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
邱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
棕榈温室
(建于
1844
―
1848
年)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顶级植物园,英国邱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
Kew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759
年(见图1)。这一年,英王乔治三世的母亲——已经孀居
8
年的奥古斯塔公主聘请苏格兰植物学家威廉·埃顿(
William Aiton
)为她在庄园中设计建造一座占地
3.5
万
m
2
的植物园,种植来自异域的奇花异草。其后,王室还在园中修建了多座有鲜明特色的建筑,包括
1761
年由著名建筑师威廉·钱伯斯(
William Chambers
)爵士设计的中式宝塔。现在如果我们去邱园参观,还能见到它曼妙的身姿。
1840
年,在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及其主席威廉·卡文迪什(
William Cavendish
)的努力下,这座漂亮的皇家园林变成了国家植物园,改由政府管理。后来经过王室成员的三次捐赠,其面积在
1904
年达到了现在的规模——
132
万
m
2
。邱园的历史不但见证了大英帝国的荣光,并且一路随行,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孕育邱园的博物文化土壤
英国拥有深厚的博物文化土壤,这与英国经验科学以及自然神学思想的发展相关。萌
发于中世纪盛期的经验科学思想
,强调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感知和探索。
当时很多人开始仔细地观察自然,并做精确的记录。
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的启蒙运动发端于英国。
哲学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首次提出“实验科学”的概念,他认为知识最根本的来源就是经验,人们通过直接观察、借助工具有目的地获得经验或通过他人告知得到经验都是完成认识的重要方法。
而另一位培根——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则强调博物志与自然哲学的紧密联系,不论是其前期认为博物志是自然哲学的基础,还是后期将两者关系调整为显著交叉的论述,都可看出,他将收集资料并作观察的博物志研究方法视为走向科学认知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自然神学的发展也对英国博物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著名学者如约翰·洛克、罗伯特·波义耳、约翰·威尔金斯等人,相信世界神创,人类可以通过对神创之物的观察和研究来证明神的存在。
这种神学观使得博物学亦随之复兴并取得重大进展,比如英国杰出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作为提出需进行物种分类的第一人,其在动物志、植物志和生物分类方面著作颇丰,最能直接体现他的自然神学观点的
著作就是《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1704年出版)。
1728年,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出版了第一部英文百科全书——两卷本的《百科全书》(Cyclopædia)。
本书在18世纪多次再版,而它长长的副标题可以充分说明这部书的出版目的:
《百科全书:
或称“艺术与科学通用字典”——包含人文艺术、手工艺术、人类科学、神圣科学领域的术语定义及其对应事物,描述一切自然物和人工物的形状、类型、属性、生产方式、制剂方式以及用途,追溯教会、平民、军事以及商业领域不同系统、派系、观念的物品的诞生、发展历程以及现状,综合哲学家、牧师、数学家、医生、古文物研究者、评论者等人的意见,综上,它就是一本尝试概括人类古今知识的书籍》。
除了哲学的影响外,英国的殖民扩张也对博物学发展影响巨大。自
1612
年东印度公司从莫卧儿王朝手中获得印度的贸易特权后,英国殖民扩张活动显著增强。伴随于此的是,众多职业采集人也来到各个殖民地,调查当地植物资源,采集植物标本,充当帝国疆土扩张和财富积累先遣部队之角色,同时也为王室贵族和普通百姓带回大量来自异域的珍异花草,以装点他们的庭院。
而
18
世纪中期,林奈的动植物分类命名体系传入英国后,英国人的博物热情空前高涨。由于林奈分类法简单明了,连没有受过博物研究训练的普通人也能轻松掌握,一时间英国人茶余饭后都愿意一起看看花花草草,而交流讨论它们的种类则变成了民间最热门的话题。
在如此浓郁的博物氛围中,邱园这样的大型植物园能在英国出现并备受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二、帝国殖民之路上的斩棘利剑
邱园建成后,弗朗西斯·马森(
Francis Masson
