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贸易和制造业一直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推动中产阶级就业，进而缩小不平等的主要动力。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性质的不断变化，此前的生产外包正在转向全新的生产内包，“手机取代汽车工厂”和“飞地”增长模式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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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计19000字。
泰勒·考恩（Tyler Cowen，1962年1月21日－）
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彭博商业周刊》将泰勒·考恩评选为“美国最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外交政策》杂志则评选其为全球顶尖的100位思想家之一。
近来，经济不平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看待这一问题的某些最重要的视角仍被人们忽略。经济趋同对许多国家而言犹如神话，不仅如此，未来经济增长的奇迹将与以往不同，也不会在每个方面都好于过去，尤其表现为包容性更差、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可能比“二战”后一些增长较快的经济体（最明显的是亚洲四小龙）更容易发展成为不平等的经济体制。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制造业不再是中产阶级就业的主要推动力。生产性质的不断变化使一些不具备信息技术竞争力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将击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这反过来限制了中产阶级的形成。此外，即使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具有竞争力（如印度），它们从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增长也只集中在部分人手中。换句话说，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成功使较高的收入不平等成为核心经济结构的一个特征，就如“二战”以后美国和许多西欧国家演化出相对平均的经济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上升，其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超过美国。
有时，资本替代劳动采取的是机器人的方式，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智能软件使许多以前由人来操作的功能可以自动运行，或者说，我们正在把时间花费在新的活动上，这些活动所需要的人力协助越来越少。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硅谷的龙头企业里，如Google（谷歌）、 Facebook（脸书）或Twitter（推特），我们只能见到很少的员工。不仅科技公司如此，当今的许多工厂和造船厂也非常安静，很多关键环节都通过机器来作业。一些不愿接受低薪的工人大都离开劳动力市场，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观察到的。同时，对于一小部分掌握信息技术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在不断上涨。
罗德里克（Rodrik，2012，2013，2014）在一系列论文和短文中，论述了追赶型增长终结的可能性，类似的担忧也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讨论中。丹尼尔·里韦昂（Daniel Riveong，2015）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重大的挑战不是发达国家如何处理软件自动化，而是像印度尼西亚（迅速增长至2.5亿多人口）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可不断升级的廉价计算软件和机器人带来的竞争，如何实现增长。”
纵然有人认为，与早期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相比，当前的转变进程并不是根本性的，然而，工业革命也花费了60—70年的时间才在19世纪40年代给英国工人带来显著、可持续的工资增长。与此同时，无论结果多么可喜，这一转型成本都非常高昂，其间还经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崛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即使经济学家对此大多持反对意见，主要西方国家还在补贴其农业部门。就此而言，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脱离农业就业岗位的经济转型仍未完成。这些方面都在警醒着那些关注当前经济转型的人们。
为了理解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本文首先从贸易着手，对东亚一些成功的经济体而言，贸易是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主要推动力。接下来，本文将讨论，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及包容性增长尤其重要。即便如此，贸易发展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有利于包容性增长。如果贸易不再能驱动经济增长，会发生什么？第3部分作为本文最重要的部分，强调创新所带来的涓滴式增长、价格歧视和知识产权的弱化是经济趋同的新兴推动力。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普及了手机，这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增长范式，即基于消费机会迅速扩散的增长方式。“手机取代汽车工厂”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增长范式。本部分还讨论了富国的资本收益如何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发展中国家“飞地”的生产率赶超，我们将考察这两种情况下的分配问题。
