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日记体说起，逐渐引到日本战后编辑出版的“战史丛书”。经过王升远的考察，发现丛书实际主导者正是当年大本营的作战参谋们。参谋们不仅曾主导了战争的走向，更意图在战后主导战争记忆，以逃避自己的战争责任。若囿于日本军方领导者的单方面视角对战史解释的垄断与遮蔽，而对其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若不能看到战争记忆和叙事的另一重或多重维度，则中国读者必被其所误。记录生活（历史）、阅读日记，以及我们这样阅读“读日记”之作的著述，可能意味着某种“记忆的劳动分工”。
二〇一八年后姜文在其自导自演的电影《邪不压正》中制造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梗：“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而其理由则在于，“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有人认为这是拿《蒋介石日记》开涮。且不论导演对老蒋日记中心境、情感、观念表达的真实性是否极尽揶揄，单就这句梗而论，日本人大概多“不正经”。野坂昭如就曾说，“日本人似乎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喜欢写日记”，他坚信日记中“即便会有修饰并混杂着摇摆，但还是会浮现出单凭文字所无法传递出的真实。个人的、客观的事实即便不能变成文字，‘真实’也会被传递给读者”（野坂昭如：《“終戦日記”を読む》）。与这种面对自我的两难不同，在一些极端年代，言论统制会使自由表达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难以明言抑或言不由衷的困苦乃外部压力使然。“迫害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从而产生出一种独特的著述类型：只要涉及至关重要的问题，真理就毫无例外地透过字里行间呈现出来。这种著述不是写给所有读者的，其针对范围仅限于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而极端年代的日记则是前述两种情形的叠加，对此类文本中的“真实”之把握更取决于读者的读法。每部日记都在等待一个对其抱持同情之理解的读者，要么是生逢其时，我在故我思；要么是愿者上钩，我思故我在。真诚、明睿自是基础，旨趣、眼光也很重要——解读者以何种姿态、带着怎样的关怀、选择了哪些文本、意图回应什么、与谁对话等问题皆不可等闲视之。
左图为野坂昭如（1930-2015），右图为上文所述野坂所著《读“终战日记”》日文原版书影（NHK出版，2005）。作家在少年时期不幸遭逢战事、饥馑与贫困，先后失去了生母、养父与幼妹，生活坎坷多难
战后至今，记述战时日本政情、世态与人心的战争题材非虚构文本在彼邦多有刊行。其中，与带着“此时彼世”眼光写作的追忆文本、经验谈不同，战争日记、战败日记以及《莱特战记》《大和战舰的末日》等战记作品则是旨在呈现“彼时彼世”的实感文本、体验谈，后者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当下价值观念有意无意的渗入与污染，对于理解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落实到文学领域，战后至今日本文学家战败日记的整理与出版已有年矣，而对其做整体性、对象化的阅读却还是晚近的潮流，其中领风气之先者当推作家野坂昭如（一九三〇至二〇一五）。二〇〇五年，这位“三〇后”作家将其在NHK上的讲座内容辑为一册刊行，《读“终战日记”》（NHK出版）的腰封文字一半告白了一个历史在场者与其所阅读对象之间的情感距离——“对我而言，这不是‘阅读’，而是将那个时代重新活过一遍的、略带辛酸的工作”；一半交代了一位古稀老人追问历史的少年视角——“大人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带着这种疑问，作者聚焦于广岛核爆直至战败初期中野重治、山田风太郎、高见顺、渡边一夫、永井荷风、大佛次郎等知识精英在各自日记中之所思，将其与艰难时世中的军政指导者以及底层世界之境遇、心态相参证，并以自己亲历历史的实感烛照出普通人与政治、知识精英面对战败时的巨大心理落差和认知分歧。论及旨趣，野坂坦言：亚洲·太平洋战争导致了严重的损失和牺牲，并给他国造成了伤害。而我们却将追究其原因与责任之重任全都交给了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当时自然是无奈之举，但原本尘埃落定后就必须由日本人来探寻那场战争的原因，讨论当时政治的错误，追究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犯罪者是谁。该反省的反省，该谢罪的谢罪，全力避免这种危及国民生存的事态再度发生。……战争尚未结束，至少重新审视战争是必要的，将战争记忆传递下去是已垂垂老去的战争体验者之义务。
