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假过去三天了，但你的“假期结束综合征”应该还没结束

撰文  |  林栗

为了假期，过度工作+过度消费？

如果你在家里抱怨自己假期太少，双休不够，很可能会被父母教育——想当年，我们都是单休制！双休日？七天长假？没听说过！

是的，中国实行双休日也即5天工作日制，自1995年开始，至今刚刚二十年出头。春节、十一等“长假制”，以及端午、中秋、清明的“小长假”，历史就更短。如果追溯到古代，那“假期”就更是鲜见。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我们简直应该为现在拥有的长假期欢欣鼓舞，庆幸自己生对了时代。

但是大多数上班族的体验却并非如此，一周五天忙忙碌碌，如果在一线城市通勤时间长或者时常加班，那更是连在家吃顿饭的机会都没有，每天到家就只想瘫在沙发或直接上床。周末到了，即使没有工作，也就勉强够洗洗衣服收拾房间，再用一个上午补足一个星期缺失的睡眠——已有孩子的这些也别想了。难得到了长假，不出去玩哪对得起“放假”二字？出去玩又到处是人山人海，加上舟车劳顿，几天回来钱花了不少，人反倒更累了。没等缓过劲来，就直接要早起上班——怎一个累字了得。

为什么在这个人们普遍享有制度性的节假日的时代，这一渴求丝毫没有得到消解，甚至更为迫切？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朱丽叶·斯格尔先后用她的两本著作《过度劳累的美国人》和《过度消费的美国人》，描述了美国中产阶级在生产率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自由时间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是如何更加忙碌奔波并因此疲倦不堪。

《过度劳累的美国人》《过度消费的美国人》
作者：朱丽叶·斯格尔

版本：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她认为，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机制使雇员的工作时间实际上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对于上班族们来说，延长工作时间——获取高报酬——满足高消费成为难以逃脱的循环。这是消费主义制造出的“松鼠笼”，导致人们处于一种“时间饥荒”的状态。

斯格尔观察的对象是二十余年前的美国社会，但在当今的中国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尤其是在北上广深等大都市，人们经常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而这是为了有更多的金钱可以支配，从而在“自己的时间”里能更好地享受生活。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悖论？时间的平衡被置换为了关于金钱的算式。

“休闲”是一种经济

“假期”所适应的，显然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在传统的农耕生活中，与之相匹配的时间观念是“岁时”，是季节，并不会有定期休息的习俗。而星期日/礼拜天作为休息日，其来历要追溯到《圣经》，上帝在第六天完成了自己造天地万物的工作，于是，第七天就成为用来歇息的安息日。

于是在中国，“星期日”从陌生的舶来品到成为一种普及化的作息的过程，最能凸显传统与现代两种时间观念的不同。

《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
作者: 萧放
版本: 中华书局 2002年3月

星期制在开始被认为是西方宗教传统的衍生品，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在传统中国，人们更为熟悉的是以“初一、十五”为标记的月历式节律，汉、唐等朝代官员们曾有过的休息制度，也取“五日”“十日”等中国传统的“整数”。但随着西风东渐，以七天为一轮回的星期制渐渐传入中国，星期日也被一些新式学校率先规定为法定假期，并逐步扩展到全社会。原本宗教色彩更浓的“礼拜”，也有了更贴近中国传统的新称呼“星期”。

有了固定的休息日来实现劳逸结合，愿意顺应的人当然多。但是在休息日做什么，却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很快，城市里的种种消闲娱乐场所都在星期日这一天热闹起来。人们几乎是前所未有地有了频繁、稳定的休息娱乐时间；个人时间的公与私、工作与生活，有了明确的界限。种种公共休闲活动和休闲经济，获得了发展繁荣的空间。“假期”的意义，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休息”，变成了在经济环节中无法忽视的“消费”。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

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

作者: 湛晓白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6月

在“休闲”活动蓬勃发展之后，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期望都随之改变。无论是曾经的去戏园看一场戏，还是如今的黄金周旅游热，都从极少数人的娱乐变成了普遍的需求。而消费社会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不再以使用价值为主要目的，而是转向其符号价值。消费成为一种攀比，而作为消费形式之一的“休闲”也概莫能外。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里，又一轮“朋友圈旅行摄影大赛”就正是如此，国内游还是出境游，东南亚还是欧洲大洋洲，旅行目的地成为某种攀比乃至于鄙视链。

“假期”的属性早已压过了绝大多数“节日”，而消费的符号价值又超越了假期的意义本身。但越是如此，人们就越需要在工作——消费——工作的循环中加速运转。放长假时，你想不花钱、不出门，彻底地放松吗？如果不用另一套说辞来“包装”一下，你恐怕很难心平气和地发出一条朋友圈。

自由是可能的吗？

当工作节奏和生活习惯被新的时间机制彻底地改造，我们也就成了现代经济机器上的一个标准化零件。无论是全力工作，还是全力消费，都完美地嵌入到了这一庞大的程序当中。

自由是可能的吗？很难。

事实上，需要制度性的“假期”的，本来就是数量庞大但并没有经济自主性的上班族，是处于依附地位、签署了劳动合同的被雇佣者。本雅明曾描述他那个时代的劳动者：“在用机器工作的时候，工人们学会了调整自己的运动，以便同一种自动化的统一性和不停歇的运动保持一致。”如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在机器流水线面前工作，但整个社会的运转已经成为一条更为巨大和严密的流水线，它包括时间节奏，也包括每个阶层所追求的所有价值符号，现在的我们看似拥有更多的闲暇，却同样无法拥有自由。美好的假期，也只是被异化的工作的另一面。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作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4月

如今“经济自由”是不知多少人为之奋斗的梦想和未来，是个体所畅想的逃脱“上班”束缚的愿景。但一个社会最多能有多少人站在金字塔顶享受“经济自由”？更何况，经济自由也同样不意味着精神上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当做着“经济自由”梦的人众多，它本身也不过又成了驱使人花更多时间工作的鞭子。

在古希腊，“劳动”只是没有自由的奴隶的事，而拥有自由的哲人们对劳动是不屑的，他们相信闲暇才能造就智慧与德性。这是建立在巨大不公平基础上的自由，那作为现代人，我们的自我解救之途是在自身同时实现这两种身份吗？这是否可能？

前几年一本有趣的书——《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给出过另一种答案，摈弃办公室工作和机械化大生产，改变与物质世界的脱节状态，在手工劳动中重新找回工作与生活的意义。——但是社会已经发展到如今的状态，我们有可能每个人都去修理摩托车，或从事其他手工业吗？

《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

作者:  [美] 马修·克劳福德 
版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也许并没有真正的理想之路，坐在格子间里的我们，仍然只能一边勤勤恳恳上着班，一边开始着下次假期的计划。只希望我们的感官还能真实地感知世界，并且享有或多或少的智性生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林栗；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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