第4部分列举了四个研究案例，分别来自中国、印度和菲律宾，以及后苏维埃时代的几个中亚国家。我们不可能全面了解每一个国家，但是在每个例子中，我将考察本文的框架如何用于解释这些国家当前及未来的发展特征。这些案例的选择是基于这些国家的绝对重要性（如中国、印度），同时也反映了亚洲增长经验在地理和经济上的多样化。
了解这一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状况的变迁。在美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峰值（25%—27%），之后出现了回落，目前这一比重约为7%。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尚未去工业化之前，美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在瑞典，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约33%），而德国的这一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高达40%，韩国在1989年达到28%，英国在“一战”以前达到45%的峰值。
当今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非齐头并进。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去工业化，这些国家在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以前，其制造业就业人数要么正在下降，要么已经达到了峰值。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去工业化，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始终没有超过15%。印度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在2002年达到13%，之后便开始下降。在非洲，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速明显快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速，这与东亚的情况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非洲国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包括南非），菲利普等人（Felipe、Mehta and Rhee，2015）总结道：“（1）对于当今并非依靠石油致富的经济体，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占比至少在18%，并且在他们达到富裕程度以前也基本如此；（2）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时的收入水平要低于过去，就业人数占比（通常低于18%）也低于过去（一般为30%）。”
问题部分在于，国际贸易在制度和技术上比人们通常意识到的更不确定，对国际贸易的许多常规理解都忽略了贸易的约束条件。典型的约束条件是，国际贸易存在固定成本，特别是邻近国家间和远距离国家间的贸易。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更具体的提法来表述：当一个富国可以在本土自动化生产一种产品，并且不会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为什么还要从穷国进口类似的产品？
如果说国际贸易存在经验性规律，那就是规律本身发生的概率非常之小。一般而言，只有少数企业会选择出口或者考虑出口，据估计，出口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约为8%，并且多数出口企业都只出口单一产品到单个国家，甚至平均来看，它们至多会出口到3.5个国家。大多数国家的全球性经济部门都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随着国家之间距离的拉大，它们之间的贸易会以指数方式迅速下降（即所谓的“引力方程”，这可以被认为是经验性规律之一）。我们还注意到，出口企业的规模一般大于非出口企业（按销售额计，出口企业规模一般是非出口企业规模的4.4倍），这与“国际贸易有着相对较高的固定成本”这一说法相一致。此外，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来自规模较大、产品和目的地多样化的出口商，这也与固定成本的存在相符合。简单的模型如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常常忽略这些因素。
直到最近，以贸易占GDP比重衡量的经济全球化在未来几十年中仍会继续扩展还是一个普遍假设，但是，没有明显证据表明这一假设是正确的。考虑一个典型化的情景，发达国家会自动化生产本可以通过进口而获得的产品。相对富裕的国家不从中国购买廉价的塑料玩具，也不从越南进口T恤，而是在本国生产这些产品。机器利用率的提高、智能软件、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等都意味着，工资差别不再是一国把目光投向海外或低工资国家的主要原因。在国内制造这些产品有着较低的运输成本，而且是在一个相对熟悉的国内法律和文化环境中进行投资。这并不是说，很多甚至所有的外包都会被撤销，而是说增速可以有所下降。这一情形听起来有点反贸易或不看好贸易，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内贸易是否可以胜过国际贸易，答案是“也许可以”。在我所考虑的上述典型化情形中，贸易将更少地依赖工资差别，更多地依赖其他要素，如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我将此界定为一个“全新内包”（radical insourcing）的世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吸引到信息技术最为便捷、制度最为完善的地方，而不是相对于工人生产率而言工资成本最低的地方。
