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 | 怀旭麓

▲  冯契《怀旭麓》手稿

▲ 《陈旭麓先生哀思录》（1989年）

| 冯契

1988年12月1日晚上，从电话里得知旭麓猝然去世，正如晴天霹雳，令我大为震惊，悲痛不已。记得前不久见面闲谈时，都说起自己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便说：“我们都要争取活到廿一世纪，成为跨世纪的人。”我说：“我缺乏信心。你身体比我好，你行。”他说：“现在寿命都长了，七十小弟弟，八十不稀奇。活到八十几岁，就跨世纪了。我们都行的。”想不到他这个满有信心活到下个世纪的人，竟抛下他未完成的工作，突然与世长辞，这真是学术界难以弥补的损失！

▲ 冯契（摄于1987年）

我和旭麓是四十多年的老友了。建国前，因同为《时与文》撰稿，参加大教联活动，便已相识了。上海解放后，在筹备高教联和教育工会期间，接触就更多了。真可说是一见如故，我感到他为人爽直、热情，以赤子之心对待朋友，是很难得的。他邀我到大夏兼点课，我同意了。后来院系调整，成立华东师大，他和佛年都劝我正式到师大来工作，并且要我把家也搬来， 旭麓有次说：“你搬进来，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的几句诗：“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自从搬进了师大校园之后，在佛年、旭麓和我之间，确实建立了一种“乐与数晨夕”的关系，因此“文革”时，造反派便说我们是师大园内的“三家村”，专门为此开了批斗会。在隔离间，造反派还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话”，我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因为我说“忘了”，被造反派骂了一通，说：“你们三个都是老顽固，死不交代！” 其实，我说的“忘”，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好朋友在茶余酒后聊天，有一种“鱼相忘于江湖”的乐趣。人生在世如果没有几个能平日聊天时“相忘”，到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会感到寂寞、空虚的。

▲ 陈旭麓80年代于家中书房

我们之间谈得最多的是学术问题。旭麓和我专业不同，但都兴趣广泛，喜欢涉猎各种书籍。见面时介绍自己最近读了些什么新书，这几乎是每次谈话必有的一个内容。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可以使人欣然忘餐的。我们也经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和对方讨论，这种讨论是无拘无束的，互相启发和诘难，问题便忽然迎刃而解了。 我提出“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观点，是和旭蔍反复讨论过的。旭麓在《近代史思辨录》中有关“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等文章，在写作时，也都曾和我讨论过。近年来，他在整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而我则在整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讨论的问题便更多了。我于1987年夏把《革命进程》完成后，请他把全部书稿通读了一遍，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例如洪秀全与儒家的关系，胡适和西化的关系等，他的指正，我基本上都采纳了。他本来说等《新陈代谢》一书完成后，也要请我通读一遍，但是很遗憾，他竟抛下他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手稿走了！

左起依次为楼宇烈、胡曲园、朱贻庭、冯契、石峻、

高瑞泉、 陈旭麓、赵修义、曾乐山、丁祯彦

（摄于1988年9月）

旭麓本来应该多活若干年，多留下几种著作再走。他是个热爱祖国，富有理想，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人民事业的杰出的史学家。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那么多灾多难，我们祖国前进的道路是那么坎坷不平，总是使得有心报国的人难以尽其才。而且，在今天，王充所慨叹的“庸人尊显、奇俊落魄”的不合理现象还到处存在，王符所指斥的“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的伪君子也并不少见。旭蔍是个有侠义心肠的人，见到虚伪的、不合理的现象，便横眉怒目，甚至拍案而起，因此难免得罪了一些人，并使他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也影响了他的才能的发挥。近年来，他的心情好了一些，但是死神却夺去了他的生命，真是令人惋惜、悲痛！好在他已培养了一批弟子，相信他的著作还是可以整理出来，传之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