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有哪些重要战役战斗？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央红军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战役中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仗，红军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大量杀伤了敌人。但红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连同前三次突破封锁线，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1935年1月2日至3日，中央红军在贵州省余庆、瓮安、开阳强渡乌江。红军经过英勇奋战，全线突破国民党黔军东自回龙场、西至茶山关200余里的乌江防线，共击溃黔军6个团，歼俘敌人500余名，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进入黔北地区。乌江战役成为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较大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壮大了红军的军威。

乌江天险

1935年2月24日至28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在贵州省遵义地区，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其意义在于扭转了红军一年半以来的颓势，佐证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决策，开创了继续北上长征打歼灭战的范例。

1935年3月下旬至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北部强渡嘉陵江，展开对国民党四川军阀部队的进攻。这次战役，历时24天，歼敌十余个团，约1万余人，攻克9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打破了敌人“川陕会剿”计划，为继续向甘南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1935年4月底至5月22日，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西渡嘉陵口向西挺进时，在四川阿坝州茂县土门乡一带展开战斗。敌人先后投入兵力约20个旅，被红军歼灭1万余人。此战，一举粉碎了国民党“30余万封锁土门，全面守备北川河谷”的计划，并牵制了5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红军胜利向茂县进军。这一战役的胜利，对红四方面军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干部团在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下，占领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南岸皎平渡口，缴获停留在江上的两条渡船，成功偷渡，歼灭国民党守军，占领北岸渡口，并在通安附近击溃川军2个团，牢固地控制了渡口。红一、三军团分别抢占龙街渡口和洪门渡口。9日，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在川东以西地区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终于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

1935年5月1日至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北川县、安县，击溃川军第一路、第六路军23个团，歼敌5000余人，毙团长4人、营连长40多人，缴获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不计其数，牵制敌军89个团共14万余人。经过这一战役，红四方面军摆脱了十几万川军的纠缠。同时，确保了北川峡谷的畅通，为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懋功创造了必要条件。

1935年5月25日，担负先遣任务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率领下，抵达四川省安顺场大渡河渡口。红一团第一营第二连组织了由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枚手榴弹。他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战胜激流骇浪，成功强渡，击溃敌一个营，控制了大渡河北岸渡口。接着，红军乘胜追击，又在渡口下游缴下两条船，帮助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1935年7月3日，红二十五军在陕西省山阳县伏击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一旅，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1600余支。袁家沟口伏击战是红二十五军反“围剿”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对红二十五军第二次“围剿”的彻底失败。

包座战役是1935年8月29日至31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四军一部在四川北部若尔盖县包座地区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作战。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四十九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人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1935年9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先头部队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又名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击溃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第六团，逼近甘肃岷县（今属迭部县）要隘腊子口。

9月16日当晚，经两小时激战，红军歼敌鲁大昌部2个多营，俘敌一个排，缴获迫击炮3门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夺取天险腊子口。腊子口战斗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打开了进入甘南的门户，使红军北上得以顺利进行。

1935年9月28日至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的指挥下，于陕西省甘泉县劳山地区对国民党军展开伏击作战。劳山战役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中的一次战役，全歼榆林桥守敌4个营，毙伤300余人，俘团长以下1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300余支，机枪120余挺，炮8门，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中的一大胜利。

1935年10月8日至20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强令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区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此役，红四方面军击溃国民党川军6个旅，毙俘其3000余人，攻占懋功、丹巴两城及绥靖、崇化、抚边、达维、日隆关等地，但未能改变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的不利局面。

1935年11月19日至25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名山县百丈地区，与国民党川军刘湘部20多个旅激战七昼夜，虽然毙、伤敌15000余人，但红军伤亡也近万人。由于主力受挫，主阵地丢失，最后红军只得撤出百丈关，转战川康山区。百丈关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是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一个转折点。

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在陕西省鄜县直罗镇地区展开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作战。直罗镇战役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中的最后一次战役。

这一战，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这一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1月5日至6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省芷江县组织便水战斗（又称便水战役），出其不意地包围消灭了敌人。便水战斗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打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双方伤亡都在千人左右。红军虽然未能大量消灭敌人，但成功遏制了敌人穷追的步伐，使红军大部队得以从容地转移黔东，粉碎了敌人扬言将红二、六军团消灭于湘黔边界的计划。

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陕甘苏区东渡黄河，对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展开战略性进攻作战。

山西交口县大麦郊村红军东征总指挥部旧址

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4000余支，炮20余门。期间，扩大红军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的20余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扩大了中共和红军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为后来红军出师华北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进攻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6年8月5日至9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红二方面军策应下，于甘肃省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西固（今舟曲）地区对国民党军展开进攻作战。红军攻占漳县、洮州、渭源、通渭4座县城及岷州、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共歼敌7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物资及马匹。此战，红四方面军胜利进入甘南，挫败了国民党军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铺平了道路。

甘南战役也称“陇南战役”“成徽两康战役”，1936年9月11日至19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省南部和陕西省西南部边境地区展开进攻作战。10天中，共歼国民党军第3军近2个营，俘100余人，缴获枪500余支，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和陕西略阳、凤县部分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并筹集物资，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