虽然我把注意力放在信息技术和自动化上，但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造成国际贸易的减缓（以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例如，尽管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但由于经济、法律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的原因，服务很难贸易。而且，随着富国不平等的加剧，它们自己也会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包。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滑，国内一体化进程也在推进，这两个因素限制了与中国开展贸易所能带来的额外收益。最后，尽管这不是本文所强调的重点，但是未来20年可能不会像过去20年那样和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未来的世界贸易。
至少，我们需要考虑，全球化趋势在过去20年里可能已经达到了峰值。的确，2008年开始，贸易比产出增长更为缓慢，因而全球化的逻辑也可能在减缓。某种程度上，贸易的下滑反映了金融危机（贸易品往往更具周期性），或者说贸易在欧洲经济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在欧洲，贸易占GDP的比重一直较高）。不管怎样，我们需要估算，而且最近的估算表明（Constantinescu、Mattoo and Ruta，2015），近期贸易下滑的一半原因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而且，我们看到了“回岸”（reshoring）的发生，即原先国际化的活动重新回归到国内。美国回岸的例子包括惠而浦公司（手动混合器）、卡特皮勒公司（挖掘机）和福特公司（商用货车）。然而，这一现象的规模及未来发展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也很难用有限的数据进行估计。
在这个“全新内包”的世界中，大宗商品贸易是出口获益的主要来源，然而，大宗商品出口会带来收入不平等。我们来看一看收入最为平均的亚洲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并且它们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储蓄和人力资本。多数大宗商品出口国的不平等程度相当高（这可能在俄罗斯表现得最明显）。政治精英获取资源和占有租金比较容易，例如很多石油出口国家，而基于人力资本的制造业财富则不容易带来这样的问题。当一国拥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加拿大、挪威）或较少的人口（文莱、挪威和科威特）或两者兼备时，基于自然资源财富的平均主义也可能出现，但总体来说，大宗商品出口不是中产阶级社会发展壮大的持久基础，至少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和那些既非人口小国又无良好治理的国家来说，是如此。
正如菲利普等人（Felipe、Mehta and Rhee，2015）所强调的，有望在未来带来收入增长并孕育出中产阶级社会的是制造业就业，例如东亚。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其他地方，拉丁美洲的历史显示，这一地区直到20世纪早期才出现不平等。在19世纪末商品繁荣时期，不平等首次拉大，但那时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国家错失了很多“一碗水端平式”（leveling）的经济增长，而这类增长形式是20世纪早期的特征。收入不平等成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痼疾”，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直到今天都比较高（Williamson，2015）。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制造品出口的缺乏会丧失潜在的规模经济，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若没有机会出口丰田汽车，日本国内的汽车可能更加昂贵且质量较低。内驱型增长可能很难出现质的飞跃，未来的国内投资也很难保证有持续的盈余。制造业能创造强大的前向后向关联，一批成功的制造业企业可以为投入品产业提供资金，也创造很多就业岗位。例如，在美国，有证据表明，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份额大于其GDP占比所显示的份额。同时，美国制造业还在商业研发中占据70%。
没有强劲的制造业，发展中国家也会失去有利的规则约束和从全球市场学习的机会。国外购买者对商品质量的要求较高，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较高，对商品有更多的选择权。而且，一国很难利用国内政治操纵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如果一国能持续地出口高质量商品，该国就在不断地满足严格的商品质量标准，并且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涓滴效应，有助于该国形成更广泛的产业群。这至少能说明，出口产生的GDP是真实的，它反映了实际产出能力的提升。现实中，政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军事、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开支带来GDP增长，但这样的GDP增长只是满足了统计标准，却忽视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制造业就业岗位，尤其是大规模制造业和出口制造业的就业岗位，通常都出自正规经济部门，正规经济可以创造税收收入，尽管严格的规制和较高的税收增加了前期成本（upfront costs），但它可以使企业经营者从长远视角开展投资。企业为进入正规经济部门而承担高额前期成本的意愿与开展投资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渗透力的意愿是相关联的。这不同于多数小型生产企业和小型服务业企业（它们的固定成本很小，长期投资也较低）。另外，制造业出口创造了一个政治阶层，这个阶层从建造大量高质量的物质基础设施中获得既得利益，同时也对国家利益有较广泛的贡献，在韩国就是如此。
