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大革命判断为是一种“新宗教”，那么，被勒庞称之为“雅各宾心态”（Jacobin mentality）的政治精神形态，就是其深刻的经典体现了。如何破解大革命史中最为悖谬的雅各宾专政之“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之谜，显然也是《革命心理学》一书试图突破的分析焦点之一。对此，勒庞并不认同关于“恐怖统治”只是“少数几个人自发冲动”的说法，而是认为“大恐怖时期的暴行源自于一种机制”，并按照自己的概况方式，对“强烈的信仰必然会导致最恶劣的暴行”（pp. 230-231）的内在心理逻辑，给后人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描述性分析。
大革命“新宗教”之所以能吸引人，与其“革命教义”炽热激进的许诺有着直接关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敲响黑暗旧世界丧钟，指向明媚新宇宙光明的诱人口号和境界，是激进革命者真诚追寻，甚至为之献身的理想（illusion）。勒庞写道：
“资产阶级代表们确实想过要建立一种宗教。他们试图彻底毁灭一个旧世界，并在它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没有什么比这一诱人的幻想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灵了。新教义宣称，平等和博爱将把所有的民族都带到永恒的幸福之境；未来的新生世界将沐浴在纯粹理性的光芒之中。人们依据最光辉、最雄辩的原则，翘首企盼黎明的到来。”（p.84）
在精神领域，无视这种信仰的真实存在，既不符史实，也有失厚道。为传播这种旨在救赎世界的革命信念，雅各宾派革命者以虔诚而疯狂的布道精神，不厌其烦地宣讲“新宗教”动人的教义，搭建起了神圣的“讲演台”。站在高高的“讲演台”上，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5日《关于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的著名讲演中激情豪迈地宣称：“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和平地享受自由与平等，这就是永恒正义的王国。”[8]具体讲，这个“永恒正义的王国”的“第一教义”就是强调“平等优先”的精神原则，认定人类生存状态的严重“不平等”不仅是社会不公的现实明证，而且更是人性罪恶的黑暗渊源。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挖掘这一滋生“压迫”和“苦难”的罪恶根基，颠覆和扫除这个数千年来人们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的“黑暗”。
罗伯斯比尔（1758-1794）
请听罗伯斯比尔的讲演原声：
“不用经过任何革命就可以向世界证明，财产的极端悬殊是许多灾难和犯罪的根源。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财产的平等只是一种空想。至于我，我认为财产平等对于个人幸福还不如对于社会幸福那么需要。迫使人们尊重贫穷，比起销毁财富重要得多。”[9]
“因为共和政体或民主的实质是平等，所以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热爱祖国必须包括热爱平等在内。[10]
据此，法国学者弗洛朗斯•戈蒂埃直接将罗伯斯比尔归结为一个“反自由主义的平均主义者，而且完全和他所处时代的‘平民’地位相符合。”[11]
勒庞进一步分析道，自由、平等、博爱固然是大革命耳熟能详的基本原则，而在“雅各宾派的头脑当中充满了对浮光掠影的空幻追求”（p. 97）的背后，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意志的幻象”，不在于抽象虚幻的“自由”和“博爱”，而在于能够带来直接实际利益的“平等”。勒庞直截了当地说：“大革命所弘扬的博爱和自由从未对人们形成多大的吸引力，但它所倡导的平等才构成了他们[革命者]的福音：平等是社会主义支点，是整个现代民主思想演进的枢轴。”（p. 9）
直接继承其心目中所敬重的思想先驱托克维尔而来，[12]勒庞把实质的“平等”从自由、平等、博爱的抽象整体中剥离出来，从而突出了大革命精神原则的真正来源，是他本书的重要的知识贡献。对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三项革命宗教所宣称的基本理念的实际历史发展，勒庞的概况十分精当，也十分精彩。其英译原文是“But while liberty has become very doubtful and fraternity has completely vanished,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has grown unchecked.”（规范中译见本书第304页）民间翻译高手则把这句似乎并不起眼的概况精彩地翻译为令人拍案叫绝的十二个字，我则把它视为勒庞的警世格言：
的确，即使以今天的研究水准衡量，勒庞的这个对大革命的概况，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熔铸进“革命”普遍议题分析的永恒序列之中了。正如勒庞自己所说，“在上一个世纪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政治变革中，平等原则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平等原则构成了大革命的真正遗产。对平等的渴求……正是民主的最新产物即社会主义运动的枢轴。”（p.304）
