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早上读到张鸣老师《怎样评价慈禧这个人？》，文中所论，我几乎完全赞同。这些年来常见人誉美慈禧，谀辞之盛，简直匪夷所思。慈禧距今世不远，所遗留的史料，足以作呈堂证供，如其谕旨、书法、画作等，一搜即见，并不难觅，由此正可判断其知识水平。倘若昧于真相而立论，则如沙上筑塔。去年写过一篇文章谈慈禧的知识与政治，可惜文中有一处硬伤，修正并增订之后，再推一次。今年计划写一个近世人物志系列，且拿这篇旧作当第一篇。
我谈慈禧太后与义和团的关系，引用曾国藩对慈禧的评语，那句“才地平常”，惹恼了一位读者。他发来洋洋千言，力证慈禧才识过人，不消说在她所生存的转型年代，纵使放眼千载，都是第一流人物，令无数须眉竞折腰，吾国女性，唯有武则天可与之比肩。他还援引英国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之言作为证据：“慈禧心思灵敏，突过于人，其热心政权，亦独秉特性，其天资之卓绝，性情之坚毅，加以一生经历之多，艰难困苦，险阻备尝，此其所以称为伟人也。”
这段话出自《慈禧外纪》。作者之一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曾任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兼任《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戊戌政变之后，正是在其义助之下，康有为才得以逃亡香港。如果说此人还有一定声誉的话，那么另一作者白克好司（Edmund Backhouse），通译为巴恪斯或巴克斯，则被视为疯子和骗子，他写慈禧的《太后与我》，满纸幻想，通篇意淫，简直就是一部情色小说，作为史料，可信度恐怕还不如路边书摊兜售的野狐禅。《慈禧外纪》虽为合著，巴恪斯则是主导，因濮兰德中文不佳，书中引述的汉语文献皆由巴恪斯负责提供，这便给了他作弊的空间，譬如伪造《景善日记》等，害苦了许多读者和历史研究者，以致连译者都不愿袒护这本书：“这是一本十分恶劣的书。濮兰德大概并不知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上了巴恪斯的老当，成了受害者，一世英名，毁于一书。”鉴于这种种情状，可知此书对慈禧的评价，并不十分有力。
濮兰德和巴恪斯赞美慈禧天资卓绝后面，还有一段话——姑且以此为由头，探讨慈禧的才具：“年十六岁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浏览。尝有史臣在旁讽诵，故能通古今治乱大势，又能诗善书画，有此聪明学问，故能久揽大权。”
如果这番话属实，那么慈禧的确可称天才。她少时所受教育，罕见史料记载，如《清史稿》等，一字不提。结合其家庭背影来看，一个普通官宦之家，一个长期担任笔帖式（文书）的父亲（其父叶赫那拉·惠征虽然到头来官居四品，却不是十分出色的人物），所能给予她的教育，只怕有限。这有限的教育，倘能培养出一个兼通文史、擅长诗书画的女子，不难想见，此女的资质何其卓越。
可惜濮兰德和巴恪斯的赞誉，距离真相太远，就像他们说惠征“殁于安徽，女仅三龄”云云，纯属乱谈（1853年，惠征病故于江苏镇江，其时慈禧18岁，已经入宫）。慈禧所遗留的字画，清晰呈现了她的文化素养。据王开玺先生研究，1861年，慈禧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事前曾起草密谕，共计237字，错误16处，别字12个，如“进成后，在传旨著恭亲王总理赞襄正务，是否，求兄弟著议”这句话，其中“成”当为“城”，“在”当为“再”，“正”当为“政”（再如“权理朝政”写成“权理朝正”，“再行归政”写成“再行归正”，足见其“政”“正”不分），至于语句不通之处，不胜枚举；四年后，她起草罢革奕訢的上谕，共计226字，错别字13个，看起来并无几多进步。好在慈禧极具自知之明，每次都不忘交代他人帮忙修正：“求七兄弟（奕譞）改写”“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
慈禧密谕
慈禧朱笔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网上一搜可见。其书法，大抵只能说端正，评价再高一点，便属过誉。她的绘画，剔除缪嘉蕙等人的代笔之作，同样属于初学者的水平，如行家评价：“蓼花几如断枝枯叶，枝与枝之间杂陈不接，叶与花零乱，其用笔畏缩迟疑，全无功力；一只螳螂也画得离骨岔气不合章法。”
要言之，慈禧文化水平不高，远远谈不上“能诗善书画”“具有非凡的文学和绘画才能”。参照今日学历，大概在初中生与高中生之间。那些无稽之言，把她推到硕士、博士的高度，要么昧于真相，要么别有用心。无论哪一种，都有碍于我们认知慈禧这个人。
慈禧手抄心经
