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中央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之后，很少看到领导们高调地“下馆子”了。
但随着全国疫情局势向好，领导们组团下馆子的场景得以在全国多地“复现”。
海南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现身美食街；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品尝“鸭血粉丝汤”；江西省商务厅厅长谢一平打卡“瓦罐汤”；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陪同中央调研组在罍街品尝小吃；福建副省长郭宁宁光顾“四道菜”；衡阳市委书记邓群策吃鱼粉；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在武陵源景区喝“星巴克”……
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一行喝星巴克
截至3月17日，有来自海南、江苏、湖南、广东、安徽、浙江、河南等7个省12市的“一把手”带头下馆子，或到当地超市购物。
省、市官员这般引导，县委书记、县长紧随其后，各级班子集体“吃播”，告别机关食堂，合力塑造出外出就餐的奇妙场景 。
坊间将此引为热议话题，只是相比以往的“愤怒与指责”，这次舆论中多了不少“赞许”的声音。
党政干部“带头下馆子”，消弭大众对堂食的恐惧，无疑是为经济复苏做表率。
疫情期间，餐饮等服务行业受到极大影响。据3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饮收入4194亿元，同比下降43.1%。
这43.1%还是平均了1、2月份的数据，如果抛开1月份正常经营的情况，可想2月的餐饮业究竟承受了何种打击。
当市场不振，政策就成为了有力推手。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
随即，海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地陆续出台“红头文件”，以“干部职工带头消费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为导向，政策性质或为“倡议书”，或为“通知”，但都起到了强力的“引导示范”作用。
不少地区还设置了低消标准：南京市秦淮区规定领导本周要消费不低于100元，南宁市武鸣区倡议城区干部职工带头购物消费不低于200元。
相关人员解释称：“一个空的倡议不如一个具体数字。”希望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情，以实在的行动、实在的数字去帮助企业。
这种近乎于变相“带头捐款”的“实在”政策，用最“直白”的方式释放出支持餐饮业复工的信号，相比“减税”“降息”“返佣”等复杂的系统性操作，领导“带头吃饭”落地简单，百姓易懂。其潜台词就是：领导都出来吃饭了，你还担心个啥？
除了老百姓，领导此举的喊话对象还包括行政系统上下的官员。
对上，响应政策号召，亲力亲为地为复工做贡献，跟其他地方官员保持同步，甚至不惜略显“作秀”地完成任务；
对下，引导地方行政部门转变思路，适当优化各种复杂的审批环节，从“旁观”复工变成“参与”复工。
而倘若这些意想中的效果都能实现，领导这“100块”可就花得太值了。
嘉兴市委书记张兵在南门头吃饭
“一种行为，各自表述”，在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看来，“领导带头吃饭”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效力。
• 地方媒体“加油”
广东《中山日报》希望公众《读懂领导带头“逛吃”的良苦用心》，称这是领导为弥补“地方复工宣传不足”所做的努力，是干部“敢于担当”的表现：
湖南《潇湘晨报》剖析领导干部下馆子背后的“三层信号”：
带头消费，引导市民恢复消费信心；亮明政府态度，给企业吃下“定心丸”；疫情防控不松劲，体现在每个细节；
江苏“荔枝新闻”发表时评《 领导干部带头下馆子、逛书店，就该这么做！》，因为“当领导干部们端起路边小摊碗的时候”，民众会真切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坚定信心；
中共天津市委“党务通”则特意强调——党员干部适度消费和纪检监察要求不矛盾:该禁止的是大吃大喝、公款吃喝等不当行为，并不是反对自费的适度消费、合理消费，更不反对组织号召、带头克服恐惧心理的消费行为。
• 中央媒体婉批
反观央媒，则抱持相对克制的论调。《人民日报》、光明网、中国新闻网前后三篇时评，为其中不合理现象“降温”。
《人民日报》发表“锐见”《消费不低于100元？领导干部该带什么头》，建议领导们做好“本职工作”，把重点放在出实招、举实措、见实效上，而不是跟市场“抢戏”：
光明网评论《复工复产，奖励抗疫，不能坏了规矩》，用否定语“不能”暗示某些地方已经“坏了规矩”，特别是用“红头文件”干预“个人消费”的方式值得商榷：
中国新闻网文章标题则称——官员带头“下馆子”，接地气也需防误区，并援引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表态：带头消费是件接地气的好事，但应该经常化，而不要“一阵风”。
地方媒体与央媒的报道反差，源于各自的立场不同。
站在地方媒体角度，要紧密宣传好当地政治经济中心工作，这是一条“不得不正面报道”的新闻，除完成基本的宣传任务外，全国各地同类消息日渐增多，以至于形成了模式化的新闻范本，而如果其它地方都报道了，就你这没报道或者“说反话”，无疑是一种不正确。
中央媒体则不必过多顾忌地方政府的宣传需要，对其中存在的部分“形式主义”问题能够不吝批评，同时利用央媒身份，给此类现象踩踩“刹车”。
当然，这些发言也该考虑地方的实际。
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正义网”评论：政府下发红头文件支持某个行业的方式一直都存在，只是对象不同而已。
比如，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期间，政府曾发文大力鼓励员工持股；近期为助力脱贫攻坚，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供销合作总社三部门联合发文，鼓励大家购买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哪里有困难，就尽量给出合理政策，帮渡难关，都属于应急之策。
地方之所以使用这种“应急”之策，实在是因为其他手段不够“解渴”。
疫情发生以来，各地曾多次出台“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包含“减税降费、提供免息贷款”等，这些政策往往需要更复杂的行政协调或更长时间才能见效，但各地餐馆的歇业、经济的下滑、税收的减少确是实实在在的。
对地方官僚系统来讲，发文件层层传达领会，其影响力和效果恐怕都不如一把手的亲自示范，在体制内干过活的人恐怕都知道——领导一句话，下面跑断腿，何况还是领导的动作示范呢，先不论这种政治文化健康与否，起码在复工这事儿上，书记、市长都吃饭了，卫生、商务、工商、公安还有啥可纠结犹豫的？还不行动起来？
其实，我们梳理时间线可以发现，疫情发生以后，餐饮业是受到关注最多的行业。
一是损失太惨，连“海底捞”、“西贝莜面村”等明星企业也曾“卖菜维生”，据恒大研究院数据，今年餐饮行业在春节7天内就会有5000亿元的损失。
二是餐饮影响的就业人口非常多，有窗口示范效应，也关系着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要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深圳市、浙江省、广东省、山东省相继印发“支持小微企业的若干措施”。
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零售、餐饮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经营服务防控指南》，明确人员、场所、设施设备、商品、外卖服务管理等细节，引导餐饮业有序经营。
甘肃、福建、四川、内蒙古等地随即宣布减免增值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餐饮住宿等场所服务水平，助推“消费回补”。
各地承诺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流程等措施，全力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紧张、资金不足、原材料短缺等难题，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