为什么说绝对地强调“平等优先”原则，或者说舍弃了与自由和博爱相平衡的平等原则，具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危险？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利益渴望的平等具有变动不居的特征：只要自身利益得到满足，至于由谁来赋予这些利益？这些利益由何而来？由此失去利益的则是哪些人群？这些曾对自身至关重要的关键考量，瞬间统统变得毫无意义。正如尼采冷酷揭示的那样：“他们叫嚣‘平等’时，他们说的是欲望。第一种欲望是将他人降低到和自己同等的水平；第二种欲望则是将自己提高到和他人相同的水平。”[13]如欲扭转这一人性的现实，硬要赋予平等以利他的动机，那么，除了维持一时的“乔装的虚伪”，否则这种人性的扭曲是决不会长久的。因为在本质上说，“博爱的核心在他人，而平等的核心在自己。”（With brotherhood the focus is on others, with equality the focus is on oneself.）[14]
特别是当“平等诉求”转化为“道德义愤”的时候，但“不平等”与“压迫”、“剥削”、“欺负”、“蔑视”等等带有强烈心理暗示的道德字眼相联系时，革命的火焰就将点燃。这时，一切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就一股脑地转化为政治问题。套用勒庞的心理学知识表述就是，倡导“平等优先”的欲望前提，经一系列有序的推理链条，就构成了一道革命的政治逻辑构：
前一半是政治词汇，[ ]号里是心理术语，两套话语其实言说的是一套逻辑。所以，每当强调“苦难”为先（无论是个体的不幸，还是民族的羞辱）的时候，其潜意识里都隐藏着强调暴力行动的正当，伸张恐怖合法性的内在动机。
一旦对“追求平等”的渴望攀上了“道德正义”的高枝，“破坏秩序”的怒涛就会一泄而不可止。勒庞说，“平等，当政府向人民保证说他们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时，这种转换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他们开始抢劫、纵火、杀戮，并且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p. 61）
革命者们“对平等的酷爱始终占据着人们的内心深处”，“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沉重，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15]人们变得反复无常，自相矛盾，难以理喻。一会桀骜不驯，肆意破坏，一会又逆来顺受，俯首帖耳，瞬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理性的角度上讲，其结果一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私利的人们的手中。”[16]
总之，一旦把追求平等视为价值优先、甚至唯一道德理想之时，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宗教的信徒。勒庞多次预言说，由新的信仰所产生的雅各宾主义政策非常简单，即在一种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的专政之指导下，实现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pp.203-204）
当把“不平等”与“罪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德性”问题就自然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令人惊奇的是，此时，“恐怖的统治”又与“德性的统治”（the reign of virtue），这两种相反的形式合二为一了。
遵循托克维尔的思路，勒庞也明确地认为，大革命新宗教的根本指向，不在制度，而在人。确切地说，雅各宾专政的精神底蕴是改换和重建人的灵魂。“恐怖统治的原因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众灵魂的运作。”“那些无法被证明的信仰却常常为历朝开一代风气的精神领袖所确信不疑。……当任何一个问题在观点上引起激烈冲突时，我们都可以确信，它属于信仰的范畴，而不是知识的范畴。”（pp.5-7）
《革命心理学》英文版
而要人的灵魂改造，雅各宾主义的路径是通过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建立“最高主宰崇拜”的国家政治仪式。罗伯斯比尔解释说，“最高主宰是大自然。他的殿堂是宇宙；对他的崇拜是美德；他的节日是聚在他眼前的、以普遍的友爱之情紧密团结的伟大人民的欢乐，并以纯洁和激动心灵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17]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内纪念日的1794年5月7日（花月18日），罗伯斯庇尔发表了《关于宗教、道德思想与共和国各项原则的关系，关于国家节日》的著名讲演中说：“道德败坏是专制的基础，正像共和国的本质是美德一样。”而同时发放的《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草案》规定：第一条“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灭论”；第二条“法国人民认为，完成每一个人的应尽责任，是崇拜最高主宰的最好的方法”；第三条“法国人民认为，在那些应尽的责任中，最重要的是痛恨背信弃义和专制统治，惩罚暴君和叛徒，帮助不幸者，尊重弱者，保护被压迫者，为自己的邻人尽力做好事，并以正直态度对待所有人。”[18]当时就有人称他是一位思想传播者、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一个除了自己具备纯洁政治信仰外还能唤起人类内心深处的感情的人。“您把人类的尊严还给了他们，您是强大的创造者，您使人类在人间重获新生，您的美德是我生活的支柱，只有您的友爱能够满足我全部的欲望”，赞美罗伯斯比尔是革命新宗教的“伟大教主”。[19]