基于出口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有利于壮大一国的中产阶级。许多国内服务业就业岗位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要么很高（如医生）要么很低（如售货员），服务业可以为很多人提供就业岗位，但很难使足够多的人走上收入提升的轨道。无论何时，大多数人不可能都成为医生，售货员也不太可能提高生产率。售货员的销售额可能很高，但他积累经验所得到的回报还是相对较低。只要员工学会操作收银机，并且掌握了菜单，学会对顾客微笑，大多数情况下，他就不再需要额外的进步，最好的情况是，这名员工以后会在该行业自立门户，并雇用更多的服务人员。相反，制造业企业的工人从经验中获得的回报相对较高，并且不容易被替代，因而雇主就有理由培育他们的忠诚度，并开展人力资本投资。这样，中产阶级工人的核心力量就建立起来了，而且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雇员可被轻易替代的情况形成对比。根据这一机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服务人员（如医生、律师）只占少数，而低生产率的服务人员占了多数。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但在制造业就业的工人平均每小时可以多挣1.78美元，或超过10%，个别州甚至超过24%。
最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程度相对较高（Rodrik，2012）。这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部门得以立足，这个国家的生产率就可能持续提升，赶超步伐也更快。例如，一国一旦在自动化生产方面从一个相当大的规模起步，它就有可能逐渐赶超世界领先国家。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没有这么强，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甚至更弱。这些典型化事实使我们相信，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有其独特作用，至少这有可能使一国走上赶超发展轨道。作为一种现实选择，除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人们通常还可以选择一直在农业部门就业，但农业部门的赶超非常之难（之后我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更严格地说，某些服务出口也可能实现自动化。印度呼叫中心可能被图灵机器人代替；沙特阿拉伯也可能投入机器人，而停止雇用菲佣，从而减少菲律宾的国际汇款。许多服务业岗位看似难以自动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无人驾驶汽车正在变成现实，机器人和无人机的精密程度正在快速提高，人工智能项目已经可以开展医疗诊断、故事编写、考试评级等。因此，科技可能使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变得更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阶段的追赶式增长（无论是越南、印度尼西亚还是印度）将很难顺利进行，至少不能通过出口来实现。20世纪晚期，追赶式增长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跨境贸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驱动着增长，就如“东亚奇迹”所体现的那样。因此，如果以GDP占比来衡量的国际贸易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模式也将不那么重要。
在这一部分，价格歧视和知识产权租金流失所带来的涓滴式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我将这一机制称为“手机取代汽车工厂”。许多经济思想成为非竞争性的，因为它们一旦存在，很多人都可以对之进行配置。这一描述听起来与上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有些无关，但从广义进程来看它们是相通的。如果富国使用智能软件来替代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穷国也将以其他方式从中受益，包括商品和服务所带来的涓滴效应。
手机（或者引申为智能手机）是涓滴式消费的一个典范。手机所包含的技术已经被很多国家所掌握，这些国家都不贫穷（尽管中国对手机生产也有贡献），并且对穷国和不发达国家而言，手机的作用非常明显。
从全球来看，手机和智能手机所带来的收益巨大而成本较小。在亚洲相对贫穷的地方，手机和智能手机的价格比西方国家要低，部分原因是价格歧视，例如，在大部分非洲国家和亚洲穷国，三星会制定低价策略。另一种情况是，穷国的居民倾向于购买质量略低的产品，即使如此，他们的很多需求也能得到满足。不久前，黑莓曾是美国最先进的手机品牌，但现在它基本只销往穷国，除了部分非洲国家，还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南亚一些国家，当然，它在这些区域的定价也相对较低。
基于互联网、由互联网连接的低成本服务的整个链条已经延伸到很多穷国，而且，一些原始知识产权租金也已经渗透到贫穷的买者和用户身上。廉价的手机和智能手机之所以迅速传播，是因为最初的专利发明被快速效仿，而且通常是以更廉价的物质为载体，效仿有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但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在印度尼西亚，Facebook软件可以嵌入手机设备。换句话说，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与其输出制造品换取进口产品，不如改变路径，利用进口涓滴效应，以特别低的价格进入更贫穷的国家。
穷国不能以低于富国的价格获得成本不变的商品和服务，因为它们要支付更多的运输成本，还要为不完善的制度和低效的零售体系支付成本。如果富国生产了更多的水泥，这项活动所带来的涓滴效应可能就很小。但对于边际成本下降的商品，情况会完全不同。
富国越关注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部门，涓滴式增长就越为重要。过去几十年里，富国的很多重要创新都转向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部门，最显著的是科技行业。科技行业在地理上容易集聚，并且以硅谷为中心，这是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典型特征。有一些产出是免费提供的（Google、Facebook），其他一些产出则表现出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只有单一的主导厂商提供网络产品（eBay、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对于科技行业的硬件设施，我们强调其升级换代、差异定价策略等，这些也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表现。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经济中的参与者都如科技行业一样，这种增长源泉就会相当显著。换句话说，在一个“软件通吃”（software eats the world，借用Marc Andreessen的措辞）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最终将会富裕，即使依靠出口走向趋同的传统路径已不可行。