在战后六十年的历史节点上，野坂昭如以战败日记为媒介，带着作为战争体验者的少年视角和战后知识人的主体性介入姿态，意欲探知战时“大人”们之所思，强调面对亚洲诸国，日本的战争责任、战争记忆不应随战争之终结而风化。这种拒绝遗忘、不忘自我追责的姿态，与高桥哲哉在同年出版的《战后责任论》中所聚焦的、以“日本不处罚（impunity）战争罪犯的问题”（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徐曼译）为核心的战后责任形成了隔空呼应，代表了战后日本左翼知识人面对战争责任的自省立场和面对战争记忆时责无旁贷的赓续自觉。野坂昭如说：“日军士兵常会在战场上翔实地记录每天的生活，美军则将其作为重要情报加以利用。”其中一位重要利用者，便是战后在美日两国名声大噪的日本文学大家唐纳德·金（Donald Keene，1922-2019）。二〇〇九年，金出版了《日本人的战争：读作家日记》（文艺春秋社，角地幸男译，英文版翌年在美出版）。较之于战时尚携幼妹在国内流离失所的野坂，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旋即加入美国海军从事翻译和情报工作、随军身经数战的金则是名副其实的“战中派”。在战争前线，他所要处理的文书中就包含了日本兵的日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OWI）下属的“外国士气分析部”（FMAD）就希图通过阅读五千多份英译日军日记以把握其战争心理。在金看来，“这些日记描述了写完最后一行恐怕便注定葬身于太平洋的环礁抑或海中的人们之苦难，读来让人感动。我发现，阅读它们比读任何学术或者一般书籍都更能让人接近真实的日本人”（ドナルド·キーン：《日本人の戦争：作家の日記を読む》）。如其所言，除情报功能外，日记还是观察极端语境下敌国人情、社会乃至日本人心理的重要媒介。从两国开战直至美国的对日占领，金在书中以日美关系动向为叙事基轴，借助文学家日记管窥“在日本历史的重大时期日本人之悲喜”，以求理解那个特殊的时代。但事实上，以作家日记为观察孔，使得此书更接近于一部战争时期日本文学家精神史，这自然与作者战后的专业趣味不无关系。金在书中交代，他与伊藤整、高见顺相熟，与永井荷风、平林泰子亦有半面之交，尽管和山田风太郎未曾谋面，却与之同年出生并拥有相近的阅读史。金与所论诸人不无年资悬隔，然虽“同时而异代”，但他还是愿取“异代而同时”之视角，强调与讨论对象之间的联结感，带着美国人的关切试图在曾共有的战争史语境中逼近某种历史解答。
唐纳德·金，著名日本学学者、日本文学翻译家。2011年东京大地震后加入日本籍，并取汉字雅号“鬼怒鸣门”（发音对应本名日文片假名读法）
在唐纳德·金于枪林弹雨中随军奔袭、野坂昭如在颠沛流离中痛失幼妹时，后来成为昭和史研究大家的保阪正康还是个未谙世事的幼童。他坦言：“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成为战败国时，我年仅五岁八个月，对战争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保阪正康：《昭和时代见证录》，冯玮、陆旭译）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以“后记忆”（postmemory）来指称那些没有经历过事件本身，但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其影响的人所产生的一种对精神创伤之想象或理解（桥本明子著：《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李鹏程译）。事实上，对于当下非亲历者的我们而言，对那场战争的遥望则多为此属，尤当注意。职是之故，与人谈及战争，当被问及年齿时无需敏感、愤怒，这可能并非某种有意冒犯，而只是指向了“后记忆”产生的体验/经验依据。“后记忆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须借助社会、文化性质的，而非个人亲身经历的‘集体记忆’，记忆研究称其为‘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灾难亲身经历者的灾难叙述要传承给后代，并在后代中形成后记忆，必须在社会中存在一种能保留灾难记忆并为此记忆提供意义指向的语义环境。唯有这样的语义环境才能为曾经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具体事件提供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如文学作品、回忆录、口述史、日记、历史记叙。”（徐贲：《创伤与怀旧并存的极权“后记忆”》）《作家们的战争》是保阪正康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一年连载于《星期天每日》中的历史随笔之总成，虽论述对象与野坂昭如、唐纳德·金多有重合，但旨趣却实有不同。作为历史研究者，作者通过大量阅读作家战败日记、战记所欲介入干预的正是这种语义环境和语义记忆。