在笔者看来，区区罗伯斯比尔何能承载“教主”重负？卢梭，只有卢梭才可堪称现代革命政治宗教的精神象征和创始教主。
这里，我们不得不不厌其烦地再次引证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关于“改造人性”的经典论述，以此印证被罗伯斯比尔尊崇为“伟大导师”的现代革命思想轨迹。
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这样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改变”在《日内瓦手稿》作“抽出”。——译注）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总之，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他们以他们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从而每个公民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如果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已经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完美程度了。[20]
在宏观理念的原则角度，雅各宾主义是卢梭“公民宗教”的直接继承和实践者，罗伯斯比尔所宣传的“最高主宰教”既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又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它正是意欲以尘世俗人充当超越神明的僭越野心，实际上是人的神化，是至圣革命领袖的神化，是其意志的教义化，通过教义宣传，规定思想准则，培养教士和信徒群体，进而统制唯一意志和纯净灵魂，最终实现革命主义所渴望的《启示录》式的人间天堂。
因此，勒庞自信的指出，大革命“恐怖统治”混乱现象的背后，其精神灵魂则是直指“人性”，意欲“用一个真正的宗教来代替过去的宗教”。（p.242）
在1794年5月7日（花月18日）罗伯斯庇尔在《关于宗教、道德思想与共和国各项原则的关系，关于国家节日》的讲演中说：“道德败坏是专制的基础，正像共和国的本质是美德一样。”[21]在被学术界称之为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重要的这次演讲中，他充满激情地勾勒出来共和国未来“德性统治”的美好前景：
在我们国家，我们希望以美德代替自私，以诚实代替名声，以原则代替习俗，用坚强的责任代替僵化的礼仪，用理性思维代替时髦的风尚，以对恶习的憎恶代替平庸的恐惧；我希望用尊严代替傲慢，用慷慨代替虚荣，用荣誉感代替贪婪心；我们希望把良好的品德当作最好的伙伴，注重美德而不是阴谋诡计，注重天才而不是一时的机智，追求真理而不是外表的华丽，体味普通的幸福而不是沉酒于低俗的趣味。我们希望用真实的人性取代那些曾被人们误认为伟大实际上琐碎无聊的观念；我们希望培养出快乐、坚毅、勇敢的公民，而不是软弱、轻浮、只会抱怨的小市民;我们将用共和国的美德和伟大成就取代君王制的愚蠢和罪恶。
总之，我们希望实现自然的愿望，完成人类的使命，履行哲学的诺言，证实在犯罪和暴政的长期统治下将来的必然归宿。要使曾在奴隶国家中占显著地位的法兰西胜过任何时期所有存在过的自由人民的荣誉，成为各民族仿效的榜样，成为压迫者的灾难和被压迫者的安慰，成为宇宙的装饰品，并使我们在用自己鲜血巩固我们的事业以后，至少能够看见普遍幸福的曙光……这就是我们的野心，这就是我们的目的。[22]
罗伯斯庇尔宣称，如此纯粹的美德，决不允许遭到“敌人”的破坏，必须用“恐怖”予以捍卫。在他看来，“恐怖”是把双刃剑，在暴君手中，恐怖是压迫人民的武器，而一旦恐怖与美德结合在一起，它便将成为穷人的救星。
“如果在和平时期，人民管理的工具是美德，那么在革命时期，这个工具就同时既是美德又是恐怖：没有美德，恐怖就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力。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与其说它是特殊原则，毋宁说它是从祖国在极端困难时期所采用的民主一般原则得出的结论。”[23]
于是，“美德”就与“恐怖”合乎逻辑地勾连在一起，“以美德引导人民、用恐怖震慑敌人”，[24]构成了一种超越常识之革命理论的思想根基。正如加尔文的那句残酷的名言所说：“我们在捍卫上帝的荣光时，哪怕毁掉所有人都在所不惜”。[25]
罗伯斯庇尔强调，“共和国是在所有反共和主义者的尸体上建成的”，凡是触犯：一、同情政治犯；二、反对美德的统治；三、反对恐怖政策的，均可罗之以“反对共和的重罪”绳而法之，立送断头台。[26]有过之而无不及，罗伯斯庇尔甚至发起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诛心”连罪，认为，“仅仅鼓励爱国热情是不够的，还应彻底消除人们对国家的麻木态度；仅仅发展正确的道德是不够的，还需要铲除所有的随落行为。因此，在他看来，欢乐的至高无上者节和可怕的牧月法令是并行不悖的。这两者都是为了实现罗伯斯庇尔理想中的道德共和国。”
为彻底地实现“革命美德”，进一步强化革命法庭的法律，罗伯斯庇尔制定了代表着恐怖统治顶峰的“牧月22日法令”，把“那些企图以任何方式妨碍革命的进步事业以及阻碍共和国壮大的人——不管他们以怎样的面具伪装自己”的统统定义为“人民的敌人”，其罪名包括试图重建君主制、攻击国民公会、背叛共和国、勾结外敌、妨碍粮食供应、包庇阴谋者、诋毁爱国主义、贪污腐化、误导民众、传播虚假消息、辱骂美德、败坏公众的良知、盗取公共财产、滥用公职、隐瞒反对自由以及国家团结和安全等等。对于“人民的敌人”的审判，不再允许拥有律师，仅凭“道德证据”就可处决。这项法令甚至规定，发生过诸如生产了发酸的葡萄酒、囤积居奇、甚至是试图用英语写信等等行为的人，就被认作是一个“对国家毫无价值”的东西，可随时直接处以死刑。[27]
