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鲁青：刚刚文捷提到部分国家已经实行“上四休三”，其实我们国家大多数城市连双休都很难保证。举例来说，在湖南找工作的话，大多数企业是默认单休的，现在只有少数大城市能够保证双休，甚至并不是所有岗位都能保证双休。每年我们都会看到关于调休的争议，大家觉得调休很奇怪，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节日假期比较少。全球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美世曾发布统计报告，在62个国家的雇员假期中，中国排名第59，我们的假期确实是挺少的，不是很清楚对于假期数量的设置是怎么考虑的。
张友发：双休在中国并不是普遍推行的，我湖南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单休，北京这边996、007也很普遍。我的同行有人曾经一两年不怎么休息，老家的朋友跟我说自己去年一天年假都没休，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会用很骄傲的语气。从我接触的大多数人来看，大家还是有一些自我规训的精神在的，并且很容易陷入这种情绪之中。
此外，不论从事媒体行业或是泛文娱行业，我能够感受到工作和休息的关系在发生变化，可以说工作正在入侵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方式经历过一次变化，一开始福特式的生产方式让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壁垒分明，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休息是痛苦工作的消解和麻醉，在社会主义的前30年，我们认为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40年”——体育是为了保证健康工作，集体主义的、健康的娱乐才能让你不断地去生产，这是当年福特式生产方式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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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后，生产方式转为后福特式的生产方式。后福特式更强调灵活用工，更强调小规模的自我管理，延续至今已经到达一种极致。伴随着媒介的发展，如今碎片化的休息和碎片化的时间是互相交叉的，以前我们是工作8个小时之后去休息，现在我们可能是工作1个小时，休息20分钟，然后再工作。
休息本身也充满了各种劳动，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玩游戏。作为一个不氪金玩家，我常常被调侃为“被游戏厂商招过来给氪金玩家做陪玩的”，因为我就像NPC一样完成每日任务，包括给氪金玩家扮演一个对手的角色，可能就是因为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休息时间的被动劳动，大家会觉得很累。
我在工作中疲惫感的来源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碎片化的工作和碎片化的生活，我觉得我没有获得完整的休息时间，另外一个是从我个人出发的，我觉得我跟自媒体博主很像，当我在看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会想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取标题、怎么去描写，包括看电影时我会记下来第几秒出现了什么字幕，这样我可以把它写在稿子的开头或者结尾里面。我一个朋友说，当她结束剧集记者的工作之后，才重新找到了看剧的乐趣。
潘文捷：后福特主义时代，劳动与休息的界限变得模糊，日常生活以各种形式组装进入了我们的劳动当中，与此同时休息的时候也充满了劳动，现在追星女孩打投时是数据女工，我们刷手机、评论视频也是在给平台做免费劳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劳动当中。《过劳时代》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如今工作出现了24小时化的趋势，职场热词已经不再是996，而是24/7，因为速度和便利是当今抓住消费者的关键，消费者对速度和便利的需求也会培养出新的服务，比如我们身边的购物是24小时的，书店也可能有24小时的，快递、闪送也是随叫随到。
《过劳时代》
[日] 森冈孝二 著 米彦军 译
新星出版社 2019-01
我们自己的生活需求会催生出其他行业，导致其他行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延长。比如读者对即时性新闻的需求会导致记者的劳动时间延长，我记得小熊经常提到过去记者的工作环境，比如到八宝山看一位逝者，第二天再刊登到报纸上。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比较稀有了，读者想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新闻的解读，那我们就需要更快、更好地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小熊：我当记者的时候写逝者报道是比现在要辛苦的，现在的问题是记者越来越远离现场了，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与技术变迁也有很大关系。在纸媒时代，截版后的时间确实是在休息的。但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比如韩国有了突发事件，那记者就是要熬夜，第二天早上要发这个稿子，这方面与我们那个时代确实是不同的。