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博格认为美国漫画家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里 Maus（穿衬衫的人形老鼠形象）的这幅自画像代表了大屠杀创伤记忆的三个层次。死去的老鼠是大屠杀的受害者，Maus 代表了旁观者，而背景里的米老鼠则是来自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注视（来源：Traumatic Realism）书虽冠以“作家们”之名，可保阪的关怀所系却只限于那些“诚实面对自我并与时代格斗的作家们以怎样的思想度过了战争时期”。这一立意源于对军国主义政治权力肆虐时代众多知识人随波逐流、妥协变节之反思，作者拒绝将此理解为个体意义上的勇气抑或操守之亏，而是指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绝不允许侵犯表达的自由，这一姿态应是作家的基本态度”，这也是书中所论以各种姿态固守所信（甚至包括了德富苏峰这类反面执拗者）的十位作家不同程度上的共有特征。对他最为关注的四人，保阪更是以对话者姿态对其笔记原稿、历史遗迹进行了深入调研、访查——流连于荷风旧居以求其逸心，伫立在山田母校以感其忧困，在大冈原稿的删改中揣摩其踟蹰，在与大佛养女的交谈中探知其心迹。而他之所以对军国主义批评者桐生悠悠（书中未详细论及）、清泽洌和永井荷风心怀敬畏，正是因为他们与坚信“臣民”“圣战”的武者小路实笃、为东条英机“战阵训”之解释贡献心力的岛崎藤村，以及转向后在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和文学报国会中发光发热的诸多知识人不同，在战时极端语境下坚守了“市民”（而非“臣民”）之自立姿态。正反对比烛照出战时极端语境下独立不屈者的理性光芒，也直观地告白读者保阪正康的基本立场。
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1917-1959）的七卷本日记《断肠亭日乘》常被视作战争时期知识人对军国主义政治、文化进行精神抵抗之文本
《作家们的战争》作为保阪本人主导的“奔向昭和史的大河”系列第十一集而推出，这已明示了此书“以文证史”的取径，而作者的史学修养又赋予了其文学阅读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展现出了自觉的世代意识。如果说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乘》是带着留给“后世史家的资料”（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日记，参见永井壮吉：《断肠亭日乘》第五卷）之自觉而写作的，那么事实上多数日记则有待于读者自带后来人的位置感解码其中深意。保阪的世代意识较为集中而清晰地表现在对大冈升平战记的阅读中。读到大冈等日本兵在东南亚战争前线的凄风苦雨，他为自己生在无需为饭食而忧愁的世代感到庆幸，但同时也意识到，“大冈与我父亲同龄，正因如此，我才会思考下一代人应当如何阅读和传播这部作品的问题”，并就此指出：“这场战争对于现在和将来的日本人意味着历史教训的累积，若缺乏这一视角则战争将毫无意义。它比讨论战争之正误、义战与否乃至是否具有侵略性质等都更为重要，并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应以何种姿态在历史中继续讲述这场战争。自觉的“下一代”和“接着说”意识，又进而决定了保阪正康通过辨析真伪来继承历史记忆的学术使命感。何为“伪”？有时它表现为有意改窜，有时则表现为示人以“客观面目”之遮蔽，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主编的战史丛书。二〇一六年底，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之一的“日本《战史丛书》翻译工程”立项，主事者计划将该丛书全部一百零二册由日文移译为中文，并展开相关研究。这一基础性译介工作将为中国学界了解战时日本对华谋略、亚洲扩张战略及其相关政策背景提供重要的文献支撑，功德无量。但关键问题仍在于对这些史料的“读法”与用法。大冈升平曾对战史丛书直言针砭道，“因为输掉了战争，因此防卫厅战史室始终未能公开出版战史。然今虽已出版，但其中所述皆非实情。直到今天，毋宁说正是到了今天他们才更要欺瞒”，并指出这套丛书所呈现的只是“军方领导者”视角的“记录”而已。作为对政治欺瞒的文学抵抗，大冈经广泛的文献调查和实地踏访而写作、出版了自己的《莱特战记》。身为昭和史研究的权威，保阪更直言战史丛书的实际主导者正是当年大本营的作战参谋们。如此看来，参谋们不仅曾主导了战争的走向，更意图在战后主导战争记忆，以逃避自己的战争责任。若囿于日本军方领导者的单方面视角对战史解释的垄断与遮蔽，而对其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则必被其所误。
