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上海人。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聯常委、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誌編委。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哈佛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日本愛知大學、東京大學擔任高級訪問學者或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研究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
張新穎是研究沈從文的專家。讀罷他的兩部書：《沈從文的前半生》和《沈從文的後半生》，最令我感歎不已的，是這位文壇無冕之王的思與淚——沈從文的前半生，是思；他的後半生，更多的是淚。
到了晚年，沈從文越來越容易落淚。孫女在學校被頑童欺負，他哭了；老友穆旦逝世，他泣不成聲；回鄉聽儺堂戲，他淚濕衣襟。接受記者採訪，回憶往事，老人說：「在『文革』中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乾淨了。」一位女孩聽之動容，上前擁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沈從文抱著女記者胳膊，嚎啕大哭，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老伴張兆和像哄小孩一樣，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讓他安靜下來。
最見不得的，是古稀老人的淚。究竟是多大的苦難，讓沈從文憶及以往，常常不能自已？
從湘西大山裏出來的他，不是沒有見識過苦難。年輕的時候，曾經當過兵，見過各種人世間的殘酷，殺人如麻，血流成河，甚至還看到過一個十二歲的小孩挑著父母的頭顱！他說：「因這印象而發展，影響到我一生用筆，對人生的悲憫，強者欺負弱者的悲憫，因之筆下充滿了對人的愛，和對自然的愛。」
對黑暗的感受，他並沒有像許多左翼知識分子那樣，轉化成內心的仇恨和政治的反抗。相反，沈從文對政治一直抱著深刻的懷疑，他不滿黑暗的社會，但覺得比較起衝動的情感，冷靜的理智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更為需要的。從籠罩著原始神魅氛圍的湘西走出的沈從文，對狂熱的信仰保持著一份警惕。他有一段話，表明了「獨立」與「信仰」的不容：
中國自從辛亥革命後，帝王與神同時解體，這兩樣東西原本平分了這個民族的宗教情緒，如此一來「信仰」無所適從，現狀既難以滿意，於是左傾成為一般人宗教情緒的尾閭，原是極其自然的結果。因此具有獨立思想的人，能夠不依靠某種政體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為所謂「無思想」的人了！
沈從文有著「鄉下人」般的獨特與倔強，他不喜歡狂熱的左傾，也不認同自由主義。他嚮往上層的紳士社會，但在思想上始終與後者保持一段距離，他有自己的眼睛和大腦，拒絕各種美麗的烏托邦與「政體理想」，他說：我只信仰「真實」。
從社會底層走來的文學青年，原本是很容易為革命的烏托邦感召。但沈從文在少年的時候，看到了太多的殘暴與屠殺。在他10歲的時候，因為苗民起義的失敗，他的幾位叔叔也遭到殺戮，他曾經跟隨家人去縣城，在幾百顆懸掛的人頭中，尋找親屬的遺容，他還發現了掛在木棍上的一串人耳朵。「人頭如山，血流成河」—這情景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留下沉重的陰影，終身無法忘卻。他目睹官府的殘暴，也瞭解民間的報復同樣血腥。沈從文嚮往一個文明的社會，他對秩序的破壞有天然的恐懼與反感。比較起對民眾懷有玫瑰色想像的胡也頻、丁玲，當過兵、見過殺人、有過底層社會經歷的沈從文，更瞭解一旦喚起自發的民眾，將有多麼可怕的蠻性被釋放出來！
沈從文很為狂熱而單純的朋友擔心：「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賤的世界，骯髒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人們接近，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就先為他們改造了自己。」革命的啟蒙者都以為自己能喚起和改造民眾，但潘朵拉的魔盒一旦被打開，原本被教養與文明壓抑了的原始蠻性就再也無法收回，最終被改造的、受到傷害的，卻是啟蒙者自己。
沈從文出身於湘西顯赫的世家大族，家裏曾經寄希望於他，能夠像他的祖父那樣，當一個有權有勢、威震一方的將軍。他14歲便被送去當兵。然而，比起出操、放槍，羸弱的沈從文更喜歡讀書。後來他認識了一位印刷工頭，閱讀了《新潮》、《改造》等大量新文化刊物。他痛恨那個「殺人者殺人、殺人者又被人殺」的殘暴社會，更不願成為殘暴社會的主宰，他嚮往一個斯文、光明的世界，他說：「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於是他告別家鄉，來到北京。他與自己的大姐夫有一段對話：
