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音乐在香港

My Little Airport的歌词就像预言。2014年5月3日，维港唱片十周年纪念演出在香港最具代表性的Livehouse Hidden Agenda（HA）举办。当这支同样成立十年的香港本土组合在台上唱起这首歌时，也许没人会想到，被认为是香港独立音乐地标的HA会在3年后险遭关停。

今年5月8日凌晨，英国乐队This Town Needs Guns刚刚演出完毕，HA随即遭到香港入境处人员的突袭检查。他们声称演出乐队签证有问题，HA聘请黑工已构成违法。期间双方发生冲突，包括场地负责人许仲和（阿和）及乐队成员在内的7人被警方带走。这是HA自2009年创建、且因政策转变屡迁新址之后，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

HA与香港政府的矛盾只是近年香港独立音乐发展的一个缩影。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围绕这座城市的，一方面是“世界金融中心”的光环，另一方面却是独立音乐日益狭窄的生存空间。

香港是个大商场，拥挤、吵嚷、叫人慌张。与上世纪9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孕育之下流行文化的辉煌不同，如今的香港，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文化沙漠”。

上世纪70年代，香港工业发展逐渐进入发达期，随之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以许冠杰创作的一批粤语歌曲为代表，可以说香港独立音乐精神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萌芽。

此前，香港乐坛一直以西方英文歌以及主要来自台湾的国语歌曲为主流，粤语歌曲则普遍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玩意。直到70年代，香港大学毕业的许冠杰开始用广东话创作歌曲，唱出了许多反映社会现状、普通人生活以及讽刺时弊的歌曲。这些歌不少是他亲自填词及作曲，且题材广泛，从描述打工仔的无奈，到描述打麻雀的心情，当中亦不乏与爱情和励志有关的歌曲。许冠杰也因此被称作是“香港流行音乐祖师”。

△ 许冠杰

例如他在这首自己创作的《制水歌》中唱道：

这首歌讲的就是普通香港市民在70年代面临的制水问题。当时香港不断修建水塘，但当夏天雨季到来时，居民区一周有1-2天是必须停水的，这因而给居民的生活造成了诸多困难。此类歌曲的出现无疑也给香港平常百姓找到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许冠杰常常被认为是香港第一代创作并演唱社会现实的歌手。不过，虽然他的歌曲内容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独立音乐相差不大，但鉴于时代背景，且香港乐坛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所以这时许冠杰的作品还不能被称作是独立音乐。

进入80年代，随着香港电台、电视台逐渐激烈的竞争，以及国际唱片公司对艺人成熟的运作，香港乐坛逐步进入全面商业化时期。因而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歌手的演唱内容与社会、民生逐渐脱离了联系，大多是更易于被市场接受的情歌。直到90年代初“四大天王”的出现，香港流行乐进入了商品化的高峰。

△ 达明一派

几乎在同一时期，一批香港的地下乐队/音乐人也开始进入部分观众的视线，以Beyond、达明一派和太极乐队为代表，他们也被认为是香港真正的第一代独立音乐人。

恰逢80年代后期，工业中心逐渐移向大陆，香港工业发展鼎盛时期建成的工业大厦开始被空置出来，因为地处工业区的工厦与住宅区相分隔，没有噪音管制问题，因而为这些地下乐队提供了可贵的排练及演出空间。于是在这一时期，大量的独立乐队开始进驻工厦，以观塘区为代表，巅峰时期的乐队数量高达几百组。他们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排练房，几乎不受政府干涉，香港的独立音乐在这期间可以说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些独立乐队/音乐人的作品内容贴近大众生活，其中也有较多对于社会问题的嘲讽，因而也较少能够在主流媒体上听到。他们在当时香港的商业社会生存也异常艰难，有一部分类似Beyond的乐队开始投入主流唱片公司的怀抱，还有一部分乐队则不得不面对解散的命运。

后来，香港回归、直至进入21世纪，MP3、流媒体以及智能手机等媒介开始出现与普及，香港新一代的独立音乐人终于又开始以新的姿态进入观众视线，其中就不乏在大陆乐迷当中颇受关注的My Little Airport，由达明一派的黄耀明担任经理人的At17，以及在YouTube走红、曾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女生组合Robynn & Kandy等等。

△ My Little Airport

遗憾的是，互联网并没有给这些新兴的香港独立音乐人带来太多他们期望中的发展。在香港，他们的生存状态依旧难言乐观，而当中的政策因素几乎占到了80%。

首先是独立音乐的演出空间越来越小。在香港，非港籍人士进行演出，一律需申请工作签证，否则就属于违法聘请黑工。这一政策也成为了HA和警方的冲突点所在。曾有业内人士透露，过去几年在香港演出顺利拿到工作签证并不是难事，但在近一年内，入境处都会询问演出者的工作地点，凡是在HA举行的活动，一律不准获批工作签证。

为什么政府部门要断绝HA的生意？原因归根到底还是HA并没能拿到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有关部门规定，HA坐落的工厦只能申请工业牌照，娱乐产业是无法拿到营业许可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多年来HA常常面临着来自不同部门的阻挠和挑战。

