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工业化100多年以来，形成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体制。关于这两种体制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即激励机制问题。第二、资源配置的手段是什么？是计划还是市场？
第一，激励机制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的激励机制是利益导向的，考虑人们的现实利益，而计划经济更多考虑的是长远利益，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奋斗。
第二，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经济利用看不见的手，通过竞争性的企业进入和退出，用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计划经济则是利用看得见的手，通过中央计划机关进行资源分配。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体制都是逻辑自洽的。但过去100年的历史表明，计划经济的效率赶不上市场经济。这背后有理论方面的原因，比如一方面，一味的强调长远利益而忽视人们的短期利益，会导致人们积极性下降，短期经济效益会遭受极大损失。另一方面，如果资源由看得见的手进行配置，那就需要人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而人并非上帝，因此资源配置失误、机构僵化成为了必然。
计划经济体制自诞生起，就面临着改革问题，当时人们认为计划体制本身可能是好的，这种体制的效率不高是因为计划方法有问题，因此产生过很多计划体制内部的改革，也产生过很多理论。但最终人们认为目前唯一科学的体制安排就是市场经济。
80年代初期，我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加快市场取向性改革，不管改革的基础怎么样，一定要市场取向性。金融体制改革恰好反映了这个改革过程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安排下，由于其内在的逻辑要求，要对所有资源进行控制，而金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计划经济下不存在金融活动，也不存在金融机构。1978年中国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但它隶属财政部，不是真正的金融机构。直到中国1978年采取了市场取向性改革以后，金融才从财政中分离出来。
对计划经济国家来说，金融体制改革包括两点：
第一，建立一个独立财政的金融体系；第二，这个体系中的金融机构可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是商业化的金融机构。
这两点构成了所有计划经济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部命题，中国的改革也围绕这两点展开，只不过和其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展开是渐进式的，其他的国家是激进式的。所谓的激进就是上述两点一步做成，所谓渐进式就是上述两点分步拆开，逐步推进，中国采取的是后一个模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进行了很多尝试和改革，从目前来看，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比激进式的改革可能更有意义，因为这种改革非常平稳，体现为GDP的持续快速的增长，同时在金融体系方面没有出现崩溃性的灾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改革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中国进行了市场取向性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是沿着市场取向性的方向走。
80年代当中国确定要进行市场取向性改革时，面临着怎么改革的问题，当时体改委成立了一个部门就是国外经济体制司，通过比较全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策略安排。最终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对金融体制改革的两个命题进行拆分，但问题是应该怎么分开？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中国的选择是先建立独立财政的金融体系，继而在这个体系中，让金融机构获得商业化目标，这个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从1984年中国开始建立典型的双层银行制度以后，中国金融体系才开始发展，当时有了工农中建。随着这些银行的发展，有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像证券、保险。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监管体系也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从证监会到保监会，再到2003年成立的银监会，中国形成了完整的金融体系，同时监管体系也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以2003年银监会成立为标志，中国建立了独立财政的金融体系，但是这个金融体系中的金融机构并不是商业导向。
当时工农中建都是专业银行，是专业分工的，并没有商业导向，所以在93年金融体制改革中，要做真正的商业银行是中国改革的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终于在2004年中国金融体系建立以后开始付诸实施，2004年1月1日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代表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在海外上市，利用市场机制来约束银行，使它获得商业化运营目标。
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进行了机制再造，主要过程包括：
第一、重新清理了资产负债表。第二、为了商业目标的可持续，对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此外，银行还在海外上市，利用国外更为严格的市场机制约束，确保银行法人结构得以持续。
第三、商业性的金融机构离不开监管，但监管不能依靠内部行政部门，而要靠外部监管。
银监会等三家监管委员会都是准政府的事业单位，不是政府部门，他们利用技术标准比如资本充足率等指标进行监管，而不是行政权利。
2002年时，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4%，坏账率20%，按照巴塞尔标准来看，所有银行都处于技术性破产的边缘。但经过改革，中国不但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还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二步非常成功。
在成功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经验是什么？渐进式的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区别是分步走，在分步走的过程中，
中国有一个特色——双轨，在计划一轨旁边有第二轨——市场轨，不断的由一轨变二轨，再向市场经济过渡。
这个过渡的过程中，控制过渡速度和推进改革两个方面都需要充分监控，而监控的核心是政府。中国在政府与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了平衡，这个平衡就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双轨不是稳定的经济体制，双轨的核心问题是双轨间的价差，价差是腐败的来源，如果有权力可以把资源从计划轨导入市场轨就会带来收入，这会威胁政治制度的稳定，因此必须要加速过渡。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双轨现象，从80年代倒卖生活资料，到90年代生活资料双轨消除了以后，开始倒生产资料，倒钢材，后来倒贷款等等。现在中国经济依然有双轨的现象，微观层面表现为国有、民营，在市场上就表现为国有企业有更优惠的金融资源的来源，而民营企业更难获得金融资源，就是融资难融资贵，这是价格的双轨。在汇率市场上也有双轨，比如说境外人民币汇率和境内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机制不同，处于两个轨道。因此，改革正在落实，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按照市场导向的方向不断深化改革，不能停留在此处。
尽管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改革的任务还是任重而道远，只有持续推进改革，继续深化改革，中国才能走向大国大金融。
经过40年的改革，中国金融进入了新的境界——中国金融开始和发达国家面临同样的金融问题。比如去杠杆，这是金融周期问题，需要宏观审慎管理；比如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这个是人类面临的困难，需要国际协调；比如说中国金融要开放，人民币要国际化，这个是国际治理体系方面的一些改革和安排。这些是新的历史使命，说明经过40年的改革，中国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建成了开放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但也标志着中国金融开始走向面向世界的金融，在这个过程中它要承担大国的责任，迎接新的挑战，同时它应该是面向全世界的金融，是开放的金融，而不是基于本国的金融。在这一点上，
上海和上海自贸区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上海是中国的本币市场，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的开放是金融的开放，是对全世界金融市场的开放。
中国金融的下一步改革至少要完成以下三个任务：
第一、利率市场化；第二、汇率市场化；第三、资本市场的资本项的开放，尤其是人民币全面可兑换。
这三个任务相辅相成，只有完成这三个任务，上海才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才可以担当大国金融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
改革开放40年，改革需要再出发，大家要不忘初心，
这个初心就是市场导向，市场取向。
政府在市场导向下推进改革，和市场相向而行，而不是相背而行。只有牢记历史才可以开创未来。（本文由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何啸根据演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