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曾国藩认为,如果想用言语超过压制别人,即使胜了,别人也不会服气,为人处世上,还是应当谦逊一些为好。争吵往往没有是非可言,结果常常会意气用事。一个人牢骚太多,结局必然抑塞,无故而怨天,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气,往往伤人害己。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谨“戒多言”的本质是在面临人和事的时候,要做到自我控制,避免祸从口出、乱从口出,在本质上,这是一种临事不纠缠、少争论的行动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