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的害处

许多人认为，今天世界上的许多麻烦是源于人们缺乏同情心，如果富人同情穷人，世界就会变得更平等、更公正。如果大家都学会换位思考，世界就太平多了。奥巴马曾在演讲中说：“我们每个人必须留心美国小说中一个伟大人物阿提克斯·芬奇的建议，他说，直到你从另一个人的立场考虑事情，直到你爬进他的皮肤、在里面走一圈，你才能真正地理解他。”

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很重视同情，如今在西方，呼唤同情又成了潮流。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说：“提倡爱心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世界现在需要的、太缺的是同情。同情被广泛标榜为有效管理、好政府、更好的医疗、改善福利、提高学校教育、出色的育儿乃至和平的关键。”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在亚马逊网站上找到了1500本书名中带有同情一词的书。最近加入这一行列的是英国电视制片人、“艺述英国”前任主席彼得·巴泽尔杰特，他写了一本很动感情的书叫《同情本能》。

显然现在到了强烈抵制这类论调的时候了，布鲁姆挺身而出要挡住这股浪潮，他写了本书叫《反对同情》。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承认，这本书本来应该叫《反对同情的误用》或者《同情不是一切》。对于为何他选择了如今这个更大胆的书名，他做了理性的自我辩护，但肯定炒作的意图更强。

布鲁姆承认同情有其优点。它可以是快感之源，有同情心才能欣赏艺术和小说，它也是亲密关系一个很有价值的方面。它有时会激发我们去做好事，“但从整体上说，它是一个低劣的道德指南。它会造成愚蠢的判断，经常会激发冷漠和残酷的行为。它会带来非理性、不公平的政治决定，它会腐蚀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比如医患关系，使我们成为更差的朋友、父母、丈夫或妻子……反对同情不等于说我们应该自私、不道德，而是说如果我们想做好人，想关心他人，想让世界更美好，没有同情会更好”。

布鲁姆知道，反对同情会是一个很激进的提法。“如果你反对同情，人们会感到震惊，因为同情被视为绝对的善。就像你永远都不会过于有钱、过瘦，你也永远不会过于有同情心。”但他用许多事例证明，同情是有缺陷的。2012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镇一个小学发生枪击案，20个孩子和6个成年人遇害。公众非常有同情心，往这个相对富裕的社区送了几百万美元，仓库里塞满了人们捐赠的玩具。同一年，在芝加哥有更多孩子被谋杀，但没多少人为他们流泪。纽敦镇的枪击案利用了人们的同情心，劫持了人们的利他主义冲动，把它们从更有需要的事业上转移了过来。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的著作《反对同情》

2010年，全世界的人都牵挂着33名被困在井下69天的智利矿工。全世界每天死于车祸的人大约是他们的100倍，但这些车祸几乎都没有被报道。我们很容易就会同情智利的矿工，因为我们通过新闻熟知了他们的幕后故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妻子的名字。了解这些事实会扭曲我们对资源和注意力的公平分配。

在个人关系方面，同情的危险不那么显而易见，却十分明确。比如，如果医生和护士太同情他们的病人，他们就无法正常工作。同情心太强会导致所谓极端的共生，使人成为病态的利他主义者。这种人需要别人快乐，他自己才快乐得起来，别人向他求助时他很难拒绝，他总是担心别人的事情。这听上去心地很好，但对他自己和他人都没有好处。这种人往往会过度保护他人、侵扰他人。

布鲁姆说，同情带有道德偏见，我们更有可能同情长得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同情跟自己类似的人——与自己长得更像，或者有着相同的种族或者国籍背景。曼联队的球迷更有可能支持其他曼联队球迷，而不是支持曼城队的球迷。英国人更有可能同情英国人而非外国人。白人更有可能同情白人。

另外，同情是狭窄的，它把我们跟特定的个人联系起来，但对统计数字不敏感。如特蕾莎修女所说，如果我看着人群，我永远都不会行动；但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我就会行动。“一旦我们把同情丢在一边，我们的公共政策就会更公平、更道德。我们会明白，死一百个人比死一个人更糟糕，哪怕我们知道那一个人的名字。我们会承认，遥远的某个人的生命跟邻居的生命的价值一样。没有同情，我们能更好地明白给孩子打疫苗的重要性，能去应对气候变化。这些行为会为了抽象的、未来的利益而让此时此地的人付出成本，所以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凌驾于同情之上，同情更支持个人当下的舒适和福利。”

有人认为，同情对道德来说是必须的。布鲁姆回应说，道德有许多源头。许多错误的行为，如乱丢垃圾或者逃税，并没有明确的受害者供人去同情。他还说，有研究显示，最有同情心的人不一定是最道德的，同情心不那么强的人不一定就有攻击性。

布鲁姆分析说，同情心之所以能让我们更有爱心，是因为同情心能把我们自私的动机推及他人。比如你会把他人的痛苦体验为自己的痛苦，这样你就会去帮助他，因为这样能解除你自己的痛苦。你不让他人受苦，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受苦，你关心他人是因为你关心自己。

但自私不一定能解释得了同情带来的善行。当同情心使我们感到痛苦时，我们的反应通常是逃走。乔纳森·格洛弗说过，有一个妇女住在纳粹德国的死亡集中营附近，她从家里就能看到那些暴行，像犯人被击毙。她写了一封愤怒的信：“人们经常不情愿地目睹这些暴行。我感到恶心，这种景象需要我的神经有巨大的承受力，长此以往我会无法承受。我要求停止这些非人道的行为，或者转移到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去做。”目睹犯人的遭遇让她感到痛苦，但并没有激发她去拯救他们，只要她看不到她就满足了。对于这种感受，许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人们经常会走到马路对面去，以免遇到讨钱的人。不是他们不在意（如果他们不在意的话，他们走过去就是了），而是乞丐的困难会让他们烦忧，他们宁愿不碰上。通常，逃离更容易。史蒂夫·平克说，有一个叫“救救孩子”的组织在杂志上登广告，放了一张贫困孩子的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每天五分钱你就能救助胡安·拉莫斯。或者你把这一页翻过去。”大多数人就真的会把这一页翻过去。

巴吉尼反对扔掉同情心。他说：“我不太相信没有同情会更好。布鲁姆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心的推动，只要知道怎样做会对所有人的福利最有好处，我们的理性就能找到实现它的方式。但除非我们关心他人，不然很难看出这种了解为什么能够激发我们去行动。布鲁姆说，道德应该是客观、公平的，要平等待人。但对自己的家人、自己心爱的人跟其他人不加分别，这是违反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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