大多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上是不平衡的（Hirschman，1958），但是，在 “手机” 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不平衡。新的不平衡将是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产品，它们给穷国带来了涓滴效应，相比之下，对于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减的产品，涓滴效应就不存在。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更好地提供规模报酬递增的产品，而较少地提供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减的产品。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未来将会有更为丰富多样的手机、软件、网站、电影、电视节目、医药等。类似的，住房和许多食品原料的相对价格将更高。“活在过去”变得相对昂贵，活在技术前沿则变得相对廉价，即使在那些不被认为是技术强国的国家。这可能意味着，年轻人比年长者更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至少相对于平衡增长模式来说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最新科技。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情境下，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估实际的经济增长。第一，GDP不衡量Facebook和Google等提供的免费产品和服务；第二，GDP会低估规模报酬递增情况下所生产的消费品价值，即使这些产品不是免费的，它们的价格最终也会下降到边际成本附近，并且产品的消费也会大幅上升。GDP指标是以这些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基础，但若与边际成本不变的类似产品相比较，超边际(inframarginal)社会估值可能会特别高。
“手机取代汽车工厂”的增长路径与出口导向型增长非常不同，它更加注重“消费优先”，它既不要求有多高的个人储蓄（像东亚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那样），也不要求或不一定带来高性能、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穷国的许多人可以快速改善其境况，而且能以较低的价格甚至免费享受到更加多样化的商品。这一经济增长路径充满了更多乐趣。同时，它也不需要文化方面的变革或转型，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文化都赞同较高的个人消费，在这种增长路径下，不必重复东亚发展奇迹中曾演化出的支持储蓄和教育的伦理。
在如此情境下，发展中国家在物质基础设施方面也许并不引人注目，即使它们的收入接近于中等水平。这些国家的房屋可能仍不稳固，能源成本可能限制它们发展高效的运输体系，平庸的基础设施也可能阻碍了内部的经济一体化。物质成本仍是一个明显的约束，富国所带来的涓滴效应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少帮助。想法和创意而非建筑材料成为一种公共品。尽管如此，穷国会有廉价劳动力，也会有很多的想法和创意，而且大多数创意都能转化为边际成本递减的产品。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错，但看上去仍不发达。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89年后东欧的相反情况中获悉。1990年夏天我曾到过布拉格，当时这座城市看起来并不是很贫穷，那里的建筑物也不比西欧很多城市差多少，尽管当地的翻新修整确实较少。而且，从外表来看，布拉格也堪称发达。捷克共和国部分地方（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基础设施良好，道路、桥梁等都延续了“二战”以前的状况。然而，再深入观察，我们发现当涉及新观念和新技术时，布拉格就显得很贫穷。在辉煌的历史建筑物内，只有很少的传真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很可能是布拉格的反面。
在这样的世界里，想法和劳动力都是廉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可能专业化生产文化产品、教育产品和计算机程序等。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可能寻找到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而不再依靠制造品出口。这一机制在印度经济增长中得到一些体现，主要是计算机编程和信息技术方面，这些部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不是通过人工装船或以物质形态进行销售和出口，而主要借助于信息技术手段。
高回报的外国资本能否通过其他机制使新兴经济体受益呢？上述讨论集中于消费机会所带来的涓滴效应，但是高回报的外国资本还会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其他方面的涓滴效应。当富国的资本家赚取高额收益后，他们会把所积累的资本投向国外，从而外国资本会持续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即使这对出口导向型增长并无太大帮助。外国资本家会不断寻求较高的回报率，试图从穷国摘到低垂的果子。例如，随着印度国内零售额的增长，假设法律环境稳定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外国资本就会持续寻求获利。
