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确实有很多
最近又有日本间谍被发现了,而且还是一名中国公民。
5月26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针对原北海道教育大学教授袁克勤因涉嫌间谍犯罪被中国政府拘留一事,袁克勤的长子希望袁克勤能早日洗清冤屈,得到释放,希望日中两国能恢复安全安心的交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袁克勤是中国公民,但他长期按照日本情治机关间谍人员的要求,为日方从事对华间谍情报活动。
袁克勤已因涉嫌间谍犯罪,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依法审查。此前其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已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移送法院审理。
实际上,在去年3月26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已经表示,袁克勤正在被依法审查,“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目前在依法办理当中。办案机关也充分保障了袁克勤的各项诉讼权利。”
袁克勤留日期间获得日本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北海道教育大学教授,而根据外交部的回应,他被抓时仍然是中国国籍,却在为日本进行情报活动。
说实话,要是不被抓,谁能想到一个中国的大学教授会是日本间谍呢?
赵立坚在回应的时候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
联系到近年来另外还发生多起日本公民因涉嫌间谍行为触犯中国法律的案件
,究竟是谁使中日两国正常人员交流蒙上阴影,可谓一目了然。”
没错,最近几年日本间谍的存在感在中国可以说是与日俱增。
2019年5月,一名60岁男性日本人在中国辽宁省因涉嫌触犯间谍罪遭到逮捕,当地法院1判决这名男子5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罚款20万元人民币。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该男子是日本四国地区一家公司的代表。2017年5月因涉嫌与间谍行为有关,在辽宁省内被拘留。
同一个月,
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1日裁定,中日交流团体一名日本人在华进行间谍活动,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被判刑的铃木英司
是
“中日青年交流协会”时任理事长,并在2016年因为
“
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被逮捕。
2018年7月,一名2015年在中国被逮捕的日本爱知县54岁男子,被中国法院以间谍罪等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还是同一个月,一名2015年在中国被逮捕的日本神奈川县57岁男子,被中国法院以间谍罪等判处有期徒刑5年。
根据NHK报道,几个月后的2018年12月,一位57岁日本女性犯有间谍罪,被处以6年徒刑及5万元人民币罚款。据报道,
该女性原为中国国籍
,改为日本国籍后,在日本东京的一家日语学校就任干部。
2017年3月,一名日本公司员工在进行“地质勘探”时被捕,根据报道,在该男子的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中发现了包括地图在内的大量相关机密资料。2019年,中国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窃取国家秘密情报罪,对其做出15年有期徒刑并没收其个人财产10万元的判决。
2016年末,中国第一艘航母多张高清照片在网上流传,外形及诸多构造细节一览无余,甚至能看清航母舰岛武器开口的结构。
问题是,这些照片并不是来自中国媒体,而是日本共同社网站,拍摄者是该社工作人员。
仅仅2017年3月,就有6名日本籍男子在山东和海南被拘留。2017年“九一八”纪念日当天,又有一名日籍人员樋口健因为涉嫌从事对华间谍情报活动,在大连被批准拘捕。
光是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以来,被拘捕的日本间谍就已经超过了10个人,而在这之前,日本间谍在中国也没有歇着。
2010年2月20日,新疆塔城地区测绘局通过群众举报,发现某日本公民携带手持GPS接收机在塔城地区进行测绘活动,其以旅游、环境考察为名,使用手持测量型GPS接收机采集我国境内地理信息坐标598个,其中588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涉及塔城地区军事管理区的有85个。
2007年3月,日本人相马秀广等人在新疆艾比湖区域开展生态环境演变考察活动,使用手持GPS接收机在该区域非法采集地理坐标信息;日本人佐藤正光、水上和则以考古研究名义,在江西南丰、鹰潭、上饶、铅山等地擅自实施测绘活动。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测绘部门对其审查后发现,两人采集的坐标点位数据中有
2个绝密级、4个机密级、1个秘密级军事秘密。
可能有人要问,如果不是保密区域,测绘一下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影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人前赴后继、不远万里来测绘?
首先,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只有日本人在干,只不过日本人似乎显得特别执着、特别卖力。而且也不只是中国禁止非法测绘,日本自己也不准别人随便在自己国内到处乱测。
而通过在实地进行测绘,能够获得通过卫星图难以获得的详细资料,而现代信息化精准打击想要获得理想的效果,必须要有足够精确的地理坐标信息。而地球不是一个平面,甚至不是一个标准的球状或者椭圆状,再加上地面高地起伏,单纯通过经纬度来定位是极不精确的,但如果被现场测绘,就能够选取多个控制点进行精准定位。
此外,不只是军事设施,一些敏感的民用设施也是相当重要的。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情报部门就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绘制出了珍珠港中航母和军舰位置的详细分布图。
至于日本间谍对中国的活动,简直可以用旷日持久来形容,并不是到现在才突然变多的,而测绘也只是其中一项而已。
这个说法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日本人对情报和间谍工作的重视,一直是非常有名的。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情报网络就得到了迅速扩张,1878年日本陆军情报部成立,并逐渐发展为集反间谍机构、特种警察部队和国内安全部为一体的情报组织。1884年日本撤成立新的军事部,并设立专为日本海军提供情报服务的第5谍报课。
而对中国进行情报活动的间谍组织,最有名的要数玄洋社了。
这个被称作日本第一个右翼团体的组织,得名于位于九州和朝鲜之间叫做玄海的狭长水域,所谓“玄海怒涛,势可捣天”,玄洋社口气相当大,鼓吹要
“
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
仅仅在1882年,为了了解清政府的具体情况,玄洋社就派出上百人进行情报收集。此后,玄洋社又在上海成立了所谓的同文书院(现日本爱知大学)。
首任和第三任同文书院校长根津一不仅曾服役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而且还曾领导过日本在华最早的两大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而间谍源源不断从这些组织中流向中国大地。
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非常详尽地对中国的地理情况进行了测绘,并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大量地图。
湖北省档案馆馆藏了大量日军的军用地图,经过整理,单独装订成55册总计万余张地图。这批地图主要为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地形图,还包括长江航道图。
这些地图详细到什么程度?
不仅重要道路、河流、桥梁都被标注出来,连路面载重程度、路面破损程度,都以“可过辎重车辆”、“可供骡马载物通过”一一标明。
甚至河流的泛滥区域,雨季月份、河水深度、流量、流速,对军事行动的障碍程度,桥梁的长、宽、载重等都详细进行了注记。
不仅是湖北,这批地图还包括河南省、湖南省等中南部9个省份,覆盖了整个长江流域东起崇明岛、南至海南岛的广阔地域。
侵华战争爆发前,冈村宁次曾18次进入中国从事情报工作,他在回忆录中洋洋得意:“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