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韩国女星崔
雪莉自杀
”、“云南
李
心
草意外溺
亡
”成为媒体关注和公众热议的事件。专业媒体机构和自媒体大军从各个角度进行跟进报道。
然而，报道自杀事件需格外谨慎，失当的操作可能招致“模仿性自杀”，在关注自杀个案时，我们要留意些什么？
失当报道引发“模仿性自杀”
“模仿性自杀”（Copycat Suicide）在学术上也叫做自杀的“聚集效应”。研究表明，不当的报道会增加易感人群的模仿性自杀行为。在媒体进行反复报道、轰动报道之后通常会引发更多的自杀风险。
2010年，深圳发生的“富士康十连跳”是典型的模仿性自杀。
心理
学家Paul Surgenor认为，
名人自杀后，粉丝群体往往会集体悲痛，发起纪念已故名人的活动。这种近乎崇拜的方式对于有轻生念头的人并不是好事，会让他们产生“死亡比活着更幸福”的错误认知。
2014年8月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去世后的几个月里，自杀事件比预期高出近10％。
而威廉姆斯使用的自杀方式，在同时期飙升了32％。
2018年6月，在媒体报道Kate Spade自杀的两天后，著名美食家Anthony Bourdain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作为社会舆论的守望者，媒体正确地报道自杀个案能够推动公众理解和反思自杀问题。在进行报道时，
媒体工作者可以自觉地思考：
怎样把可能带来的危害减至最小，将对公众的正面价值发挥至最大？
警方正式报道是断定某人是否死于自杀的依据。在警方完成调查前，报道只能写“某人被发现死亡”。
一般只能笼统描述。报道绝不能描写自杀方法的细节，这会传递出如何实施自杀的信息。例如，不能使用毒药或药品的名称，只能写“服毒”或“服药”。此外，血淋淋的细节要略去。
在公布遗书内容之前，要征得同意，并且做好家属的心理干预。
记者不能将某些事实，如自杀者的疾病、财务危机或感情挫折等拼凑在一起，然后下结论说这些是自杀动机。如
果动机来自自杀者的遗言或是其亲属讲述的、明确的和可信的证据，记者才可在
报道中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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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吸睛，追求耸动化（如惊叹体）的语言。行文采用渲染、煽情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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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烈的副词描述自杀事件，如“广为流行”、“迅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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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疾控中心最新数据。使用中性词汇，如“增加”、“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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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连跳”的标题和说法，夸大某地区曾发生的自杀事件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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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准确无误的统计数据，避免将事发地定位成所谓的“自杀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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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使用图像，则尽量使用逝者的生活照片。避免详尽地报道现场惨状或刊登死者遗照、遗书。排版时尽量缩小篇幅、避免过于显著。
2019年4月，在“上海男孩跳桥身亡”事件中, 一些失当的报道招致了业界批评。
这则新闻事件，“直播德阳”官方账号发布了自杀现场的视频，随后有权威媒体用抖音号进行转发，推动舆论发酵。
期间，甚至有大量报道使用动图展示当事人纵身一跳的画面。
当媒体以博取眼球的方式对自杀细节进行详尽报道时，实际是用
注意力至上原则取代了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原则。
死亡，对家庭和社会来说是一个悲剧。
过分“挖掘”或渲染自杀个案，一方面是对死者及家庭的不尊重，也容易伤害到家属的心理。
面对这类特殊的、有潜在示范效应的新闻，在报道和讨论的时候，要尽量做到情节完整、全面，而不是仅仅选取事件发生的极端部分。
要报道事件发生的全貌，避免过分解读。
将重点放在教育、警示、救济等方面，避免因不当的报道招致模仿。
学者认为，最
容易引发模仿性
自杀的新闻报
道有以下特征：
详细报道自杀方法；
对自杀引致的身体
伤残很少
提及；
忽略了自杀者生前长期有心理不健康的问题；
将引发自杀的原因简单化；
自杀者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大；
使人误认为自杀会带来好处等。
在议题建构方面，应该从“自杀事件”引向“自杀问题”，进行专业、理性地报道。
2010年，富士康事件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在未得到彻底调查之前，就把自杀主观地归因于“劳工的低人权”“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员工工作压力大”之类的问题。
2019年4月，“上海男孩跳桥身亡”事件的报道中，有权威媒体的官方微信转载某自媒体文章。该文在
简短的交代背景后，笔锋一转，开始脱离事件本身大谈父母教育、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暗示自杀原因是家庭教育存在问题。
自杀的原因通常是多元复杂的，它涉及到—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家庭、小环境、大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媒体要避免对“自杀问题”简单归因，不要在报道里暗示是单一事件
（
比如失业、离婚、丧亲
）
导致自杀，更不能将矛头指向某个（些）人或机构，这样容易让公众产生过于简化的理解。应提及与自杀相关的更广泛的问题，例如酒精滥用、精神健康问题等风险因素。
在信息来源的选择上，媒体常援引警方、自杀者亲友的说法，这样只能采集到一些表层事实和对自杀原因常识性的推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