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史学界，有主观意识，又有实力能够整体上与陈寅恪的政治史解说相对话的，应当就属黄永年先生了。而能够把零散的学术专论，整合成系统的讲说，这又是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能够与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相媲美的地方，都是有关中国中古史必读的大著。
——荣新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史学训练的专业性何在？一是熟读史籍，二是熟读专著。以魏晋隋唐史为例，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早就是唐史研究生的必读书。如何更好地理解陈寅恪，通常的方法是阅读陈说的对立性观点，通过学者之间的论辩理解学术及其方法。陈说对立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就是黄永年先生。黄先生著述甚丰，而真正“综合研究成果之专著”，正是这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此书二十年前曾有出版，如今已经罕寻踪迹，欣闻最近会再次出版，不禁为学界和青年学子深感庆幸。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黄永年先生一系列具有独见之明的论文为基础，勾勒出从北朝后期至中唐的政治演变，线索清晰，自成一体，在不少重要史事的考订上较之前人有明显推进，足成一家之言。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为了说明我为什么研究这一段中国政治史，为什么在晚年撰写这本专著，我得写这篇自序。
我从事研究古代文史的启蒙老师，应说是吕诚之（思勉）先生。1938年初在沦陷区的常州城里很偶然地读到吕先生的《经子解题》，1942年高中二年级时就读于敌伪管辖不到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听了吕先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同时，又购读了《古史辨》，深知三皇五帝之非信史，兼学得精密的考证方法，抗战胜利后还成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至于对唐代文史，是 1946年入读复旦大学后才发生兴趣。
其实复旦大学并无唐史专家，我彼时研究唐代文史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的启发。原先，我对秦汉以下历史的看法总跳不出《通鉴》的圈子，摆不脱君之明暗、臣之忠奸这套唯心主义的货色，读了陈先生的书才懂得要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我又有个脾气，即对有学问的人是既尊重而又不迷信，不愿意老是跟着亦步亦趋而得自行研究，自己在学术上打开通途。记得上初中三年级时，即敢发现其时通行全国的《三S平面几何》课本上某个例题的错误。这时所写今天看来尚可保存的学术文字中，就有一篇和陈寅恪先生《胡臭与狐臭》商榷的文字。解放后提交的毕业论文《论唐代河北藩镇及其相关问题》，也曾根据《安禄山事迹》所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来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为安史主力之说。
195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服从统一分配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讲师，研究唐史的工作中辍。1956 年随迁校至西安。1957年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而被打成右派，劳动四年后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这时想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既然不许阿Q革命就重理旧业吧！正好当时有些人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误解为研究历史必先研究经济史，我也随大流试着在唐代的财经问题“两税法”上看是否啃得动。结果发现许多侈谈此问题者连两税法的第一手文献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等都不知道引用。于是我利用这些文献考知两税法实系中央与地方争夺财权，百姓负担实系加重而并非如王仲荦先生等所说是让步。此外也发现贺昌群先生把籍帐中的“常田”释为永业田等错误而另作正确的解释。
“文革”后我于 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承史筱苏（念海）先生提掖要我和他合招唐史研究生，1979年元月我的右派错案又正式改正，有条件在唐史研究上作出计划。我把重点放在政治史，因为看到好些论文教材在此领域内还拘于明暗、忠奸那一套，连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未能免俗。陈寅恪先生的见解则几乎不被考虑，何况这些见解中有的也不尽美善。至于50年代出现的用庶族地主进步、士族反动之说来解释唐代的政治斗争，我认为更欠真实而决不能信从。我首先从“玄武门之变”入手，弄清楚这只是李世民和其兄弟建成、元吉之争而侥幸取胜，并否定了陈寅恪先生所说宫廷政变成败在于控制玄武门。继而探讨武曌及韦后之擅政，以至其后肃、代两朝之纷争，下及顺宗朝王叔文集团之活动，宪宗之不获令终，均是中央权力争夺的种种表现，而宰相、宦官权力之盈缩复掺杂其间。这是唐代政治史的一个线索。再一个线索则是如何对付周边的少数民族，节度使由之设置，安史之乱以来更形成中央与地方藩镇之争。前面所说两税法即此相争在财权上的表现，在军事上则中央组建神策军以遏制藩镇之觊觎。研究历史要弄清史实，更要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上面这两个线索，我认为已基本上找到唐代政治史上种种重大事件之呈现和演变的规律。