HA的最初选址就在观塘区工厦。2009年，香港政府出台了“活化工厦”政策，开始准许业主申请更改或重建工厦的用途，包括商业办公室、食肆、零售、文娱场所等等，这也在一时间导致工厦炒卖成风，租金上涨，逼走了大批生存于此的独立乐队；与此同时，香港政府采取的“高地价政策”（High Land Price Policy），在让香港的房价成为世界之最的同时，也使得Livehouse等专注独立音乐的小型演出场所生存空间变得愈发狭小。HA就曾无奈三次搬迁，还在2011年被迫停业整顿一年。

△ Hidden Agenda Livehouse

不仅没有牌照、法律和资助等等方面的支持，政府还对公共娱乐场所提出了种种严苛的消防条例、噪音管理条例等等，这都使Livehouse难以在这片土地生存。

其次，政府对于独立音乐的支持力度明显不够。如果说香港政府完全没有支持本地艺术的发展，其实也并不准确。艺术发展局（艺发局）是香港政府处理本地文化艺术资助事宜的部门，以2015-2016年度为例，艺发局提供给本土艺术文化的资助达到了2000万港币，其中得到支持的类别包括有舞蹈、戏剧、戏曲、电影、跨媒介艺术、视觉艺术、音乐。然而，其中的“音乐”类别并不包括独立音乐，根据近几年的资助名单，得到支持的基本都是以古典音乐、国乐和歌剧为代表的类型。

不过作为回应，香港政府还是针对本地艺术发展，在2013年启动了西九文化区的项目建设。西九文化区也成为了香港Clockenflap和自由野两大本地音乐节的举办地。这本是好事，然而，当中的矛盾也显而易见：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音乐节，当下许多香港本土独立音乐人尚缺乏小型现场的历练，尚不足以应对一个大型音乐节。

与香港形成鲜明对照的反而是台湾政府对于本土独立音乐的支持力度。以2016年为例，在台湾政府下设的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公布的补助名单中，就包括了多组独立艺人、乐队及公司，金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台币不等，补助项目则包括了参与活动、展演空间、录音室等等，例如支持本地独立乐队及厂牌参与SXSW音乐节。

在上周刚刚结束的第28届金曲奖上，评审团就将年度歌曲和最佳乐团两项大奖颁给了台湾独立乐队草东没有派对，并且将首次设置的年度专辑奖颁给了台湾原住民歌手桑布伊。不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台湾对于独立音乐的包容与理解都让香港独立音乐人感到歆羡不已。

△ 桑布伊

2015年3月，香港第一个音乐众筹平台，同时也是香港第一个众筹平台“音乐蜂MusicBee”正式上线。正如其发起人、香港独立音乐人林一峰所认为的那样，“音乐蜂”的目标，是为更多底层的香港独立音乐人服务。

对于很多内地乐迷来说，林一峰的名字并不陌生。从2003年自费制作专辑《林一峰的床头歌》开始，他就一直坚持独立发展路线。不过像林一峰一样幸运的香港独立音乐人并不多，《林一峰的床头歌》最终出乎所有人预料，卖出了2万张，这也成为他在音乐事业上的第一桶金。后来，他创作的歌曲更是被陈奕迅、黄耀明、孙燕姿等人演唱，逐渐在两岸三地都获得了不小的知名度。

“音乐蜂”由林一峰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人冯颖琪、谢国维和网页设计师Jo & Kevin Wong共同创建。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行业本来已经存在很多漏洞，不健康，现在更加艰难……钱其实是其次，这平台更重要是要聚合力量，每隻独木舟很难持久，大家砌成一艘船，就有机会驶得远。”对于诸多徘徊在生存线上下的香港独立音乐人，此类平台的出现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上线一年多之时，音乐蜂已经有22个项目众筹成功，共筹得资金300多万元港币。此外，林一峰还在“音乐蜂”发起了“Made in Hong Kong”的特色项目，用于众筹一张林一峰和香港中乐团合作的专辑，“作为一个香港音乐人，于这个crossover中我希望做到的是：不需颠覆的创新，新派的传统，沉淀的轻盈，谦厚的信心。”

△ 林一峰

而在去年，香港音乐人方大同也创办了自己的个人音乐厂牌“赋音乐”。此前，方大同已经在主流唱片公司摸爬滚打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官方介绍，“藉由着过去十多馀年在音乐行业中的创新与经验，方大同希望赋音乐在秉持着最高质量的坚持之下，能体现出多元文化精神，完美地融合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特色。”

“赋音乐”承担起了培育优秀独立音乐人的职能，借助方大同的名声，这些新时代的独立音乐人们自然也获得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也许林一峰、方大同们的努力在如今香港这片文化的废墟之上依然显得微不足道，也许凭借音乐人的一己之力要抗衡巨大的政策惯性还需要一些时间，也许香港独立音乐还需要继续经历长时间的阵痛，但是，他们的出现已经足以让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