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媒体与热点丨微思客

重木 丨 微思客撰稿人

随着这些年自媒体的强势与蓬勃发展，中国传统媒体也纷纷开了各种网络公众账号，而由于网络传播的及时、迅速与范围的扩大，而使得传统纸媒的衰落始终成为人们时不时就提起的某个悲哀故事。但在很多时候，至少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即报纸和媒体本身的存在并不仅仅如西方众多传统媒体那般依靠市场和资本运转与生存，由于它们来源于党政部门，是其喉舌，而使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地位，即使如今它们在市场中的营业额已经不比从前，但就其内部自销的方式来看，依旧有着庞大的基础阅读群体。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上由政府直接掌控的国营媒体同样开始市场化，而基本上奠定了其后的媒体格局。 但这一市场化本身并非如前苏联或东欧剧变中媒体的纯粹私企化，而是依旧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在转手自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媒体的论述中，后者因为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喉舌，且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战场中的重要士兵而必须为本阶级所拥有，因此从新中国建立后，各个民间以及私人媒体便被统一国有化，经过其后50年代的整治与各种政治运动，而使得媒体最终众口一声。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传统公权力场域统摄一切的解绑，由此才使得经济、文化以及媒体等领域渐渐从政治领域中脱离，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我发展，由此打开了90年代经济发展的大门。

（图源网络）

但这一脱离和独立本身就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各个场域中占据绝对领导地位的依旧是来自政府的权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下中国各个领域中都会出现泛政治化的原因，无论是学术界对于某个问题的讨论，可能引起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干预；还是经济发展争论中，也会直接涉及各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出现反弹；在我们所讨论的媒体中，这一点同样十分明显，即来源于权力的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在背后主宰和过滤着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新闻、议题和讨论，从而使得 媒体始终如戴着镣铐的人一般，跳着有限的舞蹈。

另一方面，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资本的逻辑成为主宰其运作的另一只手。 各种传统纸媒自市场化后，伴随着各种商业运营模式，以及在90年代后兴起的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的东风下，渐渐摸索到另一条发展道路，即区别于传统严肃的政治新闻以及政治事件等等，在更多的版面刊登各种商业消息、娱乐新闻以及文学艺术等，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线生机。

而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各种网络媒体的兴起，这些传统媒体再次积极（一些官媒甚至十分无奈地被迫）参与其中，一方面依旧秉持传统的理论，即在网络时代争取占领新的舆论高地；另一方面则是在流量以及资本地催促下，必然要参与这一场激烈的竞争游戏。 因此，对于这些来源于传统媒体和传媒集团的网络媒体而言，它们本身就具有十分强烈的双重性身份 ，而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那些来源于个人或是组织的自媒体，虽然后者同样受制于主流权力的影响。

因此，当我们讨论媒体与各种网络与事件热点时，这一隐于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背后的两只手的巨大作用便不可忽视。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的罗东文章 《跟这个热点，让我们很没尊严》 中，作者指出，“ 热点与公共空间或公共讨论相辅相成。没有一个相对自主的公共空间，就无法自下而上产生热点，反之没有热点，公共空间就名存实亡。 ”因此对于一个活跃于这一公共空间中的媒体而言，发掘和追随热点也就是其职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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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高大法官霍姆斯看来，所有的言论都应该被放到相应的公共市场中进行辩驳和讨论，由此才能使得“真理越辩越明”。 但要达到这一目的，也就需要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即所有参与这一公共讨论的各方都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并不是指它们的影响力，而是指它们能够获得相同的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且不会遭到强势一方的彻底压制。另一个基础便是，这一公共空间本身便是独立和不受其他权力影响的，但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一点显然是需要再讨论的。

在热点所带来的强大流量、关注度以及资本的吸引下，媒体的商业性开始发挥作用，而使其成为其中积极的一份子。而这一商业驱动在很多时候是“以资本为目的” （其往往由无形和有形两种资产组成，尤其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无形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媒体所追求），因此很多时候也是盲目的，而导致对“热点”本身缺乏一定的鉴别和区分能力，由此出现一系列被营销号粗制烂俗的热点所牵制的状况，而导致这一讨论本身所能形成的价值和视野越走越窄，最终造成十分统一的肤浅化。

而吊诡的是，这一表面化却正是当下消费主义与娱乐主义意识形态中最为推崇的价值观，一切都浮在表面，没有什么深刻的长篇大论，人们渴望消费快餐，渴望及时享乐 ……媒体在这样的大潮中分享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且在很多时候也积极参与其中，于是为了符合传播的便捷以及扩大影响，主流媒体跟随着消费者和观众的喜好制定贴合的消费新闻，最终产生媚众的趋势。而反过来也使其在这一商业娱乐大潮中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加速资本的累积，从而彻底成为现代娱乐至死中的积极建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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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媒体的这一担忧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现代传媒学中都被一再讨论。 对于中国而言，媒体这一“唯资本是图”的趋势不仅仅只是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结果，在其背后还与另一只权力的手相关。 就如上文我们所指出的，无论是传统还是当下，在媒体场域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依旧是主流政治权力，这也就导致了它自身所拥有的独立性是十分有限甚至脆弱的，并且由于其出身而使得它也自然承担着很大比例的政治宣传工作，因此它们需要发布通稿、需要及时报道相关的政治消息与新闻，以及始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喉舌。这也就意味着，它们能讨论的东西被大大缩水，而导致其难以真正地彻底发挥媒体的商业性一面。

因此，在这一有限的空间内，需要盈利的媒体或许只能追求热点或寻找相似的话题，而避免碰钉子，给自己惹来麻烦。 媒体的这一无奈之举最终与权力的希望达成共识，即彼此互不干涉（虽然是媒体无法干涉）。因而，追求热点也就成为彼此达成平衡的某个交汇点。 于是，那些来源于各种营销号所制造的无关痛痒的“热点”在此时不仅发挥了商业社会中的吸金本能，同样也成为政治与媒体共谋的一个典型症状！

随着80年代思想环境的一度开放，学术界和媒体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一定的自主性，而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十分旺盛的创造力和参与性，但随着90年代商业大潮以及其后各种情况的产生，而使得这一空间越缩越小，直到如今。

在网络世界中，媒体对于某些议题的讨论尺度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最终也都往往难以逃离被删、被禁或是被举报的结局，而实现这一管控的不再仅仅只是主流权力，还有渗透在市场以及其他各个领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者，如各种网络平台所设置的规章制度、一些网民的义务监督以及各类媒体以及其中编辑人员的自我审查等等。

法兰克福学派（图源网络）

就如福柯所说，现代权力的毛细血管状导致其无孔不入，而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更为严密和复杂的规训系统。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媒体的自主空间再次受限，一方面来源于其背后的手，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审查和众多观众的“监督”。且这一过程并非单行道，而是彼此交互的网格式复杂状况。

上世纪的苏联以及东欧诸国，曾出现过一段被称作 “面包时代” 的时期，即伴随着曾经恢弘的社会理想的破灭以及权力的强势，心灰意冷的民众开始只为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操心，由此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上台的胡萨克政权开始了所谓的“正常化”过程，即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众达成默契： 政府不去干涉民众的私人生活，而民众则一味地投入日常的物质消费中，不干涉政府事务。 这一持续了20多年的时期所导致的是其后哈维尔所指出的社会道德的普遍堕落，以及人们对于政治责任的冷淡，从而直接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无望的境地。

但对于政府而言，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或许正是这样的局面，就如在电影《V字仇杀队》中V所指出的，政府希望民众及时享乐、耽湎物质，对政府之事闭口不言，由此政府承诺给民众带来安定或富足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