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探索过去比我现在当记者和新闻工作者探索当下更让我着迷。特别是每每我对当今的事情感到厌倦之时更是如此。一切都在重演:政治——永远是背信弃义、肮脏的交易和谎言;平民百姓的生活——永远是贫穷和绝望;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所谓的永恒的二元性。就像我曾经着迷想跨越一下国境那样,现在最让我焦虑的是按时跨越国境。
我十分担心,自己会陷入狭隘的地方主义。我们通常把地方主义这个概念与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地方主义的概念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思维限制在一定范围的物质空间,过分强调它的重要性,尤其是特别不恰当地使这种概念普及化。但是,艾略特提醒我们,还有一种地方主义,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在我们这个年代,”他在1944年撰写的关于论述维吉尔的文章中写道,“当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混淆智慧和知识的时候,知识和信息就设法从工程技术角度解决生活问题。一种新的地方主义就会逐渐出现,或许还需要给它重新命名。这种地方主义与空间无关,却与时间有关。而对这种新地方主义来说,历史只是人类发明的唯一记录。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时,就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对它来说,世界仅仅是生者的财产,而死者根本无缘分享这一切。这种地方主义的威胁在于,我们所有的人,地球上的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会陷入地方主义,而那些不喜欢这样做的人,则只能去当隐士。”
所以要把地方主义分成空间地方主义和时间地方主义两种。每个地球仪和每张地图都只展示出前者,他们非常盲目地陷于自己的地方主义,并从此迷失方向。同样,每部历史,其中包括希罗多德书中的每一页都展示了后者,即当下的历史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历史只是现在的不断的前行,而那些最古老的历史,对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就是他们眼前的现实。
为了避免陷于这种时间地方主义,我又出发走进了希罗多德的世界。我以这位经验丰富、智慧的希腊人作为我的向导,多年来,我们一起漂泊。当然独自旅行有时会更好。我认为,尽管我和希罗多德相隔两千五百年,当然这其中还有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并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因为这种距离感仅仅是出于我对他的仰慕和敬仰。尽管希罗多德一向为人率真坦诚、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但我仍然时刻感觉到,我一直是在与一位巨人并肩游历。
因此,我的旅行就兼有两种维度:两种旅行在同时进行——在时间上(去了古希腊、波斯和斯奇提亚);在空间上(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工作)。过去时与现在时相互交叉,两种时间交叠在一起,使历史的薪火不断传承。
我试图躲进历史的这种做法对吗?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在历史中面对的事情,也正是我们以为能在现实中逃避的事情。
希罗多德也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困境:一方面,他穷尽毕生精力要保存历史的真实,“以便人类历史不会从人类的记忆中抹掉。”
另一方面,他资料的主要来源也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其他人根据自己的看法口述的历史。因此说,这是被人有选择的记忆和加上个人见解的历史。用另一种说法来解释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历史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只能是口述历史的人所希冀的那种历史。这种分歧至今尚无人能解决。尽管我们可以努力减少并缓和这种分歧,但永远也不会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这种主观因素,即我们所认为的所谓被曲解了的历史事实永远不会被滤掉。我们这位希腊人当然也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总是不断限定自己笔录下来的东西:“他们对我说”、“他们坚持说”、“他们的说法也不尽相同”等等。
因此从完美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来没有过完全真实的历史,因为,无论我们的研究方法如何发展,我们永远不可能直接身处历史,而只能是靠听别人讲述、听别人介绍来呈现历史,这历史就成了他或她认为的那样。这项事业的自然发展也是如此,那种认为能够抗拒这种自然规律的想法是荒唐的。
这个真相或许就是希罗多德最伟大的发现。
维阳 编辑 / 凌峰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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