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蒂尔、硅谷资本主义与特朗普的新政治

文｜黄靖洋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助理教授

2024年美国大选的关注者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冲击性事实：硅谷精英们整体不再如近20年那般支持多元文化主义。他们的政治立场分裂成两条路线，一方仍然支持技术和社会间的包容共生的多元主义，而另一方则抵制进步主义，并主张继续去除管制以实现技术加速。

著名的风投资本家彼特·蒂尔（Peter Thiel）是后一种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早早地投资了副总统万斯（J.D. Vance）的创投和政治事业，使他成为了一个最支持“数字加密货币”的候选人，并撮合了“特朗普-万斯”的组合。

本次大选特朗普及共和党的全面胜利颠覆了众多民主党支持者对选举结果最悲观的预期。诺贝尔奖得主、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上失望地发表了最后的封笔宣言。他写道：“这似乎是一个反思过去25年变化的好时机”。

这符合经济学家赫希曼有关政治参与“退出、呼吁、忠诚”的框架解释——当人们对现状感到失望时会选择退出公共生活转而回归私人领域。

有意思的是，保守主义价值和共和党最热情的支持者蒂尔在奥巴马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时也书写过相似的退出宣言。这位从大学时期就积极在公共领域和左翼思潮对抗的投资家将奥巴马的胜利视为他和多元主义者们对抗的最大失败。在2009年，他感慨到像他一样的人需要沉潜下来等待下一个政治机会。

历史的发展总是一个钟摆运动。当特朗普横空出现时，蒂尔就是他为数不多的硅谷支持者。如今蒂尔更加被视为此次美国大选特朗普集团最重要的造王者。很多人将硅谷创投圈对特朗普的支持视为社会学家米尔斯口中“权力精英”们在新时期的又一次联姻。毕竟硅谷的崛起本身就是从属于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一部分。

在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评论家看来，硅谷企业家和投资人支持特朗普不过是科技精英寻求政治权力的再一次尝试——“归根结底，这一切无非是这些富豪的‘小气’。他们过去享受着公众的赞美，现在却发现，即使拥有全世界的钱，也买不到爱。”但事情真是如此简单吗？

与2016年情况不同的是，当年特朗普更接近于反对华尔街和硅谷商业联盟的失意旧日资本家，利用传统工商业的陨落团结底层白人工薪阶层的民粹主义者，而这次他携手蒂尔和马斯克们展现出对整个美国现有制度建制的极大不满，反映一种拆解当前政治系统以清除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对推动特朗普政治议程掣肘的意图。

▲ 图源Pixabay

中国读者对彼得蒂尔更深刻的印象是他亿万富翁和风险投资家的身份。记述他投资哲学和人生历程的著作《从零到一》为众多中国互联网创业推崇。

蒂尔早年通过PayPal实践了他商业的策略，并且和马斯克（Elon Musk）的X.Com合并。蒂尔的PayPal不仅安然度过21初的互联网泡沫，他还成功在2002年将PayPal以15亿美元卖给eBay。蒂尔和PayPal团队的核心成员后续又参与投资或创建了包括脸书、领英、YouTube、Palantir、特斯拉与 SpaceX等诸多耳熟能详的硅谷科技公司。这些围绕着蒂尔早期创业经历的人际网络被媒体和左翼批评者形容为“PayPal黑帮”。

PayPal帮派的重要成员，也是领英的创始人霍夫曼（Reid Hoffman）将他们的创投策略总结为“闪电扩张（Blitzscaling）”。它包含着突破监管层面的冒险尝试。首先提供免费甚至补贴性服务，以前期大量“烧钱”为代价抢夺用户，待到累积到远超于竞争对手的用户量后才开始设计后续的商业运作方案。

该模式随后在全球的互联网创业浪潮中为大部分后来者所复制，中国诸多互联网创业先锋们也多是这种模式的忠实跟随者。

围绕着蒂尔身边的PayPal帮的诸多代表人物在本次选举中都是特朗普阵营的重要支持者。有关蒂尔的政治参与经历可能不为中国读者熟知。早在蒂尔就读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时，他就深度投入到校园“两种文化路线”论争的风潮中。