)、彼得·古德(
Peter Good
)、约瑟夫·班克斯(
Joseph Banks
)等园艺师或植物学家远赴印度、澳洲和非洲,为邱园带回珍贵的植物标本。邱园还创办了园艺学校,亲自为大英帝国培养“植物猎人”。
1853
年,邱园已经栽培了约
4500
种草本植物,
1864
年有约
13000
种植物,其中包括
3000
多种乔灌木。
并且邱园还在海外积极筹办分园,
19
世纪后期,洪都拉斯、加尔各答、多米尼加、牙买加、特立尼达等地都建立了分园。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时期,邱园的作用不仅仅是植物标本的采集和猎奇;在英国争夺海外贸易份额方面,邱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帝国经济作物中心”。历史上有两种植物经过邱园的培育和繁殖,为英国在全球取得了巨大经济利益,这就是金鸡纳树和橡胶树。
众所周知,疟疾作为在非洲和拉美肆虐已久的疾病,曾让大家头疼不已。虽然传说
17
世纪欧洲人已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了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的方法,但是直到
1820
年,法国人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
Pierre Joseph Pelletier
)和约瑟夫·布莱梅·卡旺图(
Joseph Bienaimé Caventou
)才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纯了有效抗疟成分——奎宁。这种原产自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树,可以保住身患疟疾士兵的性命,因此欧洲各国早就对它虎视眈眈,千方百计想把金鸡纳树种偷运出去广泛种植。在英国之前,荷兰人已突破了秘鲁、玻利维亚等国政府的封锁,在印度尼西亚引种成功。英国人不甘落后,偷运树种回国,在邱园培育,再引种到印度。邱园不但提供培育的技术支持,还派出督查官威廉·
G
·麦克瓦尔(
William G.Mclvor
)于
1848
年专赴印度进行种植园管理。
19
世纪
60
年代,金鸡纳树在印度大规模种植成功。
另一种为英国带来经济利益的植物是橡胶树。橡胶树原产
于亚马逊雨林。
1493
年,哥伦布在南美大陆发现了这种会流出白色黏稠汁液的树,其后欧洲人对它的应用研究进展缓慢,直到
1839
年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
Charles Goodyear
)发明了“橡胶硫化法”才真正解决了橡胶应用的瓶颈问题。从此世界对橡胶的需求大大增加。
1876
年,英国探险家亨利·亚历山大·威克汉(
Henry Alexander Wickham
)从巴西偷运了
70000
颗橡胶树种子到邱园进行培育,而后有
2300
多颗种子萌发,橡胶幼苗很快就被引种到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至
1907
年,英国在这两地的橡胶种植面积超过了
30
万公顷。亚洲迅速成为世界橡胶生产大本营,英国也几乎垄断了其全球生产的原料供应。
三、世界植物学研究的神圣殿堂
经过
200
多年的努力,邱园目前藏有超过
850
万件植物标本,代表了地球上
98
%植物属的种类。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真菌标本收藏和研究机构,藏有来自七大洲超过
125
万份干燥真菌标本,占真菌属
60%
的种类,其采集者中甚至包括约翰·雷、查尔斯·达尔文和亚历山大·冯·洪堡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丰富的植物标本资源,不仅曾在英国政府殖民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让邱园在植物学研究,如植物分类学、系统植物学、经济植物学、植物考古等方面成绩斐然。
邱园的历任馆长中有不少是学界泰斗。如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克父子——威廉·杰克逊·胡克(
William Jackson Hooker
,
1841
―
1865
年间任职)与其子约瑟夫·道尔顿·胡克(
Joseph Dalton Hooker
,
1865
―
1885
年间任职),亚瑟·威廉·希尔(
Arthur William Hill
,
1922
―
1941
年间任职),吉列安·托米·普拉斯(
Ghillean Tolmie Prance
,
1988
―
1999
年间任职),著名古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爱德华·詹姆斯·索尔兹伯里(
Edward James Salisbury
,
1943
―
1956
年间任职)和彼得·柯兰(
Peter Crane
,
1999
―
2006
年间任职)等。
其中,胡克父子的工作堪称
19
世纪在英国植物分类学领域的巅峰。老胡克在英国隐花植物,如苔藓、蕨类植物及兰科植物分类方面贡献了大量著述,而小胡克则通过在威尔士煤层的植物化石发掘工作,首次发现了煤核(