正如文捷刚才提到的，技术变革让大家对“速度”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我们会想要更快地得到一些什么，可回过头来看，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快地得到这些吗？于是这就变成了“卷和反卷”的问题，所有人身处其中又无法逃离。举例而言，别的媒体的发稿速度就是比你快，大家的朋友圈都在转发这个媒体的新闻链接，在那瞬间你就会觉得自己在这场竞争中是落败的，所以就一定要比别人更快。一个东西出来了我们要有反应，把人往极致上去推，但是当我们越来越靠近这个墙，它是对的吗？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突破是什么？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珍妮特·温特森在《十二字节》的第一章就提到，工业革命的新机器使得人均产量增加了25%，但是工人的工资相比于工业革命之前只增加了5%，最重要的是，人们都离开了乡村，以前他们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后来他们被迫生活在迅速发展的城市里面，一切都要花钱购买。
技术的变迁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上周末去逛天坛，天坛会用大型的扫地机器人，一个带着小孩的妈妈对孩子说：“你看，现在连扫地都是机器人了，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真的没有工作。”还有个例子，我去年搬家，亲戚送了我可以遥控的窗帘，我觉得我还没有懒到不用手拉窗帘。以及人越来越依靠导航，可是我小的时候出租车就是没有导航的，司机就是要记住路的。在我看来，现在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奇怪。
《十二字节》
[英]珍妮特·温特森 著 苏十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5
徐鲁青：亚当·斯密预测说，工业革命后续的发展成果可以让人每天只需要工作四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可是最后我们发现工作时长越来越长。科学家们没有精进那些让我们每个人活得更轻松或愉快的技术，马斯克都要去火星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每天工作八个小时，而且大部分人不止八个小时，很多技术生产出来是为了监控员工，而不是让员工得到解放。
张友发：我想到一张梗图，图中劳动者在驱使AI工作，但实际上是资本家在驱动着它们，老板手中的鞭子是AI，劳动的人还是你。刚刚提到劳动监视的问题，我想到自己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做过一些科技类报道，也会和一些创业者聊天，有一位创业者是做视频会议的，他当时很自豪地跟我描述他研发的视频会议最大的优势是，老板可以看到每一个员工在视频会议里的表现，以及他们是否在认真听讲，这是他产品最大的一个卖点。作为一个牛马，我当时很震惊，包括近几年一些新消费企业也在宣扬他们的设备和监控可以24小时收录劳动者的劳动，并且达成精细化的计算。
也许在21世纪最开始的十年，因为蛋糕做大了，每个人都能吃到一点蛋糕，然而当蛋糕不能再扩大的时候，劳动监控就会变得更严重。这几年国内已经愈发明显了，最开始大家觉得互联网带给了我们自有资本，但是一旦它停止增长，本身的蛋糕不会再变大，就只能用技术来提高剩余价值，这就使得劳动会被监控，休息也会被监控。
徐鲁青：我感觉这可以联系到“为什么假期那么少”这个问题，在以前，如果一个活做不完，雇主会雇佣两个人做，但是现在雇主希望一个人就把这些活做完，于是他通过监控的方式来push员工更多地劳动，你的假期和休息更少，直到工作全部做完。《后资本主义时代》就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发展越到后期国家失业率越高”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生产效率越来越高，而需求没有办法往上提，需要的人工会变得越来越少，而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边过劳一边失业的状况。
张友发：我觉得这个状况已经发生了，有些互联网大厂现在的状况就是：以前是10个人干这一件事，现在变成8个人干原来10个人干的活，他们的工资不会增加，剩下的两个人出来之后可能会转为零工经济。最后形成的局面是，还在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会越来越累，休息会越来越少，而在体制外做灵活用工的话，你的工作和生活会越来越交叉在一起，同时还伴随着缺乏保障，这可能是一个趋势。
潘文捷：一方面是过劳，另外一方面是失业，但失业的人还是会过劳，是吧？
张友发：是的。我之前采访过一位专门做零工经济小程序的人，他提到，在日本经济增长减速之后，他们有一个很高的零工经济的比例，具体数值记得不太清楚了，但中国现在离这个数字还差得很远，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业机会，未来我们也会有更大量的人处于兼职或者零工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