彼时，持续受到反战运动影响的左翼大学生群体正兴起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思。而蒂尔对左翼学生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主张非常不以为然。因此，他创办了《斯坦福评论》杂志作为保守派学生在校园反击文化多元主义的阵地。

在此期间，蒂尔结识了价值立场相仿的萨克斯（David Sacks）。萨克斯是《斯坦福评论》杂志的主编。他们积极批评左翼政治主张，甚至会抨击校方对待左翼学生过于软弱和缺乏对西方价值的坚持。

毕业以后，蒂尔和萨克斯继续在美国多个报章撰写专栏，并在1995年一起出版了名为《多元性神话：校园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不容忍》的书。该书猛烈地向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文化多元主义发炮，表达了对“政治正确”的不满，得到了众多共和党官员和保守派智库的支持和推广。1998年蒂尔离开法律行业投身商业并创立PayPal，萨克斯担任了创始的首席执行官。 

蒂尔是极少数在2016年敢具名站台和捐款支持特朗普的硅谷头面人物。他在此之后一直尝试将其党羽和门徒推上政治舞台。在2022年他支持了《从零到一》的合作者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参选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斯特斯最后败给了同州民主党竞争者。另一边厢，他支持的万斯则成功当选俄亥俄州参议员。

尽管不属于早期PayPal帮的一员，但万斯可能是蒂尔最成功的政治投资。2011年还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的万斯在听完蒂尔的演讲深受启发并联系上蒂尔。蒂尔在演讲中表达了他一贯对常青藤大学教育的蔑视，主张聪明的年轻人应该尽早创业，尤其是投身科技行业。

与蒂尔的经历类似，万斯短暂担任律师后转投商业领域，他先任职于蒂尔旗下的风投公司并完成了热销著作《乡下人的悲歌》，后在蒂尔注资的帮助下回到俄亥俄州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为了支持2022年万斯参议员的竞选事业，蒂尔捐赠了1500万美元，创下了对单一参议院候选人捐赠的最高记录。在2024年蒂尔游说了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副总统。

受蒂尔的影响，萨克斯也和其他PayPal帮的成员例如拉博伊斯（Ketih Rabois）开始给万斯和其他政治立场相近的共和党人捐赠与筹款。萨克斯更拾回舆论战的老本行，创办了直播与播客平台Callin，并自己亲自上阵录制节目。他认为主流社交平台正遭受着各种来自左翼“觉醒主义”的舆论审查，需要向“觉醒主义的暴政”开战。

萨克斯不讳言自己已转变成“民粹主义者”。在他眼中，马克思主义者正在接管硅谷的大公司，持有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企业和城市管理者正在毁灭加州的城市（尤其是旧金山），带来混乱、犯罪、毒品和衰败。这些颇具煽动性的观点吸引了很多不满湾区生活质量下降的技术人员的注意和响应。Callin开始聚集非常多来自非左翼的内容制作者和用户。

2023年，Callin被Rumble收购。Rumble也是由于声称不会筛选内容，成为那些在2020年美国选举期间不满其他社交媒体“事实核查警告”的用户的聚集地。在收购后，Callin转化为rumble studio的产品线。同时，萨克斯也支持了马斯克对推特（Twitter）的收购以夺回右翼舆论战场，并作为顾问团帮助马斯克重新改造推特（现已更名为X）。

在2003年，蒂尔团队从PayPal的欺诈识别软件得到启发，并以此蓝本开发识别潜在恐怖主义威胁的数据分析系统，Palantir公司成立。由于Palantir的初创团队都是20多岁出头的年轻人，初期寻求融资和项目非常困难。于是，蒂尔找来了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法律学位时期的同学卡普（Alex Karp）担任首席执行官。

卡普是蒂尔朋友圈中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的父母是彻头彻尾的嬉皮士。卡普在小时候就经常被父母带去参加劳工运动和反对里根政策的集会。受家庭影响，大学阶段卡普的政治立场和他的同窗兼室友蒂尔南辕北辙。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他又到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古典学博士，曾师从左派哲学大师哈贝马斯。