coal balls
)
,并与英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爱德华·威廉·宾尼(
Edward William Binney
)合作研究,从而开拓了古植物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小胡克的影响下,邱园还于
1877
年成立了
Jodrell
实验室。该实验室在
142
年的研究历史中,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植物学家,包括英国现代植物解剖学的代表人物、化石植物解剖学的先驱——杜金菲尔德·亨利·斯科特(
Dukinfield Henry Scott
),研究埃及古墓植物遗存的植物考古学家伦纳德·
A
·布德尔(
Leonard A. Boodle
),
20
世纪最杰出的植物解剖学家之一查尔斯·
R
·梅特卡夫(
Charles R. Metcalfe
)以及世界著名的
APG
系统(
Angiosperm Phylogeny Group
,被子植物种系发生学组)创始人之一马克·
W
·蔡斯(
Mark W. Chase
)等。
进入
21
世纪,邱园加大了对植物物种多样性尤其是濒危物种的保护与研究的力度。
比如
2000
年,它启动了“千年种子库”(
Millennium Seed Bank
)项目,与全球
80
家机构合作,力求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最具多样性的野生植物物种遗传资源库,我们中国也于
2004
年
5
月加入该计划。目前该种子库已收藏
39100
种植物的
87500
份种子,至
2020
年它将会藏有全世界
25%
种子植物的种子(见图
2
)。
图
2
邱园“千年种子库”中的收藏
而在
2009
年,邱园的园艺师卡洛斯·马格达莱纳(
Carlos Magdalena
)还成功复活了已经在野外灭绝的侏儒卢旺达睡莲(
Nymphaea Thermarum
,见图
3
)。目前邱园中有
50
多株这种原产卢旺达西南部的世界最小睡莲,这里也是它在全世界最大的种群所在地。
图
3
邱园
2009
年复活的侏儒卢旺达睡莲
邱园与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发展也颇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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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前,不少欧洲植物猎人来到中国采集植物标本并带回邱园。目前邱园所藏
11000
多份中国的植物标本,绝大部分就是那时所采。而与邱园的丰富馆藏与学术积淀相比,中国第一座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直到
1934
年
8
月才成立,可见当时我国植物学研究与西方的巨大差距。
1930
年
8
月,中国植物学家秦仁昌借在英国参加第五次世界植物大会之机,来到邱园,查阅了其中国植物标本馆藏,拍摄模式标本(即发表新物种学名时,描述其特征的标准标本)照片
18300
余张(一说
13000
张或
16000
张)带回中国。此外,陈焕镛、张肇骞、钟补求等中国早期植物学家也曾到邱园访问求学。邱园在早期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及《中国植物志》的编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植物科学的终身教育者
由于兼具科研与科学传播两大功能,邱园的植物学教育与英国现行的教育及科学传播政策紧密结合,设计了完整的校外植物科学教育体系,可以说不论是业余学习还是科学研究,都可以在邱园找到合适的课程
/
项目,得到专业的指导。
[8]
邱园按年龄将学生划分为六个层次,分别是
EYFS
(
3~5
岁),
Key Stage 1
(
5~7
岁),
Key Stage 2
(
7~11
岁),
Key Stage 3
(
11~14
岁),
Key Stage 4
(
14~16
岁)及
Key Stage 5
(
16
岁以上),采取小班教学的方式,每班
15
人,每次课时分别为
45
分钟、
90
分钟、半天或一整天,年龄越小课时越短,由邱园老师讲解授课。
孩子们年龄不同,认知和学习能力也有差异,因此邱园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学习目标与方法。比如,
3~5
岁的孩子,课程的目标是为孩子们搭建一个安全、鼓励创造的教育环境,并利用游戏、探索、主动学习和表扬鼓励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课程内容主要有观察植物生长的环境,解释和识别植物的生长方式,描述植物在自然界中的形状、颜色和图案,识别植物的关键部位等。在此过程中会引导孩子学习数字、形状、空间、测量单位等概念,并用它们来描述他们观察的植物,猜测植物某些特点存在的原因,理解植物间的异同,并讨论归纳它们生长环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