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基础设施买单
私营事务
如何及何时在基础设施项目中利用私营资本
1956年印第安纳收费公路通车时，这条156英里（250公里）长、连接芝加哥与俄亥俄州并向东延伸的公路共有16个休息站。随着汽车速度提升、耗油减少，旅行者们已不大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加个油或买点零食了。上世纪70年代，这些休息站关掉了三个。即便免收租金，一家家饭馆也关门大吉。剩下来的休息站则年久失修，并且也在陆续关闭。一些旅行者对印第安纳难以磨灭的记忆便是收费公路边脏兮兮的厕所。
如今这些休息站终于要整修一番了。澳大利亚的一家基础设施基金IFM向这条收费公路的休息站投资3400万美元，而整个升级改造工程共将耗资超过两亿美元。占公路总长度一半的路面（包含57座桥）都会重新铺设。工程采用的是一种名叫“开槽灌缝”的处理方法，比简单地局部修补路面效果要更持久。IFM在2015年投资58亿美元获得了该公路为期66年的租约。该基金称，私营部门运营商具备合适的动力进行长期投资。爆胎的情况减少了，交通阻塞便会减少，公路上的车辆就会增加，带来的收入也就更多。
不管各自的政治立场如何，政客们都同意美国破破烂烂的道路桥梁需要升级改造。总统特朗普许诺要实施一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他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热切地想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整修印第安纳收费公路的计划宣布时，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正是该州的州长。这项计划并非一帆风顺。准许出售该公路运营权的法规在2006年只是勉强获得通过：人们担心私营业主会在维护保养及服务上偷工减料。之后，另一项计划——向一条用私有化的收益修建而成的新公路收费——也失败了。一开始获得印第安纳收费公路运营权的财团负债累累，最终破产（而后被 IFM收购）。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公私合作制（或称PPP）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前景，但也存在重大风险。
将公共部门的需要与私营部门的资金联系起来，应该会成就一个完美的结合。据智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计算，全世界每年在公路、铁路、港口、下水道、通讯系统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上的支出约达2.5万亿美元，但从现在到2030年，每年在基建上所需的资金约为3.3万亿美元，眼下的支出水平还是不够。各国基建资金缺口平均占各自GDP的0.4%（见图表）。一旦公共财政开始运转不灵，首先被砍的通常都是资本支出。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债券的收益少得可怜，再加上人们寿命的延长，养老基金迫切需要相当安全的资产来产生稳定、抗通胀的回报，这样才可向退休人员支付当初承诺的养老金。机场、收费公路、海港以及公用事业所产生的基于付费的稳定收入看起来很理想。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Fund）等资产管理机构已积累起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专门知识，其他的则通过IFM这样的专门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在过去十年中，这些机构已募集超过2600亿美元的资金，包括去年的470亿美元（见图表）。
由此看来，PPP模式有望解决一大堆的短缺问题：有关基础设施、财政空间、持久而安全的证券、总需求以及工作机会等。如果这一模式执行得当，基础设施的公共用户便可因私营部门的创新与效率而受益。然而在PPP模式并不算长的历史中，不乏私营部门在提供服务时未达预期的例子。问题主要有三类：行为习惯的阻碍致使消费者不买账、政治利益常令项目状况恶化，以及难以找到可协调各方利益的金融及激励架构。
先从公众的反对说起。将至关重要的服务私有化在所有国家都会引起人们的忧虑，不过这种忧虑在各国显然并不总是一致。英国人对私营自来水公司的态度似乎颇为淡定，但对私人运营的收费公路却较冷淡。相反，私营收费公路在澳大利亚司空见惯，但水务私营化在该国却依然会引发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公众已经习惯了什么。与公路私有化相比，他们对由来已久的电信及电力资产私有化要更放心些。但电缆及电网起码同公路一样关键，或许还更重要。
不管背后的逻辑如何，若公众难伺候，政客们便会提心吊胆。政府的更迭常常会扼杀一个项目或耗尽民众对项目的支持。例如，去年北卡罗莱纳州立法者否决了一个2014年通过的收费公路PPP项目。该项目如今正在接受独立审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收费公路PPP项目“东西连线”（East-West link）也因公众反对而被取消。此外，政客渴望迅速出成果，而好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及长期的酝酿，二者间便产生了冲突。“人人都想剪彩，”IFM的凯尔·曼基尼（Kyle Mangini）说，“但一个政客的任期是四到五年，而基础设施的周期则要五到十年。”不过，还是可以想办法加强公众对私营基础设施的支持。业内专家对“澳大利亚模式”大为赞赏。在这种模式下，港口及公路私有化的收益会用于投资新的医院和学校等公共项目。
还有第三个大难题，那就是要合理制定PPP协议的融资架构，好让纳税人、政客、银行以及基金管理机构都满意。首先需要弄清的是私营资本是否会以及如何能带来公共财政难以提供的好处。政府引进私营资本的主要原因通常也是很糟糕的一个：遵循公共借贷或债务上限的财政规则。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者协会（Global Infrastructure Investor Association）的安迪·罗斯（Andy Rose）表示：“如果出发点是要把一项资本投入排除在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之外，那么就很难在谈判中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
正确的做法是将风险分配到最能妥善管控风险的地方。政府能够以低成本借贷，私营资本的成本则较高。由于商业上的激励，私营企业往往更擅长在保证用户对服务满意的同时压低建设及运营的成本。通常，PPP模式应用于持续产生服务费、路桥费、机场费用以及水电费的地方最为行之有效，而在收益需政府提供补贴的地方表现差些，毕竟补贴政策很有可能会变。一旦出现了私营资本无法估量或合理承担的风险，例如监管部门拖延发放许可造成的成本超支，或是国家无法放手不管的“尾部风险”（例如核设施停止使用后的管理）造成的成本超支，PPP模式的表现就会很糟糕。对政客们来说，PPP模式也许是个将风险一股脑儿推给私营承包商的办法，但明智的承包商会对这样的交易敬而远之。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有一系列的采购选择。最保守的选择是利用税收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例如，去年洛杉矶通过表决，将消费税提高0.5%来支付基建费用。最激进的则是完全私营的项目，例如伦敦门户港（London Gateway）。这是迪拜的港口运营商环球港务集团（DP World）在泰晤士河建设的一个深水港。介于两种方案之间的是受到公共监管的私营公用事业，或者特许经营权。所谓特许经营权，就是让私人运营商来建造例如一所医院或航站楼，接着在固定期限内对其进行运营或管理，以此换取该设施产生的利润或之前商定的费用。伦敦的一项庞大工程“横贯地铁”（Crossrail，如图）则属于另一种性质的公私合营：工程由私营部门负责建造，但所有权仍归公共所有。罗斯说，到底哪种采购模式为好，要视具体的项目而定。不过，归根结底买单的还是纳税人，不管是以何种形式买单——交税、付车费和过路费，还是付账单。
PPP模式在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更为成熟，在美国也慢慢赢得了支持者。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新航站楼便是一个例子。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计划能否大大推进PPP模式？看上去，目前唯一商定下来的具体细节就是针对股权投资者的税收抵免。不过，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PPP基础设施业务部门负责人说，私营资本短缺并不是主要的瓶颈。相反，有大笔的钱在追逐着已准备好且适合私营部门参与的零星项目。
在私营公司投标一个项目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例如环境研究和详细的风险评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所以在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有专门从事项目培植的机构。在美国推进项目要困难得多，承包商必须要应对联邦和地方层面各个部门的大量监管者。精简规划和许可流程不是轻松的工作，特朗普有耐心去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