我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到所谓中唐告一段落。进入晚唐特别是黄巢攻占长安显示了神策军的崩溃，从而转入地方藩镇相争形成五代十国动乱局面，至赵匡胤建立新的中央政权才重告统一。这实际上是另一个研究领域，由宋史研究者来承担似更合适。于是，我及时将研究方向转移到唐以前，在90年代对北朝后期的齐、周以及杨隋作研究。 因为有若干重大的问题，如隋及唐初是否仍贯彻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仍存在着左右政局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的作用应如何正确评估；更从而推广到唐、宋在整个中国史上的地位，以至如何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展等等。这都不是就唐代来研究唐代所能解决的，有必要上推到齐、周、杨隋来探讨。同时，我当时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有支持委员会编写《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义务。其中《北齐书》《周书》的选译要我承担，也促使我系统地研读了这两书加上《隋书》三部纪传体正史。这样前后花了将近十年时间，取得了至少使我自己也不无欣慰的收获。
这些收获是：创建东魏政权的高欢父子虽习于鲜卑，但东魏、北齐确能继承北魏迁都洛阳后汉化的传统，其文化远高于西魏、北周。从西魏之灭江陵尽俘其百官士民为奴婢，颜之推不辞砥柱之险自西魏东奔北齐，其后且以北齐为本朝、以北齐见灭于北周为亡国，撰写《北史》的李延寿也说齐为周灭是“生灵厄夫左衽”，均可证实。今看《北齐书》其君臣似多欠文明之言行，则缘是亡国后所撰写而毋庸隐讳，然北周将相之后嗣至唐初仍多显贵，《周书》中遂多美化之辞。其实宇文泰建立的关陇集团，如陈寅恪先生指出仅是“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乃缘山东、江左人才鄙视关陇不为所用之故。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更是一种落后的表现。于此我又承用先外舅童丕绳（书业）先生之说，断定西周、春秋是文武合一的封建领主制社会，入战国乃由封建领主制进入文武分途的封建地主制。至于魏晋时兴起之门阀制度，实为此转型期间领主制的一次回光返照，门阀以至关陇集团之文武合一，其为落后现象自不言而喻。而与此同时，不特江左梁、陈已进入文武分途，即东魏、北齐之文武分途亦已明显。落后的社会文化终必为先进者战胜，此所以进入隋及唐初中枢权要已多数不再是籍贯关陇且文武合一之人物，关陇集团彼时已不存在而并非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要到武曌时才被破坏。我更由此从宏观来看我国社会及文化的进展，即从封建领主制至地主制的转型期，至门阀消灭之隋及唐初实已完成，此后唐、宋两朝可说是进入了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会。案此种封建地主制社会在世界上似为我国所独有，其文化固非领主制如我国西周、春秋以及西欧中世纪之可比拟，至此成熟阶段，其光辉灿烂自更无待言。以此陈寅恪先生所认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可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战国以来下至唐、宋在文化上包括科学技术上我国之大胜于西欧中世纪，至西欧由中世纪之领主制直接演化进入资本主义，我国仍停滞在地主制，自然中不如西，要落后挨打，其道理亦甚明显。这也说明“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为真理，用生产方式、社会性质来观察历史众多问题均可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并非过时而仍是锐利的武器，我通过对北朝周、齐的研究更坚信了这一点。
以上所有的收获，都是用论文形式写出来的。因为这都需要逐个地做专题研究，不能先立个框架然后写成所谓专著，尽管如今这种写作专著的方法甚为风行，我自愧无此能耐。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撰写出版的《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之类仅是教材而算不上专著，真正专的只有所写的论文，也并未形成整本的专著。论文中有关唐代的，已经执教美国的友人汪荣祖先生编成论文集《唐代史事考释》，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近十年研究齐、周、杨隋的论文，则加上经挑选的唐代文史和话本章回小说以及版本、碑刻等研究成果，编成自选集《文史探微》，2000 年由中华书局印行。但这些给专门研究有关课题者查阅参考固尚方便，要让一般读者包括史学工作者了解这段自齐、周至中唐的历史，了解这段历史在整个中国史上的地位，总不如将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写成一部有系统的专著更好些，更适宜于通读。而且论文在撰写时只注意证据是否坚强，逻辑是否严密，文字的可读性往往很少照顾到。这个缺点在撰写专著时也可以作适当的补救。
我还考虑到，这些论文都是写成一篇就发表一篇，篇与篇之间谈不上前后呼应、相互衔接。加之有些在发表时自认为已很周详完密，其后才知道仍有疏略，若再大事点窜改写，自不甚适宜。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专著中加以充实、加以连贯。这又成为我要撰写这部专著的另一个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