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具有广阔内部市场的国家。像对外贸易有固定成本一样，对外投资也有固定成本。如果一些小国可以通过出口等获取高回报，资本就会投向这些国家，但随着出口因素的弱化，潜在的高回报将源于国内市场的规模。在亚洲，这意味着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一些小国如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和老挝等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就相对处于劣势。
基于上述困境，一些小国希望成为富国的卫星国或克隆经济体。例如，墨西哥与美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又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墨西哥在一些技术先进部门有着较高的生产水平，如汽车生产（墨西哥很快将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墨西哥也存在很多低劳动力成本的非正规经济部门。本质上说，墨西哥正在创造一种二元经济：一方面，某些部门有着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另一方面，有许多低工资的工人。即使最好的自动化技术也只能替代生产中的一部分劳动力，因而投资者所寻求的理想场所应该是高科技与低工资并存的国度，墨西哥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这类混合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有一个相对于工资中位数而言市值较高的股票市场，换句话说，在这种混合发展模式下，大量经济利益将被资本所攫取。这是墨西哥2016年所经历的情况的真实写照。
一国也可能通过构建“飞地”而促进内驱型经济增长。例如，经济特区可以把全球经济中的很多实践和文化带到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区域。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使低工资和高工资经济元素跨国界组合，而飞地则尝试把这些东西集中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印度的外包活动，如班加罗尔、金奈和海得拉巴所做的那样，是构建飞地的例子。外包中心主要生产它们自己所用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自来水、网络连接和道路等，其目的是为飞地内的企业营造好的环境，从而构建一个中世纪式的封闭大院，大院内部类似于一个发达国家。同时，飞地设立在印度还充分利用了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这是结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特征的又一种方式，未来的发展模型很可能包括许多这样的结合，而不只是直接构建像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那样的中产阶级社会。
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这种部分排他性的飞地。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特许城市”（charter city）是另一种飞地形式，这种飞地形式附加了外部的法律约束，尽管这一想法还未付诸实践，至少自早期香港殖民地或巴拿马运河以来还未出现。
关于跨部门间生产率趋同差异的文献（Rodrik，2012）为飞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上所述，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最为明显，当然这取决于穷国的初始基础；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最为缓慢。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同差异，但值得我们思考和推测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
部门间生产率趋同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可能与周边制度和文化的隔绝程度有关。通常，农业发展是在空旷的田地里，它有一定的领土范围，这些土地交叉重叠，横跨很多乡县和政治边界，其发展依赖于土地权、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农耕方法依然可能长存。农业由于其经营年限和普遍性，常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这在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特征使得农产品的生产率很难得到提升，构建一个与文化环境中的低生产率因素不相容的飞地是相当困难的。
相比之下，很多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在工厂中开展，工厂所占的面积有限，很少跨政治区域。工厂更容易设立防护和围墙，一个工厂就像一个独立的世界，有自己的文化。换言之，工厂比农业看起来更像一个隔绝的飞地。
作为另一种理论解释，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2006）分析了国际供应链如何被拆分并跨国延伸。按照他的解释，原先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一个横向一体化的综合供应链，如韩国曾经的情况，韩国的汽车生产涉及很多投入和合作，但大部分都与本国的制造业有关。韩国政府还建造了全国性的基础设施用于维持这样的生产关联。而目前，根据鲍德温的说法，新的发展模式更接近于泰国的情况。泰国像韩国一样也从事汽车生产，但是，泰国并不是尝试整车制造或参与大部分流程，而是在一家日本企业的支持下，专业化从事汽车制造的一小部分流程。泰国可能不会完全实现工业化，但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从事高质量汽车制造的飞地，这显著提高了该国某些地区的居民和某些工人阶层的收入。鲍德温描述的情形结合了混合关系（hybrid relationship）的思想（如美国—墨西哥）和飞地的思想。此外，未来的发展模式也可能用新的非常规方式来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接下来，我将探讨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发展及未来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趋势：中国、印度、菲律宾及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共和国，以进一步论述本文的一些主题。