据研究者统计，在雅各宾统治时期，巴黎的死亡人数是2639人，整个法国是16594人。这些人为何死，何时死，如何死等等历史信息，都在雅各宾派保存的死刑记录里留有详细记载。
历史的悖谬在于，鉴于以往宗教惩罚的残酷性，诸如在被烧死之前都被割掉了舌头；行刑时还给罪人缚上一条铁链，把他们投人烈火中之后，再将其拖出，反复施虐，更好地体现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1791年6月的议会宣布以后所有的死囚一律执行斩首。据学者考证，斩首设备“断头台”的设计，实际出于国王路易十六的“智慧”之手。这一被“敬称”为“国家剃刀”的断头台，砍掉一个人的脑袋只需百分之二秒，而被砍下的人头大约需要30秒钟才完全失去知觉。出于“迅速而免痛苦”的人道考虑，新断头台很快得到了国会的认可，并立刻成为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象征。历史的无情恰恰在于：最后所有这些人，无论是吉伦特派还是雅各宾派，全都和路易十六一样上了断头台。而把路易十六、丹东、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人是同一个人：刽子手夏尔·桑松。[28]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让你死得更爽！”竟成为“恐怖统治”期间革命人道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顶点。
勒庞关于大革命风暴从“演讲台”和“断头台”的论述，精彩、醒目、深刻，入木三分地展现出了雅各宾主义革命精神的巨大分裂：
一方面，雅各宾主义者怀有一种拯救人类出水火的崇高道德责任感，他们为自己能成为推动这一道德进程的实施者而自豪，凭借同时占据真理与道义双重优势的新先知，他们理直气壮，他们发号施令，他们趾高气扬。在政治布道的“演讲台”上，他们演绎推理，他们真诚呼吁，他们声泪俱下。他们要用真理的理论唤醒人，用逻辑的推理说服人，用道德的力量感化人，要用殉道的范例激励人。在一般意义上讲，他们为自己“弘道”与“救赎”之信仰付出的是真诚。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雅各宾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真理，且代表得太确定；自己拥有道德，但拥有得太崇高；自己关切“救赎”意识，但关切得太真诚；自己宁肯奉献生命，但奉献得太悲悯，“他们借助语言和口号的魔力，用新的神祗取代了旧有的上帝。”于是，凭据真理和道德的名义，他们对于愚昧、自私、亵渎、背叛等等黑暗的“魔鬼”，就义无反顾、理所当然地下狠手，就必须彻底肃清，严惩不怠，暴力压迫，斩尽杀绝。残酷的血洗杀戮承载和成就的恰恰正是高尚的道德责任！罗伯斯庇尔墓志铭被刻上据说来自裴多菲《自由与爱情》的诗句：“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别想活！”（Passant, ne pleure pas sur ma mort : Si je vivais, tu serais mort.），也真是恰如其分地令人唏嘘深思。
雅各宾派所建立的这种从“演讲台”到“断头台”的“革命直通车”，其逻辑轨迹跟其情感态度一样的悖谬，以至于丹东、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革命者在断头台上，都一样的慷慨激昂，死不瞑目。可怜的是，他们始终不清楚其逻辑和道义方面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
勒庞在本书中曾不止一次地预言，雅各宾信仰的“使徒逻辑”，不仅与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如果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将看到同样的行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如果一种新的信仰，比如社会主义，明天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将会采用类似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的布道方式。”（pp.224-225）
“人的智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取得进步，从而也就为人类开拓了一个光明的前景；然而，人的性格、精神的真实基础及其行为的真实动机却很少发生变化。虽然可以暂时将它压制住，但它很快又会再次出现。我们必须接受人类本性原来的样子。
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不甘心接受人类本性的事实，在人类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试图以理性的名义来改造人和社会。
任何一项以此为使命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那些声称能够改变人性的理论家们，必然要动用一种超过以往任何一位暴君的权力。
然而，纵使他们拥有这种权力，纵使革命军队取得了胜利，纵使他们用尽了严刑酷法和接连不断的镇压，大革命留给人们的却只是一堆又一堆的废墟，并且最后不得不以独裁统治而告终。”（pp.342-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