卡普尽管没有任何技术背景，但他能迅速将技术方案细节包装成商业语言。在卡普加盟之后，Palantir逐步走上正轨，他们获得了中情局（CIA）的投资。CIA的种子基金In-Q-Tel两轮合共200万美元帮助Palantir度过了初期难关。Palantir因帮助美国军方定位并剿灭本拉登名声大振，如今已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国防与安全承包商。除此之外，Palantir还为大型金融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搭建大数据分析系统。

在蒂尔和卡普看来，和美国安全部门合作并不代表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面对公民组织、硅谷同业甚至是员工的指责，他们表示Palantir有专门的“隐私和公民自由工程师”团队和远超法律要求的隐私技术保护措施，公司的愿景就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捍卫公民自由。

卡普在2016年还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支持者。然而最近他的政治表态发生了变化，甚至有时在公共领域上的表达更加大胆。他公开表示Palantir之所以获得强劲的增长就是因为他们公司拥护了西方价值观。

他对很多硅谷公司在组织管理中引入倡导多元、平等、包容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嗤之以鼻。他认为进步主义的觉醒文化对常青藤大学和硅谷公司的影响已经演变成类似“异教”式入侵，腐化了各类机构的创新和经营能力。他认为在年轻人在Palantir工作和学习比去获得常青藤大学的学位更有价值。常青藤大学已经变成了接受“新觉醒宗教”的歧视性的机构。

在2020年达沃斯论坛上，他批评以苹果为代表的其他硅谷科技公司不接受美国政府的管理，而是希望将硅谷变成一个脱离美国本土的“帕洛阿尔托岛”。

与Palantir和美国国安部门的合作态度不同，苹果一直都在尝试拒绝向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FBI）、CIA等安全机构提供公民iPhone的数据。美国国安机构多次以反恐和打击犯罪为理由要求苹果提供嫌疑人iPhone的“后门”，都遇到苹果公司的“软钉子”，甚至要因此求助于以色列的情报技术部门帮助。就算是曾经接受大量国防部合同的谷歌公司，也在2018年员工抗议后停止了和五角大楼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上的合作。而后续接手这个项目的正是Palantir。

卡普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制定法律规定所有在美国公司生产的技术都将提供给美国政府。在他和副手即将出版的新书《科技共和国》中，他们继续批评硅谷现在将最优秀的工程师部署于消费领域，而不是为更紧迫的集体和国家的目的服务。这种做法是“误入歧途”，反映了科技行业在“智力上的脆弱”。他们呼吁硅谷不能与美国政府分离和脱节，而是要精诚合作，才能保持西方的主导地位。

卡普对其他硅谷科技公司不满反映了硅谷资本主义两种有所差异的商业基因，尽管他们都共享同一类强调技术迭代和打破传统限制的互联网极客思维。要理解苹果和Palantir在商业上和对待国家政治的分歧，可能要追溯到互联网诞生之初的故事。

在《数字乌托邦》一书中，学者特纳描述了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新公社”实践。当时，一群既不满美国政商精英权力合谋体制，也不满左派激进主义社会运动的旧金山湾区青年，开始逃离大城市到边缘地区建立“公社”，并依靠各类技术和工具打造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在众多社会实验中，对后来互联网极客们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杂志。

1968年，布兰德和他太太驾驶着卡车展开了“公社之旅”。他们将卡车改造成一个为公社参与者提供教育和技术使用指引的移动服务站。在走访了众多公社之后，布兰德落脚于加州门洛帕克，着手出版《全球概览》杂志。《全球概览》相当于一份为参与“新公社”的人提供如何更好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利用好工具与技术的目录索引。

尽管《全球概览》运作的年份不长，但影响深远。《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将《全球概念》喻为前互联网时期的博客。《概览》里的工具配有图片、使用方法说明，还会标注价格和供应商，以供公社居民参考购买。这几乎就是后来电子消费的雏形。

依托于《全球概览》和后续衍生出版物的读者网络，1985年布兰德和计算机创业布里林特（Larry Brilliant）创设了一个远程会议系统WELL（全球电子连结），系统的运作非常类似于一个互联网在线论坛。曾经参与过公社的乔布斯（Steve Jobs）将《全球概览》比作那个时代的谷歌搜索引擎。

