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数学之旅与别人有许多不同,一则主修
组合学,是比较新的一门,系传统数学和计算机理论的桥梁。
入门虽易,但登堂入室则必须对数学各门有足够的了解,能灵活应用于各种以“0、1”方式表达的信息时代的数学问题。再则贝尔实验室的数学中心,没有数学各门的界限。计算机、通讯都有和数学互通之处。因而接触面广,有些在数学方面的研究与计算机、通讯、化学、物理都有关系。
刚进贝尔公司工作时,同事中诸多高手,不免有点畏惧。但数学脉理分明,层次清晰。其研究所里外,好题目很多,研究也容易顺利。 她在贝尔实验室九年后,逢AT&T与地方电话公司分家。转入贝尔通讯研究所新建立的数学研究所主管数学部门,后升为主管数学、资讯和运筹研究。七年后,觉得离做研究愈来愈远,适时,得到所谓之“贝尔院士”,可离职两年到哈佛大学数学系任访问教授。1994年回母校宾州大学为正教授以及荣誉教授。她在数学学会里相当活跃,担任许多委员会的负责人或主编等,此处不多介绍。
她当初选读数学原因很多,主要的是因她父亲说:“
数学是科学的根本,学了数学后容易学别科。但学了别门却难转数学。
”此言对她有多次印证。
当年台大同班和前后期的多位女同学同聚一堂,共同讨论切磋。台大毕业后又大都赴美继续研习,得博士学位时,正是工作机会很困难的时期,各人经历多不相同。幸得在台大数学系打下良好基础,体验所学须活用的重要,十几年来在数学领域里或生活上受益良多,因此她有些精辟的见解供给愿学数学的青年学子。
“治学”
:数学各门各式,既深也繁,表面上好似不同,其根本道理相互通运。如今作论文,通常讲究专精而有独到之见。如果此专精之见能与多处相关的数学领域有类似的效力,则影响力大,如果专精之区,走上死角,很少人关心,岂不可惜?故专攻精研之时,要多留心和其他数学的关联。事实上,
数学分门虽多,但其根源都纠缠一起,学得精和学得深且宽(Depth and Breadth)互辅互成。
数学一门难免崇拜天才,青年学子时有气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数学循序而进,条理分明,各人思路不尽相同,第一篇博士论文,可说是独立研究的起步。作研究如何选题,如何适时而止,虽是靠自己摸索,只要有一个立足点,可往附近推展,并非无迹可循,天分固然重要,但常见许多聪明者不见得成功。
勤能补拙,大多数成功的数学家不见得特别聪明,持之以恒才是最重要的。
“广交”
:既然数学深广,自然文献极多。一人力量有限,多结交数学朋友极为重要。通常等数学文章在杂志上发表时,可能两年已经过去了。目前找题目的状况和大势,多凭口传。朋友可以互相学习、帮助,可更增兴趣,许多诀窍都是从一起合作的朋友处学来的,此外,写文章、或升迁、或换工作,都需经过数学界评论或推荐。如何增加交友和合作的机会呢?要在辞汇语言不尽相同处,找出彼此相同的兴趣及共同语言。再者,不要计较得失或成绩的划分。其实,
慷慨不藏私,从长远看来得多失少。数学知识经交换而增长,并未虞缺。多给别人一分,自己收获更多。与别人合作,常对自己独做时带来灵感。
旅行、演讲、参加数学会议,短期或长期的访问都可增加见闻,放宽研究的范围及交游。
经由数学爱好,建立起持久的友谊,只要有数学的地方,就有朋友,真是“四海若比邻”矣!
“理论及实用”
:亨利·波拉克(Henry Pollak)曾说:“数学没有理论与应用的分野,只有好数学和坏数学的分别。”如果一个定理可以把握住基本原则,化繁复为简单,可以用在许多不同的情形下,则必是好数学。从另一方向来说,很多几何理论与物理极相近,不断的由物理的真实世界指引出正确的方向。她在贝尔研究所时,很多应用的题目在许多情况下出现,把技术引到正确的方向。近来,所有科技受计算机强烈的影响,计算机领域许多大而繁的问题,更需数学提细挈领作确实的分析,带来许多基本计算机的问题,不仅对组合学,也对整个数学有极大的冲击。
“两体问题”
:所谓“两体问题”(Two Body Problem)是指夫妻同是数学家(金芳蓉的老公也是数学家,Ron Graham,中文译作葛立恒),因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女数学家尤其有这方面的困扰,大致说来,两体问题有长处,也有短处。两人有相同的兴趣,可以互相讨论,彼此扶助,明白数学研究的心路历程和职业上的需要。给予精神支持。更有机会多结交数学朋友,增加对数学的了解。比如说如果不是她先生全力赞许,她大概不会下决心在三年前离职,去访问哈佛大学。离家二百五十里更不方便。但对研究方面,裨益至巨。得以跨越好些区域和数学大家如丘成桐、芒福德(Mumford)、斯腾伯格(Sternberg)、科斯坦特(Kostant)及迪亚考尼斯(Diaconis)等分别有突破性的合作。
两体问题有些困扰的地方,比如找工作受地点限制等,大体说来,可以设法处理,而两人因彼此扶持,增加效力和影响良多,精神愉快,负面的影响自然逐渐消失,如果两人加起来却只有一个人之力,在大团体里形成小圏子,则正面的影响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