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判断，不一定对：
1
权责边界的再界定。
此次出事，上下各方公开甩锅。简言之，
没有授权就没有责任
，而当无人负责的局面出现时，势必又造成人人自保。鼓吹牺牲、完全奉献、绝对忠诚话语已经出现大幅度衰退，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只愿意在明确的权利边界内负有限之责任。
这可能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个人主义相辅相成，个人权利的观念也许将更进一步深入人心。如果是这样，这本身将促成集体主义观念逐步瓦解。
2
出现了一种
“中国式生存主义”：
知道一切都不足依靠，最终只能依靠私力救济
。
本来近三四十年来，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不像父母辈那样囤积物资了。但这一次，已有不少人和我说起，看来平常在家里囤一些东西（例如常备几十个口罩）是有必要的。这会出现多严重的囤积，不可知，但
囤积本身所折射的心理，是人们缺乏安全感
。
不少人开始发现有自己房子的重要性，因为租户这次遭遇与业主的待遇反差太大。甚至有车也是好的，因为公共交通断绝的时候好歹有点用，何况，如果没有二套房，有车至少也有个隔离的空间。
很多人抛弃了幻想，因为他们赫然发现：自己的权利并无保障，眼下的生活甚至只是沙滩上的城堡。受这一念头驱使，移民便成为用脚投票的一个选择。
移民的动机当然一贯很复杂，但这一次很多人是出于一个以前少有的念头：
自救
。
在美国，生存主义者通常是末世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爱抚着自己的武器，随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并相信世界末日到来的那一天，受教育良好的那一批人将最先被消灭。在中国则缺乏这种末日审判的气氛，也不是为了应对小概率的自然灾变，而更多像《芙蓉镇》里所说的那样，“活下去，像个牲口一样活下去”——那是一种不顾一切想要延续自我生命乃至血脉的原动力。
3
大概是为了引导大家乐观一点，豆瓣创建了一个话题：“冠状疫情退去后的第一天你打算做什么？”结果有一位“晨光草莓酸奶”答：“第一天？应该还是宅在家。假消息太多了，万一第二天辟谣了呢。”
当然，家里的老人也许观念更正统，小心谨慎了一辈子，会真心相信那些“辟谣”，但与其说他们
相信的是辟谣的信息，不如说他们是相信“辟谣”本身
。这说到底还是公信力的问题。就此而言，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忽然想起十多年前博客“小道消息”的签名档：“只有小道消息才能救中国。”现在这一点越发明了：
由于正式渠道控制太严、公信力严重透支，这次疫情将大大推动人们更进一步转向非正式渠道，
但这随之将使舆论博弈更趋向复杂难测。
4
公信力与民意相挂钩，这本身成为不容忽视的动向，相当于某种非正式投票机制
。
在公信力崩塌中，赢得尊重的主要是两类群体：一是专业人员，特别是记者、医护人员；二是民间组织，如一些基金会组织的救援、为人们提供生活支撑的电商快递。
至于基层社会的组织者，作为一个群体表现不一，毁誉参半，有些人以辞职威胁，来争取一张入院的床位，赢得小区民心；另一些人则只顾贯彻上级指示。这使公权力要重新赢回尊重变得更难，并且已经在事实上推高了不服从的浪潮。
5
有人提议殉职的医护人员不是“工伤”而应评为“烈士”，这哪怕有争议，也表明一种普遍存在的对医护人员的敬意，也许今后在医患关系纠纷中，医生可以获得更多支持。
但这次医生遭遇的惨烈，是否会打击人们学医的积极性？这或许取决于事后国家层面是否以及如何对医疗卫生的加大投入、医学伦理和社会地位的重建，以及社会意识的改变了。
6
疫情也引发了伦理危机，但这不仅是自我反思，还可能包含着某种无常感。由于组织的混乱，有时病人得到一张床位看起来纯属幸运；而另一些人染病身故，可能也只是因为某个偶然因素。这些本身也是伦理危机，因为
“好人没有好报”对中国人而言是个道德冲击
。
在历史上，瘟疫的蔓延都会对原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形成巨大冲击。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记载：“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这样迅速……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是隐蔽起来的。”黑死病对西方人道德观的冲击就更不必说了，很多原本的道德信条都失去了约束力。相比起来，这次中国社会已经算相当有序，但也出现了患病者在楼道里吐口水报复社会、窃取团菜/快递等种种行为。
大灾过后，行为的恢复容易，但内心道德重建则困难得多
。
对这次疫情的种种认知，本身就在群体内部造成一种准内战态势，各种意见激烈交锋。以前常说，群里有三大话题最易引起争议：转基因、中医、国学；现在要加上新冠。已经有这样的说法：“在新冠问题上谈不拢，不止不能交友，甚至不能交谈。”这就像当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样，会自动划分不同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