特纳认为《全球概览》和后续的《连线》杂志在硅谷社群中重新定义了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在这批人眼中，数字技术不是服务于军工发展和国家控制，而是为了解放人类天性，令人们远离政治，彰显自由个性和实现社区平等自治的工具。乔布斯领导的苹果公司一直坚持着“新公社”愿景，也对《概览》杂志所奠基的技术乐观主义事业深度着迷。

1984年苹果公司发布了他们最著名的广告。这个广告的意象与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相对立，展示了信息技术将会是全球大众反对“老大哥”最有力的依靠。广告最后的旁白“在1月24日，苹果电脑将退出麦金塔，而您将会明白为何1984年不会像1984年”至今仍为全球“果粉”们津津乐道。

苹果公司及其商业化路径的拥趸认为乔布斯的营销是真诚的。早期的苹果电脑、iPod和iPhone通过彰显了使用者的自主性培养了忠实用户。管理学家祖博夫（Shoshana Zuboff）认为苹果曾引领的商业消费模式和现在基于大数据演算法推送和引导消费者的做法不同。例如，过去人们将自己喜爱的音乐放进iPod里，而如今消费者要和音乐播放器里的演算法和各类广告作斗争。

在2019年出版的《监视资本主义》里，祖博夫痛心疾首地指出，2000年代硅谷资本主义的最大悲剧是尊重消费者自主和创意的苹果模式败于致力于消费者数据挖掘和广告推送的谷歌模式。当下公民和消费者正生活在资本家和国家共同主导的监控资本主义中。

当我们将指针回拨到千禧年初，祖博夫和她丈夫麦可斯敏（James Maxim）合写了《支持经济》。她们那时曾乐观地期待信息科技的进步将会带来一种“分布式资本主义”，像乔布斯这类的开明资本家将会开创一种更包容和多元的资本主义类型。在这种模式中，人们能维持独特的生活——

“个人不再是一个匿名的抽象概念，而是作为有价值的创作者，享有结构性的机会表达声音和参与治理。”

祖博夫认为的监视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因为硅谷资本家的贪婪与911事件后安全部门对社会和公民资讯庞大的需求。但是，如果从硅谷诞生的历史看，国家安全和间谍部门与硅谷的亲密关系早于911事件前就已经建立，其最早还能追溯到冷战时期。

互联网的诞生的驱动力来自于处理美国政府的情报工作。上世纪70年代，五角大楼下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连结了四台超级电脑去处理大量的军事和国家安全资料。随后该系统的营运工作转给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之后网络才通过基金会扩展到大学并最终惠及大众，从而形成了万维网的架构。无论是谷歌还是苹果，很多硅谷企业从草创阶段就受到政府项目的资助，其中不乏CIA、国家安全局（NSA）国防部DAPAR负责的项目。

例如，很多与互联网相关的项目都属于CIA和NSA管理的海量数字资料系统（MDDS）计划的一部分。1995年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团队接受了来自MDDS和DARPA的拨款。这些拨款支持了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布林（Sergey Brin）和佩奇(Larry Page)关于网页排名和追踪用户查询的研究。这项研究也就是谷歌后续的主要业务。即使更被理想主义者崇尚的苹果，其Siri系统也受到DAPRA辖下子计划的支持。

依靠国家的资助，很多硅谷公司掘取了第一桶金，随后再依靠商业化应用拓展了消费者市场，并在金融资本机构的支持下不断壮大。硅谷资本主义不全然远离政治，在底层和边缘进行技术创新，而是企业、金融投机者和国家三者合力的结果。

由此可见，历史上硅谷资本主义就一直酝酿着两种既有所交织，又相互分歧的商业基因。说相互交织，因为他们正如吴军在《硅谷之谜》总结一样，都笃信“控制论”和“系统论”思维，强调在开放的创新系统中快速反馈和调整，从而实现技术的革新。但他们对国家和政治的态度又大相径庭。像蒂尔及其朋友圈从来都不介意拥抱国家和政治。而以苹果为代表的硅谷企业本来就建立在“逃避政治”的哲学之上，他们与国家若即若离，不曾考虑发动政治斗争，因此，也很难在组织模式的竞争中获得胜利。