首先，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收入不平等程度将会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预计中国可能会成为最不平等的经济体之一。例如，据最近报道，北京有100名亿万富翁，超过了纽约的95人。
撇开政治和腐败问题不谈，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由于“国内市场效应”，较大的国家更容易产生大企业和大富豪。如果在大经济体（如中国）创立公司，因为服务于全国市场，它们在创建之初就会比较大，或者有更大的可能走向国际（这也是美国比其他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原因所在）。中国已经诞生了庞大的信息科技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这些企业都给个人带来了巨额财富，而且大多有进军国际市场的计划。类似的，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也会成为全球的大企业，并造就出一些超级亿万富豪。
我们预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将会上升还有另一个原因，中国的增长路径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恰逢先进的科技推动经济走向不平等。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造就出中产阶级，与此同时，中国依靠房地产、金融、出口和科技所带来的增长造就了一批亿万富翁和超级富豪。中国经济增长恰恰始于经济环境使平等主义力量的长期作用受到削弱的时期。
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由多种力量造成。例如，中国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较快，从而进一步增加了高收入者的收入。同时，不像日本和韩国，中国是在全球竞争变得激烈的时候进入制造业，不仅要与韩国竞争高端制造业，还要与越南和其他一些国家竞争低端制造业。虽然尚未有最终证据，但这可能限制了中国中产阶级工资的持续上升。2016年，随着经济继续下滑，中国将不再能简单地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全球需求不再能支撑中产阶级工资的持续增长，当然，美国、日本和西欧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一般而言，较大的经济体很难通过出口导向型增长实现转型，如果中国只是一个有着50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可以想象，当获得相同的增长机会时，借助于出口所创造的良好就业岗位，中国可能早就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和相对平均的社会。但是，要想通过出口导向型增长提高13亿人口的生活水平要困难得多。
另外，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可能正在经历过早的去工业化。我之前提过，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发达的中产阶级国家。在达到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水平以前，中国的去工业化可能就已来临，转而发展服务业和工业机器人。截至目前，我们很难测算中国制造业的就业状况（参见Miller，2014），但近来显示，中国结构性转型和增长放缓对制造业的冲击最为强烈。
我们至少有一个理由认为，中国的资本—劳动替代过程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迅速，这与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有关。庞大的国内市场意味着较大的企业，而较大的企业更可能为机械化支付固定成本。例如，IBM和Google购买或投资了很多信息技术，但是当地的糖果店并不会采用这些技术，直到它们变得很便宜。的确，中国已经成为使用机器人最多的国家，而其平均工资还略低于墨西哥。
如果中国形势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中国体量巨大，其制造业仍在继续多样化而不是专业化。如果我们看一看韩国的工业化过程，可以发现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韩国最初生产了所有种类的制造业产品。随着经济的成熟，它的贸易量更多是为获得最有效率的投入品，之后，制造业逐渐开始专业化，即韩国本土企业开始专业化生产在国际市场销售最好的产品。三星和现代持续发展，但那些地方尿布生产商可能有竞争力也可能没有。对较小的国家而言，这是一种自然演化的模式。然而，中国一直在生产广泛多样的制造业产品以供应国内，中国市场如此巨大，进入这个市场的价值如此显著，以至于中国还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专门生产某些出口产品。这表明，中国在未来仍有希望保持较高的制造业就业占比。
近来全球贸易缓慢下滑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中国正在用国内投入品来替代过去的进口投入品，来建设更充分一体化的制造业生产结构。这有助于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维持其制造业就业。
说到底，虽然中国存在一些有利的结构性因素，但中国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可能也难以改变整个国家。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谈论经济时强调要促进服务业增长。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与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不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奇迹发生在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时期，而且，通过传统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制造业就业份额，这样的收入分配比较容易实现。
