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今天世界上的许多麻烦是源于人们缺乏同情心，如果富人同情穷人，世界就会变得更平等、更公正。如果大家都学会换位思考，世界就太平多了。奥巴马曾在演讲中说：“我们每个人必须留心美国小说中一个伟大人物阿提克斯·芬奇的建议，他说，直到你从另一个人的立场考虑事情，直到你爬进他的皮肤、在里面走一圈，你才能真正地理解他。”
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很重视同情，如今在西方，呼唤同情又成了潮流。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说：“提倡爱心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世界现在需要的、太缺的是同情。同情被广泛标榜为有效管理、好政府、更好的医疗、改善福利、提高学校教育、出色的育儿乃至和平的关键。”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在亚马逊网站上找到了1500本书名中带有同情一词的书。最近加入这一行列的是英国电视制片人、“艺述英国”前任主席彼得·巴泽尔杰特，他写了一本很动感情的书叫《同情本能》。
显然现在到了强烈抵制这类论调的时候了，布鲁姆挺身而出要挡住这股浪潮，他写了本书叫《反对同情》。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承认，这本书本来应该叫《反对同情的误用》或者《同情不是一切》。对于为何他选择了如今这个更大胆的书名，他做了理性的自我辩护，但肯定炒作的意图更强。
布鲁姆承认同情有其优点。它可以是快感之源，有同情心才能欣赏艺术和小说，它也是亲密关系一个很有价值的方面。它有时会激发我们去做好事，“但从整体上说，它是一个低劣的道德指南。它会造成愚蠢的判断，经常会激发冷漠和残酷的行为。它会带来非理性、不公平的政治决定，它会腐蚀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比如医患关系，使我们成为更差的朋友、父母、丈夫或妻子……
反对同情不等于说我们应该自私、不道德，而是说如果我们想做好人，想关心他人，想让世界更美好，没有同情会更好
”。
布鲁姆知道，反对同情会是一个很激进的提法。“如果你反对同情，人们会感到震惊，因为同情被视为绝对的善。就像你永远都不会过于有钱、过瘦，你也永远不会过于有同情心。”但
他用许多事例证明，同情是有缺陷的。
2012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镇一个小学发生枪击案，20个孩子和6个成年人遇害。公众非常有同情心，往这个相对富裕的社区送了几百万美元，仓库里塞满了人们捐赠的玩具。同一年，在芝加哥有更多孩子被谋杀，但没多少人为他们流泪。纽敦镇的枪击案利用了人们的同情心，劫持了人们的利他主义冲动，把它们从更有需要的事业上转移了过来。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的著作《反对同情》
2010年，全世界的人都牵挂着33名被困在井下69天的智利矿工。全世界每天死于车祸的人大约是他们的100倍，但这些车祸几乎都没有被报道。我们很容易就会同情智利的矿工，因为我们通过新闻熟知了他们的幕后故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妻子的名字。
了解这些事实会扭曲我们对资源和注意力的公平分配。
在个人关系方面，同情的危险不那么显而易见，却十分明确。比如，如果医生和护士太同情他们的病人，他们就无法正常工作。
同情心太强会导致所谓极端的共生，使人成为病态的利他主义者。
这种人需要别人快乐，他自己才快乐得起来，别人向他求助时他很难拒绝，他总是担心别人的事情。这听上去心地很好，但对他自己和他人都没有好处。这种人往往会过度保护他人、侵扰他人。
布鲁姆说，
同情带有道德偏见，我们更有可能同情长得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同情跟自己类似的人
——与自己长得更像，或者有着相同的种族或者国籍背景。曼联队的球迷更有可能支持其他曼联队球迷，而不是支持曼城队的球迷。英国人更有可能同情英国人而非外国人。白人更有可能同情白人。
另外，
同情是狭窄的，它把我们跟特定的个人联系起来，但对统计数字不敏感。
如特蕾莎修女所说，如果我看着人群，我永远都不会行动；但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我就会行动。“一旦我们把同情丢在一边，我们的公共政策就会更公平、更道德。我们会明白，死一百个人比死一个人更糟糕，哪怕我们知道那一个人的名字。我们会承认，遥远的某个人的生命跟邻居的生命的价值一样。没有同情，我们能更好地明白给孩子打疫苗的重要性，能去应对气候变化。这些行为会为了抽象的、未来的利益而让此时此地的人付出成本，所以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凌驾于同情之上，同情更支持个人当下的舒适和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