“新公社”的实践和影响在两类企业都留下浓重的“极客文化”印记，即崇尚科学、反对繁文缛节、快速迭代和资源共享。即使是过去标榜代表“解放技术”方向的Facebook和扎克伯格，也警告美国政府过多的监管会使美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上落后于中国。

硅谷右翼和支持特朗普背后的ME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派在很多政治主张并不一致，但就维持美国在科技发展上的领先地位则与特朗普和共和党精英高度趋同。尽管硅谷新贵们也是美国的军工和安全外包合同的受益者，他们对现有格局也非常不满。

在特朗普和马斯克们看来，军工复合体在长期的公私合作中积累了太多裙带关系，在合同订立和项目执行中变得低效。以国防部和NASA代表公共部门官僚主义深重，以波音为代表的传统军工企业在外包合作中充斥着腐败。因此，如今的官僚系统与公私合作模式需要全面的改革，通过在当前政治系统里引入硅谷科技企业的管理理念以提高效率。

这种以“极客思维”改造政治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来自科技极客雅文（Curtis Yarvin）。雅文也是属于蒂尔朋友圈的人物。蒂尔于2013年投资了他的初创公司。科技作家查夫金（Max Chafkin）在一本描述蒂尔追逐权力的书中将雅文视为“蒂尔派”中的政治理念的供给者。在某些左派批评者眼中，雅文甚至可看作蒂尔朋友圈里的“宫廷哲学家”，塑造了未来副总统万斯的“技术威权主义”的思想。

雅文将美国整个国家机器看作一个过时的软件系统。他理想的政治制度需要先将现在僵化的政府机构推翻来实现。在新的组织架构内，政府被拆分成更小的政治实体并交由科技公司管理。当中的思维逻辑，看似与“新公社”的社会实体治理理念同源。只是明明是“逃离政治”的田园化设计被扭曲成用于政治实体改造的激进主义版本。

万斯主张特朗普上台后要着力缩减联邦部门，和清理那些受“去美国化”影响的“觉醒派”公务员雇员。这得到了特朗普的应和。特朗普“二进宫”后，在人事布局上重用在大选中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硅谷支持者，并希望硅谷右翼精英能够帮助他实现革新美国的议程。外界已经戏称白宫为“硅谷内阁”，马斯克为“影子总统”。

这次硅谷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似乎不止是谋求经济利益，而是要以更积极的姿态改造建制政治。特朗普任用了马斯克负责“政府效率部”。马斯克公布的政府改造方案当然比雅文这种所谓“暗黑启蒙”的极端主义者来得温和，但要撤销的法规和缩减的政府规模对现存行政架构已构成非常大的颠覆。萨克斯也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的负责人，领导美国数字资产的发展规划和相关立法，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

政治学家博伊斯（Carles Boix）认为技术进步是欧美发达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每一次产业转型都会重新定义何种工业技术和劳动者技能符合该时代生产模式，这会产生各方参与者对利益和权利的不同的要求，进而反映在政治博弈当中。他将第一次工业技术大发展的时期称为曼切斯特资本主义，第二次称为底特律资本主义，而本次则是硅谷资本主义。

硅谷资本主义的技术扩张与前两次不同的地方在科技公司只需要少量高技能劳动力，同时自动化和智能化又将更多的劳动力排挤出生产过程之外。当大量资本和技术集聚在核心城市时，选民基础更加分散了。包容性政党缺乏了基础，过往行之有效的选举政治吸引力骤降。新经济模式损害了旧的中产阶级和技术工人的利益，从而使更多人拥护民粹主义。这是特朗普1.0时发生的事情。

当特朗普2.0到来时，人们发现还是科技和技术发展的赢家们而不是输家们率先夺得了改造政治的权力。彼特蒂尔及其朋友圈真能改变美国政治的格局吗？特立独行的硅谷精英和同样个人特质鲜明的特朗普真能合作共事吗？硅谷商业势力和政治精英、行政机构的博弈现在才刚拉开序幕。

* 所刊专家文章并不代表本中心观点。

*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数字社会发展与研究”。

 数字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专注于数字技术发展及相应经济、社会、人文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的公共性观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