1966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开始收集和整理旧帝国陆海军的史料，并编撰了《战史丛书》。该丛书于1980年完成，共102卷，包含大本营相关34卷、陆军战史37卷、海军战史21卷、陆军航空战史9卷，以及年表1卷
列奥·施特劳斯援引《格列佛游记》中慧骃国（Houyhnhnms）马民们的观念提出了“马的逻辑”，并洞察到“一句话若被政府首脑不断重复，且从未遇到驳难，其真理性就绝对不容质疑”（《迫害与写作艺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来自底层和民间的实证文本、体验文本之史证之义在此表现为“以兵纠军”“以民正官”。对于今人而言，若只知官军而不知兵民，则很难建立起对战史的全面理解。如果说日记的作者身在局中难免“当局者迷”，但经历了历史的检验、岁月的淘洗、大量史料的发掘和公布，今天的我们能否拨云见日地建立起一种清醒冷静的历史认识，恐怕就不是能力而是意愿的问题了。为还原真实的昭和史，保阪就采访了四千多位历史见证者，而“昭和史的大河”也因无数涓涓细流之汇入而逐渐面目清晰。布拉特（David W. Blight）曾指出，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记忆潮”（memory boom），“许多记忆都与二十世纪发生的历史灾难、创伤和‘社会罪恶’有关，因此也都特别关乎如何看待人道灾难、受害者、加害者责任、集体记忆、记忆和反记忆的冲突等问题。与此同时，特定制度下的商业利益正在与民族主义结成不神圣同盟，积极地对灾难和创伤记忆进行‘无害处理’，并将这种记忆转化为一种光明神话”（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而在日本，问题出现得更早些。加藤阳子就敏锐地观察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化自己经历的倾向变得显著起来。不过仅仅三十年，日本和日本人似乎将过去忘记了，这让中井（中井英夫——引者）先生的内心受到了冲击。他说那时候觉得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将自己和周围的战友对于战争的厌恶、憎恨结集成册并出版”（加藤阳子、佐高信：《战争与日本人》，张永亮、陶小军译）。中井英夫愤怒地表示：“大家对那些全然不顾世界发展的大势，将显而易见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的欺瞒，难道不会觉得恨之入骨吗？即便一本社会科学的书都不去看，就凭自己的体肤感受、以灼烂的皮肤不就能感知到他们是错的吗？”〔中井英夫：『中井英夫戦中日記 彼方より（完全版）』〕面对扭曲战争记忆的“光明神话”，中井和保阪分别以出版日记和解读日记的方式做出了各自的回应。
中井英夫（1922-1993），日本小说家、诗人，战争期间曾作为学徒兵在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工作。其战时日记（日文标题『中井英夫戦中日記 彼方より 完全版』）于2005年由河合书房新社出版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将历史学家的使命归结为“过去的看门狗”，“如果人们错用过去，我们就得在夜里吠叫，有时候还得撕咬，不过别指望会被喜欢”。在《权力的游戏》中，布兰大概就是人类记忆的硬盘和不受异鬼待见的历史看门狗。而在夜王大军压境、鬼怒鸣门（戏用三岛由纪夫为唐纳德·金所取日文名）之际，柔弱的他最终穷途末路，不得不在心树下直面死亡威胁。若非艾莉亚·史塔克反常理地骤然开挂、突破重围、手刃夜王，人类记忆将难以为继。然而，这部剧最终却制造了一个让人费解的恐怖结局——在野的历史记忆者、叙述者最终却登峰造极，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下走向权力之巅。离开了心树、成为统治者的布兰会有怎样的心术，历史记忆、历史叙事在权力阴影下又会遭遇怎样的命运，也就不难想见了。在誓灭人伦的异鬼威胁与统驭七国的铁王座诱惑之双重挤压中，我们若不能做一个历史学家，或可以自立的市民姿态，做一个永井荷风和清泽洌那样的时代与自我之忠实记录者；若懒于记录庸常或惮于披沥闻见，那就去做一个野坂昭如那般满怀疑虑的观察者和提问者、唐纳德·金那般带着同时代感觉的诚恳阅读者；若生不逢时，至少可以试着去做保阪正康这种审慎的倾听者和负责的传承者。不必担心制造偏见，这些都是健全的历史记忆接力之所需，也是我们关于“记忆的劳动分工”（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非此，则终将被夜王的异鬼大军扼住咽喉，或被瑟曦的鬼火炸弹终结一切，谁也逃不掉。那时，别再指望会有一个从天而降的艾莉亚。
在美剧《权力的游戏》第八季最终集，布兰·史塔克在提利昂·兰尼斯特的推举下登上铁王座，成为了六国的王——“残废者”布兰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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