印度是制造业投资不足的典型。正如本文第2部分所述，这意味着印度很难发展出一个大的中产阶级，因此会继续沿着收入极度不平等的路径发展，各种收益分配不均，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相对于GDP，印度制造业份额较低，这是基于标准模型得出的结论（例如，2000年前后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预计为19.55%，实际为15.85%）。以占比15%来看，印度的制造业是中国的一半，也低于日本和韩国数十年前所达到的水平。尽管可能存在漏估非正规经济的情况，但非正规部门的企业对员工投资都较少，且不具有较强的全球竞争力，原因是它们的规模和重要性都受到了限制。
印度在发展规划中经常提到要提高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印度总理莫迪强调他已经把此项工作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到2024年，超过1.2亿印度人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对收入不平等来说，如何利用这一人口红利是一个核心问题。
然而，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印度能创造出足够多的高生产率就业岗位，或者足够多的制造业岗位。这个国家的能源政策非常低效，能源供给经常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印度国家层面的劳工法较为严格，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聘用和解聘工人的成本。由于印度的工资较低而人口庞大，加上印度的教育体系并不发达，劳动力市场的规制也较多，因而找到合适的人才和培养混合型人才在印度并不是那么容易。印度的基础设施相对于国民收入水平而言相对落后，道路、机场和港口往往建设得较差，电力供应和互联网连接也不稳定。最后，印度很少保护外国投资者的产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的出口导向型公司的创立。印度的法院系统也是众所周知的低效，案件的判定甚至可以花费二十余年，导致工厂的土地产权很难得到保障。
另外一些问题可能源于路径依赖。“二战”后的数十年，印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外汇限制和许可证制度，这使得很多制造业企业难以进口必需的投入品。要列出印度的所有问题有些困难，但大部分情况下，印度经济问题对“物理空间”活动的冲击大于对“信息空间”（information space）活动的冲击。基于这些原因，印度不太可能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中心。
像中国一样，我们看到印度制造商也投资于自动化和机器人，而且是处在工资成本较低的阶段。像在其他高工资成本国家一样，福特和通用在印度的生产都使用了最新的机器人，而且印度的机器人制造也是一个增长潜力很大的市场。瑞典的爱立信公司也计划在印度扩大规模，但它不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多制造业就业岗位，而是更多地使用高技术人才和机器人。印度政府制定了2022年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1.5亿的目标，但是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更现实的估计是到2022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不超过0.62亿。
现在的趋势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正在下降，部分原因是全球贸易正在下滑。同时，印度还没有建立起发挥主导作用的中产阶级，而且现在看来，尚不清楚有什么现实的力量可以扭转这一基本趋势。
我们看到，印度的不平等和差异很多是地区性的。根据麦肯锡的最新估计，例如，到2025年，印度最富裕地区（果阿邦、昌迪加尔等）的人均收入将为32000美元，接近于目前西班牙的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德里的人均收入预计将达到24000美元，同期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哈里亚纳邦和喀拉拉邦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为每年14000美元，接近于目前的巴西，但这些较为光明的数字不构成对印度的整体描述。许多贫穷地区如比哈尔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的人口都较为稠密，仅北方邦就有2亿居民，接近于巴西的总人口，但它也是印度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三个相对贫穷的地方（北方邦、比哈尔邦和孟加拉邦）的人口占到了印度总人口的30%，而且未来的占比还可能增加。然而，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在这些地区的分配非常不均。麦肯锡的估计表明，从现在到2025年间，如果我们从印度29个邦中选出表现最好的8个邦，加上4个表现最好的城市邦，所有加起来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我们很容易想到，印度未来的工业化只会在部分地方实现。目前，印度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为5700美元，这还是世界银行以PPP方式调整后的结果。
菲律宾是“手机取代汽车工厂”（这是第3部分概述的情景）的典型，约1/3的劳动力仍停留在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农业部门，制造业的发展较为缓慢。20世纪80—90年代，亚洲很多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和就业人数都在增加，但这一时期的菲律宾开始落后，一度被称为“亚洲病夫”。从1980年至2013年，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人均收入水平从300%上升到400%，而同期，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上升了40%。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减贫扶贫都不会有太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