「嗐，讀書？北京大小書呆子，不是讀死書就是讀書死，哪有你在鄉下作老總以後出息！」
「可我怎麼作下去？六年中眼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了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甚麼都學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聰明人，人越聰明也就越縱容愚蠢氣質抬頭，而自己儼然高高在上，以萬物為芻狗。被殺的臨死時的沉默，恰像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肉體，我就腐爛你靈魂』，靈魂是個看不見的東西，可是它存在。」
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沒有學歷的沈從文幻想到北京考進一所好的大學，但不是看不懂考卷，就是交不起學費。雖然以自己出眾的才氣，他擠進了文學的殿堂，但內心總是更嚮往大學，嚮往都市中的上流紳士社會。在京城的文人雅聚中，他衣衫襤褸，不修邊幅，這位從邊城來的「鄉下人」為都市中的文人紳士所側目，但無地自容的自卑感更激發起他擠入上層社會的強烈欲望。如果說丁玲對紳士階級是憤怒的話，那麼，沈從文則是嫉恨。憤怒者要從外部打倒它，而嫉恨者則要進入它的內部。
然而，以「鄉下人」的氣質，沈從文不僅與左翼無緣，其實與紳士在精神上也是格格不入的，終身皆是如此。他在給丁玲的一封信中如此說：「紳士玩弄文學，也似乎看得起文學，志士重視文學，不消說更看得起文學了。我既不是紳士又不做志士，我只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作家。」沈從文對胡也頻這樣的志士是敬而遠之，對高高在上的紳士又可望不可即，在志士與紳士、左翼與自由派無盡的筆戰中，他只想守住文學中的自己，一顆獨立而倔強的靈魂，雖然身體最好安頓在紳士的安逸之中。
然而，沈從文身上，常常有一種「鄉下人」的倔強。我讀沈從文民國時期的評論，常常為他捏一把汗—挑起京派海派大論戰的，是他，直言批評左翼文人的，也是他。年輕的沈從文，因為自己「鄉下人」的耿直，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埋下了之後的禍根。
沈從文太單純了。北平解放前夕，北大教授雲集一堂，討論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沈從文將政治比喻為「紅綠燈」，文學是否需要「紅綠燈」指揮呢？他與馮至有一場爭論：
馮：紅綠燈是好東西，不顧紅綠燈是不對的。
沈：如有人要操縱紅綠燈，又如何？
馮：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紅綠燈。
沈：
也許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走得更好呢？
沈從文始終相信，文學要保留一點對政治批評和修正的權利，而不是單方面的守規矩。這種堅守，讓他付出了難以承受的代價。解放以後，當各種政治浪潮鋪天蓋地而來，朋友們紛紛識時務為俊傑，聽從「紅綠燈」指揮的時候，沈從文還在那裏強頭強腦地守著自己。郭沫若一篇《斥反動文藝》的戰鬥檄文，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
沈從文開罪郭沫若，始於1930年發表的《論郭沫若》一文。沈從文有一點「鄉下人」的迂直，他直言不諱地說，郭沫若是一個詩人，情緒是詩的、動的、反抗的，但寫小說不行，他沒有這個本事，因為他不懂得節制，不能節制的結果就是廢話。郭沫若只適合寫一篇檄文、一篇宣言、一紙通電。讀了初出茅廬的沈從文這番話，可以想見自負的郭沫若會如何地大光其火。更要命的是那個「鄉下人」還將郭沫若與魯迅比較，說魯迅「憑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靜的頭腦，把所見到感到的，彷彿毫不為難、那麼準確畫了一個共通的人臉」，而郭沫若沒有這本事，他「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這幾乎把參加過北伐的英雄描繪為一個投機時代的變色龍了，郭沫若焉得不記恨！再加上之後幾次文壇上的論爭與摩擦，到了1948年大局鼎定之際，郭沫若等到了秋後算帳的機會，他將沈從文歸為「桃紅色」反動作家的代表，說「他們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是毫無疑問的。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文化旗手郭公的這番判決，決定了沈從文後半輩子的命運，讓他從此臉上刻上了紅字，被逐出北大和文壇，流放到歷史博物館當講解員了。
