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赖建诚
1946年6月凯恩斯过世时64岁,如果能多活十年,他很有可能和弟弟Geoffrey(1887-1982,96岁,外科医师)一样,成为20世纪的重要藏书家之一。凯恩斯从中学起开始搜集古书,当时最重要的购买来源,是剑桥的“市场”(market-place)有一家著名书摊,老板叫做Gustave David。凯恩斯早已拥有数量不少的各式书籍,其中让他无限骄傲的,是一本巨大的 Baskerville版圣经(1763年版),那是家族朋友赠送的。
▲1763年Baskerville版圣经,凯恩斯中学时家族朋友的赠礼
David经营旧书有项原则:只要是廉价买入的就廉价卖出,罕见善本名著也如此,有些好书的价格低得出奇,凯恩斯因而得到许多助益,这样的交情持续到书商晚年。凯恩斯担任国王学院司库(Bursar)时,建造了艺术剧院(Arts Theater),他就帮David搬入位在St. Edward’s Passage的店铺,1936年David逝后由他儿子Hubert继续经营。
凯恩斯很早就对印刷精美、装帧高雅着迷,对于思想内容倒不很在意。他的审美观很排斥廉价平装本,这种见解和学术圈很不同:书籍的内容才是重点,外观只是虚荣。凯恩斯上大学时自创一套编目体系(但为时不久),给自己收藏的善本书分门别类。此事显示他在19岁时,已有可观的收藏量,内容还相当引人注目。例如他有一套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经拥有的三册套装书维吉尔(Virgil,古罗马奥古斯丁时期的诗人,公元前70年—前19年),内有斯密的藏书票。依此书的编号可看出,这是1902年3月5号,以半个Guinea(22克拉的黄金约4.2克重)向David买的。
他上大学时已拥有牛顿的《数学原理》首版(1686),上面注记:“大约1905年向David购入,价格4先令,他从Faringdon路买入,价格4便士(1先令=12便士)。”此时凯恩斯22岁,就对学术名著的首版深感兴趣,日后他还有更丰富的成果。20世纪初期在剑桥,是收藏古典名著的好岁月,凯恩斯的同学中,不少人对善本书也有高度热情,还自编藏书目录,相互展示,协助他人买名著。
▲凯恩斯兄弟
▲凯恩斯的弟弟Geoffrey也是知名藏书家,这是1972年伦敦藏书协会出版的85岁纪念文集
有个著名的例子,是著名的剑桥经济学者H.S. Foxwell(1849-1936)。他是St. John’s学院的研究员,也是凯恩斯在Harvey路住宅的邻居。他从1875年起,搜集8万册各式古典经济著作,凯恩斯在他逝后,为他写篇充满情感的传记,收录在《全集》第十册第17篇页267-296。
开始从事主题式的收藏,是1906年他为了申请学院的初级研究员,必须写一本机率论的论文。他搜集许多当代著作,也买到某些机率论学者,例如Charles Babbage、George Boole、Augustus de Morgan、Laplace的首版名著。这本机率论的研究,1921年正式出版(39岁),现收入《全集》第8册(索引除外有505页)。
到1930年代早期,凯恩斯的古书大多从David买入。未必都是首版,但大都是精本,主要是诗人和剧作家的作品,例如Wordsworth、Coleridge,也有哲学家和经济学者的著作。David只要有经济学的好版本,就替他保留。到了1920年代末,凯恩斯已有Hume、Hobbes、Lock这些名家的精品,已可引人注目对外展示。他就是用这种随兴式的收购,持续到晚年仍不减热情。
到了1930年代中期,他才有意识地广泛搜集思想史著作。因为那时英国对各种思潮(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热烈议论,凯恩斯也搭上这班车。188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书籍收藏家热衷各种手稿、重要版本、都铎王朝与司图亚王朝的文学。同时也钟爱数学史、科学史名家如哥白尼、伽俐略、科普勒的著作。
▲凯恩斯的收藏
▲凯恩斯的收藏凯恩斯的收藏
凯恩斯的收藏有简单理解方式:他喜欢重要思想家的所有早期版,包括同一版本的各种变异。他认为只依作者还不够,必须把作者时代背景相关的著作也收齐。因此他会买入许多次要著作,用以显示这些著作,如何影响这些重要思想家,以及这位思想家何以出类拔萃。
他搜集的作者中,Locke和Hume的著作几乎齐全了,连Hume非常罕见的《人性本论摘要》(1740)都有。他还有Hume的亲笔信函约30封,有些尚未出版。此外,Spinoza、Hobbes的著作也相当齐全。Berkeley、Descartes、Leibnitz、Butler这些名家的著作,都相当引人注目。有些重要著作,凯恩斯没登记入“目录”内,例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1543),那是1934年以150镑买入。至于黑格尔、康德、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这些都不在言下。他晚年的重要购入品,是当代重要科学家的文件:爱因斯坦、Eddington、Rutherford。
