受过这样大庭广众下的责骂？没有亲眼看到，我实在难以相信妈妈是那样的隐忍和坚强。

我强忍着泪水，却迈不动脚，直到人群散去。

也许，这只是妈妈下岗后众多次挨骂和白眼中的一个小插曲，她并没有太当回事，老板发完了火后，她也只是默默拿起扫帚和拖把，忙碌着打扫。

惹祸的还是那两只小狗，本来那天早晨妈妈已打扫干净，谁知道一个小东西又拉稀，碰巧老板当天穿上新皮鞋外出去商务活动，一不小心就踩上了一脚。

妈妈事后安慰我说：“人一生总会遇上形形色色的人，遇上千千万万的事，别太在意，做好自已，别往心上去就好。”

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

一天下午，我提前在老板书房给娜娜上课，因为晚上老板娘要带娜娜去看张惠妹演唱会——她们娘俩都是张惠妹的粉丝，门票也早就买好了。

娜娜在主卧冲凉，老板娘就来到我们公共区冲凉。娘俩一番梳洗打扮之后，开开心心地早早出门了。

我半夜睡得正香时，被看完演唱会回来的老板娘哼的张惠妹歌声吵醒，看来她们还在极度的亢奋中。可歌声一会儿就中断了，似乎还传来一声惊呼，然后就没了声响。迷迷糊糊中，我转身又睡着了。

天亮了，来到饭厅吃早饭，我发现气氛有似乎有点凝重，老板、老板娘、徐姐，连娜娜都在。我心里还奇怪——他们半夜不睡觉，这么早起了床，精神还那么好。

看到我来了，徐姐匆匆起身走了。这时老板娘说话了：“听说我昨天冲完凉后，你去冲凉了？”我说是呀，她们出门后，我上完课一身的汗，所以也去冲凉了。

“你有捡到什么东西吗？”老板娘急切地问道。

“没有啊。”我肯定地答道。

老板没有说话，只是瞪大了眼睛，望了我一眼。

吃过饭，回到宿舍拿书准备给娜娜上课，才发现我房间里的东西，有明显被翻动过的样子——难道是徐姐干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感到愤怒，可也不知找谁理论，只能自己生闷气。课间休息时才听一个佣人说，原来是老板娘的金项链掉了，“也不知哪里掉的，但演唱会拍的相片上就已经没有了”。

老板娘半夜里就叫打扫卫生的妈妈去把所有垃圾袋都翻遍了，也没找到，所以她分析是冲凉时掉的——我是她之后冲凉的，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

我去找妈妈，她面带倦容、挂着黑眼圈，告诉我说：“万事不要急，身正不怕影子歪，别管那么多。”

有了妈妈的安慰，我才放下心来。

没过几天，听说老板娘找到了项链，就在她床头柜的夹缝里。原来她换衣服时，把项链随手取下放在床头柜上，结果项链掉了下去。

清者自清，从那天后，老板娘看我的眼神，似乎还多了一丝愧疚。

那段时间，娜娜的英语成绩提高很多，我也略感欣慰。

在教课的同时，我也在进行自学，娜娜其实也是我的小老师，看她用电脑的时候，我也学会了上网，学会了用Email。我相信再去人才市场应聘，我会自信很多。因为我跟老板约定家教结束的时间是8月20日，在娜娜开学前一周。

离开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就在离开服装厂的前一天中午，吃饭时，厨房传来了巨大的声响。我们闻声都跑了过去，是陶瓷面灶爆裂了，灶上的汤被炸得四处都是，妈妈蒙着脸，缩在了角落。我已顾不了那么多，冲过去，抱住妈妈。妈妈抬起头，还好没有什么大伤，只是手有些烫伤。

我和徐姐带着妈妈去医院处理好伤口，回到别墅区后，老板夫妇却把妈妈叫去了办公室。

原来，老板竟然给妈妈算了一笔账——他趁我们去医院的工夫，请来商家看了陶瓷面灶爆裂的情况，无良商家不想承担责任，推说是操作不当引起的事故，于是责任全落在了妈妈身上。

老板假惺惺地说：“也不能全由你承担，我们一人一半。”算下账来，妈妈一个半月的工钱全部用来抵扣都不够，还得再给他白干一个月才能还清账。

生活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亮出考题，可我们已经不起风浪了。我愤怒至极，却无以为计，思虑再三，只能强按捺住怒火，先去找到老板领了家教工资。趁老板高兴，我请求老板看在我的面上，让妈妈少赔点钱。我依旧没有提及我和妈妈的关系，我觉得在一个商人面前提及道德和亲情，明显多余。

老板很诧异，不明白我和妈妈究竟什么关系，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最终，妈妈被扣了全部工资，只是不用再多白干一个月。

离开老板办公室，我再也不想在服装厂多待一分钟，哪怕今夜露宿街头，我也要带妈妈离开。

我和妈妈离开服装厂时，是8月19日下午4点，惊雷频频，瓢泼大雨，厂门口的大狼狗狠命地狂吠。我和妈妈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雨中，没有说话。我流着泪，任由雨水冲刷我的身体，惟愿泪水如大雨般一次倾倒干净。

担心妈妈手上的烧伤淋湿发炎，我们到一所私立学校的门口躲雨。学校的门卫大爷很和善，让我们进了传达室。在闲聊中得知我以前是老师，大爷告诉我：“到学校教书很适合你，不过我们学校小，这学期不招老师了，不过有一家新开的学校正招老师，你可以去试试。”说着还给我写了学校地址和电话。

人生的滋味有千百种，大爷的雪中送炭令我倍感珍惜，拿着这张纸条，内心的感动，只能用不停地鞠躬来表达。

妈妈决定当晚就回深圳，送别妈妈的时候，我把两个月家教的工资全都塞进了她的包里。

后记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坐车按大爷的地址来到那所新开的学校。这所私立学校校区很大，从幼儿园、小学部到初中部都有，能容纳2000多名学生。

学校正需要大量老师，我顺利地通过了面试。这里的工作远没有想象的轻松，老师要出去招生，满大街发宣传单，还要带着桌子凳子在农贸市场或者人流众多的街边摆摊设咨询点。回到学校还得布置教室，打扫卫生，搬凳子抬桌子摆花盆，扫地擦窗户。

很多老师都叫苦，埋怨各种繁杂的工作，而我却愈发沉稳，脏活累活都走在前面，经历了那么多，我知道我只能感恩终于找到一个栖身之处。

也许在同事们眼里，当时的我还有点傻气，但我并没觉得吃亏，还把课余的时间都花在教学研究上，学生们都很喜欢上我的课，我的班级英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一个月以后，我被任命为校团委书记，分管初中部德育工作兼任英语部主任。在1998学年结束的总结会上，我被评为了学校优秀教师。

记忆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而这段我和妈妈一起打工的日子，却始终未从我记忆里消失，反而因时间日渐久远而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