禍從天降，猝不及防。當朋友們都及時跟上時代的步伐，意氣風發、紅光滿面的時候，沈從文卻被時代拋棄了。新中國對他而言，不是「時間開始了」（胡風之語），而是「時間終結了」。沈從文悲哀地寫道：「這個新社會人都像絕頂聰明，又還十分懂幽默感。我卻總是像個半白癡，滿腦子童心幻念，直到弄個焦頭爛額。」
一個不是「思」而是「信」的時代的降臨，讓習慣獨立思考的沈從文感到無所適從：「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的必然結果。」
第一次文代會，南北作家匯聚北京，沈從文連代表都不是，他想與時代和解，但時代容不下他，他也不理解這個時代，「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運得由他一個人來承擔，而並不是他原來預感的一代人來共同承擔共同的命運。他沒有同代人的陪伴。這種『完全在孤立中』的強烈感受，打擊太大了」。他幾次有自毀的衝動，都被從死亡線上救了回來。
一個作家，失去了寫作能力，就像美食家失去了味覺一般，令人崩潰。倘若這是一代人的悲劇，尚能同病相憐，命運偏偏讓沈從文一個人來承受一代知識分子的苦難，在眾人狂歡之夜，獨飲孤獨的苦酒，這是何等的悲涼。
在苦難之中，對心靈最大的摧殘，不是來自黑暗，而是黑暗的同道、自己曾經的朋友。敵人毀滅不了你，陌生人也傷害不了你，唯有來自朋友的切割、誤解與反目，才會真正戳到你的痛處。沈從文與丁玲，再加上胡也頻，曾經是民國文壇一段「三人行」的佳話，經歷過共同的恐怖歲月，互擁取暖，血濃於水。解放之後，丁玲變了，變得那樣的冷冰冰，形同陌人，而且還公開與他劃清界限，痛斥他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的市儈」。沈從文的心裏在滴血，他不申辯，也不反唇相譏，只能在給友人的信中委婉地傾述內心的苦楚。
還有來自學生的變臉。范曾曾經當過沈從文的助手，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製插圖。為了他的工作調動，沈老盡其所力，四處奔走。范曾為此感激不盡，不時寫信來問寒問暖。有一次天不亮就來敲老師的門：「昨晚夢見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連夜趕來。」「文革」開始了，范曾反戈一擊，寫大字報揭發老師。而且對老人頤指氣使：「你過了時，早就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沈從文氣得冒著鵝毛大雪趕到友人家裏，進門便說：「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
沈從文與張兆和
他心中的女神、太太張兆和，喜歡他的文字，卻不理解他的內心，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時候，常常遠離他而去，留下他一顆敏感而孤獨的心，在黑夜中痛苦地自噬。直到沈從文逝世，張兆和整理兩人的書信，才似乎明白了丈夫的內心：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然而，對急切渴望理解和撫慰的沈從文來說，這個「明白」來得太晚了。
一個年輕時代意氣風發、自視甚高的大作家，在他的後半生，宛如變了一個人：膽怯、羸弱和謙卑。他內心的委屈無從訴說，只能將個人的苦難理解為一種為國家的犧牲。建國之初在華北革大洗腦期間，李維漢對知識分子訓話說：「國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個人算甚麼？」沈從文聽了之後自我安慰：「說得極好。我就那麼在學習為人民服務意義下，學習為國家有面子體會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來了。個人渺小得很，算不了甚麼的！」此後，「個人渺小」成為他經常的自慰語，「犧牲一己，成全一切」，成為他立身的座右銘，竟然在內心深處獲得了一份小小的崇高感。
沈從文逝世之後，他的全集終於出版了。一千多萬字的篇幅裏面，有四百多萬是生前未發表的物質文化史研究和卷軼浩瀚的書信。那是另一個我們所不熟悉的沈從文。這位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無冕之王，在他的後半生，以其心靈的苦難和不屈的掙扎，丈量出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痛與愛。
那樣的時代，再也不能出現了。
《讀書雜誌（第11期）》，香港三聯，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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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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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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