牛顿《数学原理》首版的封面页,有过不同的版本,1936年凯恩斯还写过文章讨论此事,刊在《书目问答》(Bibliographical Notes and Queries)2卷6期,这是专家级的意见。牛顿手稿激起他对拍卖的兴趣,但实在太忙,无法细看原件,也无法亲赴所有会场。他通常先去看拍卖的展示书籍,然后委托Maggs Brothers公司替他购入。除了英国的拍卖,他还关注欧陆与美国的书籍。每当买到一本昂贵版本,他就特别高兴。如果书价过高,但又很想买到手,他偶尔会写封长信,和书商套交情,解说为何哪个价位较合适。以他的名气和内行程度,时常会有折扣优待。
1939年时,精力充沛的凯恩斯觉得,收藏思想史方面的著作,速度已缓慢下来,无法满足他的胃口。他转移兴趣,关注16—17世纪的英国文学,主因有三:(1)他认为这段时期的文学有长远价值。(2)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著作,比一般人预期的还少许多,若不趁机买入,日后就更不容易。(3) 1930年代正值世界大萧条,许多名著便宜得不可思议。事后证明这三点都看对了。1939—1946年期间,他大量买入16—17世纪英国文学作品。这是个很大的领域,他只能选择性地搜购,他宁可用10镑买到十本,也不愿用100镑买到一本。这段时期他买到不少Milton、Ben Johnson、Spenser的首版。
▲剑桥知名经济学者Piero Sraffa (1898-1983),是凯恩斯收藏经济学古典文献的同好
凯恩斯还有一项终身性的嗜好:戏剧。他先买剧作家的著作,在Tilton的别墅中,有两大书架的收藏。主要来源除了拍卖会,他还和多位专营领域的书商时有往返。他买到的莎士比亚,大都是后来的版本,但也有1608年的《亨利五世》和1634年版的Two Noble Kinsmen。Harrod是凯恩斯的最早传记作者,他在这本1951年的知名传记页556—557,记录一项亲耳听闻的轶事。
“1943年12月,我在美国华府的著名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有精美的官方网站)。馆长问我是否认识一位英国同胞,叫做凯恩斯爵士。我说很认识他。‘我们对他不太高兴。几个月前他来过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买到Spense的Complaints首版。我们当初也去竞标,但没买到。’馆长说,我问他,你怎么能在二次大战期间,知道这项讯息?他说是看到拍卖目录,此外也无他法。我说我们也是,但你怎么买到手的?他说打电报。我说,我们也打电报。那你怎么取得拍卖目录?凯恩斯爵士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其实是走外交邮包进来的。”
图书馆的购书管道,当然无法和外交系统的特权竞争。为什么凯恩斯能走外交邮包特权?因为他那时代表英国,在美国与世界各国代表商议,二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如何运作。这就是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为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奠定了架构,至今仍影响全世界。1943年凯恩斯是世界当红人物,靠外交特权抢到了珍本,国事繁忙仍不忘雅事。
这段为国际金融体系奋战期间,他还买了不少名著,这么积极的原因,是要平衡公事上的压力。1943年9月3日他写信告诉友人说:我买了不少莎士比亚剧作,现在已超过40本。我认为100本算是不错的收藏(fair collection),200本就算好的(good)。他的总成绩是180本。1944年4月19日的信件显示,凯恩斯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与十四行诗,有相当认真的研究。
他也和同好组成交往圈,互通讯息与心得,甚至心脏病发作时还乐此不疲,写长信与友人分享珍本的趣味。1946年病逝时,凯恩斯来不及整理一生的收藏品,他只是大量买入后散置三处:伦敦住宅、剑桥老家、Tilton别墅。当时正值1945年二战结束,他公私业务繁重,健康已走下坡,这些宝贝图书只能堆放在书橱,让同好亲友朝圣。凯恩斯逝后的总收藏量,大约有4000册图书和300份手稿,分成两大类:(1)经济学相关的,捐给剑桥大学经济系的马歇尔图书馆(Marshall Library)。(2)其余的全部捐给剑桥国王学院。
▲凯恩斯捐赠的珍藏书和藏书票
【作者注】
国王学院目前仍在整理凯恩斯捐赠的图书目录,网址是:http://www.kings.cam.ac.uk/library/special-collections.html。有个网址可看到最新进展与珍藏品的代表性图片:https://kcctreasures.com/tag/john-maynard-keynes/,内有凯恩斯捐赠的重要典藏(Tag archives: John Maynard Keynes,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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