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塔天王”晁盖，是小说《水浒传》里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都说艺术出于生活，历史上倒确实也找得到与这位晁天王经历相像的人物，且刚好生活于《水浒传》成书之前——很有可能就是“托塔天王”晁盖的原型，他就是隋末群雄之一的窦建德（573-621）。
新、旧两本《唐书》里都有窦建德的列传，而前者的记载更为详细。他是贝州漳南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东北）人。“世为农，自言汉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当然，隋与西汉相距八百年，他这个“自言”的成色，比刘备所谓“中山靖王之后”更不靠谱。
窦建德虽然只是个农民，但日子可能过得还不错。这有几个依据，首先，史书上记载“乡人丧亲，贫无以葬，建德方耕，闻之太息，遽解牛与给丧事”。耕牛在古代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价值不菲，窦建德能够“遽辍耕牛”，起码证明家中尚有余力。其次，遭到水灾时，“同县有孙安祖，家为水所漂，妻子饿死”，窦建德家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可见他绝非贫下中农。另外，《新唐书》还记载了一个故事：“盗夜劫其家，建德立户下，盗入，击三人死，余不敢进。”能被一伙儿强盗看上，说明窦建德自然不会家徒四壁，相反可能颇有余财，只不过强盗没想到窦建德武艺如此高强，自己反而把命丢了。史书上还说窦建德“材力绝人，少重然许，喜侠节”。而《水浒》里的晁盖是东溪村的保正，“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最爱刺枪”。看起来，两人的社会地位的确差不多。而且，晁盖“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窦建德同样如此，孙安祖刺杀了县令，“亡投建德”，窦建德也敢将其收留下来。既然拥有自己的财产、乡党的尊敬、一定的社会地位、聪明的头脑以及高强的武艺等一系列有利条件，为什么要去落草为寇呢？《水浒》里的晁盖，可以说是自己选择了反抗之路（智取生辰纲），而历史上的窦建德，则是完全被逼出来的。隋炀帝大业七年（611），正当窦建德在漳南过着如同往常一样的日子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改变了窦建德的一生。“时诸盗往来漳南者，所过皆杀掠居人，焚烧舍宅，独不入建德之闾”。这件事可以有好几种解读，譬如强盗慑于窦建德勇武，惹不起躲得起就是一个说法。但当时隋朝的地方官员却不这么看，为什么别人家都被抢了，就你家安然无事？定是因为窦建德“与贼徒交结”！结果，衙门派遣捕快“收系家属，无少长皆杀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巨变，窦建德万不得已率麾下百余人落草为寇，投奔起义领袖高士达，藏匿于高鸡泊。高鸡泊在今天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广袤数百里，葭薍阻奥，可以避难，承间窃出，椎埋掠夺，足以自资”。这样的地理环境当然也很容易联想到晁盖夺取生辰纲后投奔的水泊梁山。河北与临近的山东、河南一样，在大业七年（611）遭到了严重水灾，“漂没四十余郡”，加上隋炀帝穷兵黩武，征伐高丽失败，“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在这种情况下，隋统治者还反而横征暴敛，残酷盘剥，百姓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强者聚而为盗”。高士达的高鸡泊起义军，就是其中的一支，与历史上的梁山起义军在宋徽宗朝的情形类似。《水浒》里的晁盖，上了梁山之后，火并王伦，成为梁山之主。而窦建德与高士达，却不是这样的关系。高士达以窦建德为军司马，对其相当信任。大业十二年（616），窦建德设计袭杀隋涿郡通守郭绚，使得高鸡泊起义军声势大振。
但起义军也因此遭到隋代官军的大规模进攻。这年，隋炀帝派杨义臣到河北。此人是隋代名将，在征伐高丽时，曾与在如今韩国影视剧中出现过的乙支文德“战为先锋，一日七胜”。杨义臣到河北，先打张金称起义军，对峙了一个多月，隋军故意示弱，然后猛力袭击，将其打败，张金称被俘牺牲。杨义臣乘胜进兵，要进军高鸡泊攻打高士达、窦建德。建德劝高士达道：“杨义臣善于用兵，兵锋正锐，势不可当。不如暂且退避，等他求战不得，士卒疲劳，再乘机进攻，才能取胜。”结果高士达不听，亲自引兵迎敌，居然还打了个胜仗，谁知几天之后，就大败战死。高鸡泊起义军的几年惨淡经营，险些就此废于一旦。窦建德虽预料及此，率领百余名精兵守险，终因众寡不敌败走。杨义臣以为高鸡泊起义军已经不足为虑，就带着隋军主力撤走了。窦建德乘此机会，收编余部，安葬阵亡将士，为高士达发丧成礼，士气复振，不久发展到十余万人，攻占了河北许多郡县。第二年，他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建置官属，逐渐有了立国规模，比旧日割据水泊的局面，大大地跃进了一步。《水浒》里的梁山泊全盛时期也不过攻打了几个州城（如高唐州），自然更加无法与之相比了。相比同时代的其他农民起义军，窦建德在政治上显得胜人一筹。封建社会里只有地主阶级掌握文化，农民起义军不从那里吸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验，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胜利。可是隋末农变初起时，首领们抓到了隋朝官员与知识分子，一般都统统杀掉。