需要注意，文化水平并不等于政治水平。没文化的人未必不懂政治，正如有文化的人未必擅长政治。慈禧的政治水平，显然远胜于其文化水平。以往我们喜欢强调她的权谋，譬如说她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内行二字，她完全当得起；事实上，除了权术，她的政术其实相当可观，如识人、用人、搞平衡，尤其自我纠错，皆臻于一定水准（慈禧的纠错能力，表现于从抚义和团到剿义和团、从扼杀戊戌变法到推行庚子新政等，由此说来，慈禧心中并无什么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功利主义者，如关于戊戌变法，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称其“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只讲究切身利害，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亦云，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起初并不反对变法——陈是荣禄一党，王则效忠光绪，分属相对阵营的二人都如是判断，足见分量）。江河日下、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正是在她手上，摇摇欲坠而不倒，苟延残喘了数十年。如加藤徹所云，她是“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可惜大清即将沉入永夜，她只是一道残阳。
话说回来，一个人的政治水平，终究还是受文化水平制约。所谓制约，我以为更多表现在政治视野。政局如弈棋，有文化的政治家可以看五步，没文化的政治家只能看三步。就此而言，尽管慈禧擅长随波逐流，与时俱进，然而其政治视野终嫌狭隘，缺乏远见。若把近世比作激流，大清比作一条船，以慈禧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保持船的平衡，却无法掌控船的方向，更无从预见时代或者说历史三峡的走势。她一生最大的局限，以及悲剧之形成，恰在于此。
明确了这一点，则可知曾国藩为什么说慈禧才地平常。1869年初，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进京觐见，同治皇帝年幼，两宫垂帘听政。前后四次召见，都是慈禧与曾国藩问答，慈安似乎一语未发。第一次召见，主题是撤兵，对话时间最长。慈禧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曾国藩对：“办完了。”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散几多勇？”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三万。”问：“何处人多？”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得安静？”对：“安静。”……第二次召见，主题是造船与曾国藩的病情，关于前者，仅三句问答；第三次召见，主题是吏治与练兵，中间依然谈及撤兵，慈禧问：“鲍超的旧部撤了不？”曾国藩对：“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人，九月间调直隶时恐怕滋事，又将四千人全行撤了。”第四次召见，主题与前次相仿。从这四次召对而论，慈禧关心湘军裁撤，正在情理之中，然而屡屡纠结于此，不及其他要务（如造船），未免褊狭。故而曾国藩会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他的视野远过于慈禧的视野，他所期待的“要语”，则为慈禧所不能企及。
要补充的是，慈禧的文化水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在增进。1907年，她已经72岁，依然与光绪一起，听大臣讲课。课程表包括《四书》《书经》《庭训格言》《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国朝掌故》《各国政略》等。《各国政略》后来改作《西史讲义》，从“新航路之发明”“新大陆之发现”讲起，包括“法皇路易十四之霸业”“俄皇彼得之雄略”“普鲁士之博兴”“美利坚立国”“法兰西内乱”，以及“英国宪政之沿革”“德国联邦之制度”“美国政策之变迁”等。单看内容，正处于时代前沿。当然课本是一码事，学生能不能学进去，则是另一码事。
“美利坚立国”“英国宪政之沿革”这样的内容，终归难以化入慈禧衰老的心灵。据恽毓鼎《澄斋日记》，慈禧死前曾感叹：“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从她对宪政的态度，以及所主持的立宪改革之性质，恰可见其人的短视。以她的才具，非但无法领导中国转型，反而被转型的狂潮席卷而去。
2016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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