譬如孟海公见“称引书史”的人就杀，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唯独窦建德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恩遇甚备”，捉到了隋朝官吏，也选拔任用，于是归附者愈多，“隋郡县吏多以地归之，势益张，兵至十余万”。第二年，隋炀帝命左翊卫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幽冀精兵三万南下，以解瓦岗军对东都（洛阳）的围困。窦建德侦知了这一消息后，散布流言，伪装败走，使得薛世雄信以为真，不设防备。随后窦建德选拔了数千精锐埋伏在河间城南的水泊里边，并亲率勇士千余人在弥漫的大雾中向隋军发起猛攻。薛世雄军果然因此乱成一片，自相践踏而死的就有一万多人。薛世雄只带了几百名骑兵逃回涿郡。窦建德乘着战胜的余威，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县。到了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发动政变，弑杀隋炀帝。杨广虽然早成独夫，但毕竟是天子之尊，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随着他的死亡，朝廷的统一权威彻底不复存在，隋失其鹿，天下群雄人人皆可逐之。于是在冬至之日，窦建德置酒“大会僚吏”。时有五只大鸟带领群鸟从他在乐寿（今献县）所建的金城宫上空飞过，窦建德以为祥瑞，遂改年号为五凤。又有宗城人献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绍说：“昔夏膺箓，天锡玄珪，今瑞与禹同，宜称夏国。”于是改国号为“夏”。窦建德在河北建号称帝的时候，李渊父子也已经在关中建立了基业。唐政权占有关中巴蜀，仿佛刘邦初与项羽角逐时的情形。但观察当时天下大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窦建德攻杀北上的宇文化及后，“收传国玺及卤簿仪仗”。因此唐朝虽立而无隋朝的玉玺，在封建时代，其合法性与正统性都大成问题。关中局势稳定后，唐军东进，经略中原。盛极一时的瓦岗军失败后，军阀王世充占有了东都，建号为“郑”。620年，秦王李世民统兵进攻王世充。唐军攻洛阳几个月，河南郡县多半归唐。王世充势穷力竭，向窦建德求救。此时，窦建德的部下多不愿出兵，唯独刘斌力主“解仇除忿”、保持“鼎足三分”之势而出兵援救。当然刘斌也不是真心为王世充着想。按照他的计划：“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从大局上看，这条计策毫无问题。因此窦建德做出决策，亲自率军十余万进援洛阳，遂有虎牢之战。这一战是唐夏争夺统一领导权的决战。如果夏胜，则可能在朱元璋前七百年出现一位由农民军首领转化的“太祖高皇帝”。窦建德的谋士凌敬主张不与唐军打硬仗，渡黄河而北，越太行山，乘虚袭取今山西南部，威胁关中。凌敬分析曰，此行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这是一条正确的计策。但这时的窦建德认为：此行目的在救郑，郑亡在朝夕，弃之而去，是畏敌弃信，于是决策出战。可惜他的对手是李世民。李世民作战，善于沉着观变，抓住时机，猛烈一击。这一战也以此取胜。他先与夏军相持一个多月，然后出战，交锋之际，先又按兵不动。夏军列阵自清晨到中午，“兵士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逐渐懈怠。等夏军饥渴疲劳，行列散乱的时候，李世民发动猛烈进攻。结果，夏军大溃，被俘五万人，窦建德本人也受伤被擒，“起兵至灭凡六年”。史书上说，李世民只率领三千五百军队，而窦建德拥有十万大军在此，竟一战溃败，实为历史罕见。战后，李世民以胜利者姿态责备窦建德：“我征王世充，关你何事，你越界而来，冒犯我军士的锋锐！”这虽为自嘲，却也说明了实际情况。唐军灭郑之后必然图夏也是明摆着的事情，正所谓“郑亡则夏不能独立”。夏军既败，洛阳绝望，只好归降，夏政权占有的河北郡县也相继降唐。俘虏到了长安，唐高祖赦王世充，李渊下令将窦建德和其他农民军领袖绑赴刑场杀头。这反映了李渊的阶级立场，却不能论定窦建德的功过。他从起义以来，一直与士卒同甘共苦，“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惟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他在境内积极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在隋末群雄里，这样做的人是不多的。因此，窦建德在世时，受到河北一带人民的拥护。兵败身死后，窦氏大夏政权部分核心故将打着窦建德的旗号，逐渐形成以刘黑闼为核心的反唐集团，迫使唐王朝先后派遣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与齐王李元吉历时一年有余，才平定了刘黑闼。即便如此，百姓仍然怀念窦建德的善政。直到唐大和三年（829），河北地区依然有民众为窦建德建立庙宇，予以供奉，并尊称窦建德为夏王。时任魏州书佐的殷侔见到这样的情况，激动万分，遂写下《窦建德碑》一文。其中有言：“唯夏氏为国，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已，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自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甚至连《旧唐书》里也不得不将窦建德的败死归咎于所谓的天命：“然天命有归，人谋不及。”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位现实版的晁盖，实在算得上一位英雄人物。比羽绒服轻便，比外套保暖！穿上这件战术抓绒衣，仿佛抱着个“贴身小暖炉”！点击下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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