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机构必须拥有明确的目标和被赋权的员工队伍，在财务上须独立运转，以便能自主完成项目策划；要勇于冒险、不断学习，策展时要抵抗所谓的常识的影响，并且始终要给出批判性回应，而非简单地复述一些社会问题。❞
The Art Institution of Tomorrow: Reinventing the Model
《明日的艺术机构：重塑模式》
法托什·乌斯特克（Fatoş Üstek）著
伦德·休姆夫雷（Lund Humphries）出版，英文，104页
无用、无能、帝国主义、封闭、殖民主义、教条、一成不变，还相当精英主义，如今的艺术机构简直烂到家了。不过，在这一篇言辞激烈、大举批判艺术机构如何自我组织、自我定位的短篇著作中，独立策展人法托什·乌斯特克措辞更为优雅地描述了它们的窘境。她指出，由于当今社会正不断遭受气候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大规模移民、战争、金融崩溃以及数字技术和其他（较）新技术的冲击，而上述一切因素如今都在影响着当代艺术范畴中的事物，故而我们的文化机构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倒也不足为奇了。艺术机构想做的事情太多，既要作为空间场地去呈现艺术美学、社会外联、公共教育以及技术创新，又要作为商业企业，挣扎着应对成本的攀升和资金的缩减。
面对这些多重并行的疾病，乌斯特克尝试提供一种解药。“运用新思路来构建艺术机构运作的基础模式以及管理者和策展者的职位。”她是这么描述和推广自己的想法的。虽然这些思路并非乌斯特克本人原创（书中充斥着她与策展界各位名流大咖的访谈），但它们综合展现了全球范围内各种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型。当然了，主要还是来自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模式。例如，书中并未回应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在策划最近的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时所提出的机构性问题，或其他亚洲和非洲地区在打造类似的替代性运作模式时存在的一些似乎更难战胜的偏见。在本书前半部分，乌斯特克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艺术机构失败背后的肇因。她指出，这些机构的建筑雄伟壮观，但给艺术家的薪酬却微不足道；它们以陈旧的集权结构为基础，进而导致员工工作环境的不健康；它们依赖政府变化不定的艺术政策和资助者一时兴起的捐助；它们理解不了以下事实：“当今的文化不再被限制在公共机构之内，而是全球社会共同产出的成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文化做出贡献。”她的这番论述让读者不禁疑惑：为什么还要费心费力去保护这些笨重的机构？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推倒一切从头再来？换言之，是否存在一种值得保留的机构模式？——实际上，这一问题从始至终挑战着这本书的研究。就这一方面而言，乌斯特克为机构作为一种模式所作的辩护显得有些薄弱：我们仍应关心机构，因为艺术和艺术家让艺术机构“更适应社会变化”。这一论点稍有循环论证的嫌疑——我们之所以需要艺术机构来为艺术家赋予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本就在社会中有重要性。同样，乌斯特克采访的大多数人都与艺术机构有着利益关联，他们要么管理某机构，要么与机构合作或在机构内工作。这意味着，本书从未充分讨论过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些机构。讽刺的是，当乌斯特克跳出艺术领域，探索其他可供选择的商业模式时——例如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一种由其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商业模式，使用区块链技术来处理行政和财务问题），或者运用数字技术更广泛的潜能来让机构的运作突破场地的限制——她的论点才变得更加有趣。在对答案的追寻中，乌斯特克（尽管有些官僚主义）的全面周到令人印象深刻，她探讨了与艺术机构有关的一切面向：机构愿景、行政管理、财务、观众参与以及集体赋权。她强有力地证明了，采用扁平化、网络化的管理方式是艺术机构应对当前复杂局面唯一的合理办法。艺术机构必须（她的结论章节用的几乎全是具有命令含义的语词）拥有明确的目标和被赋权的员工队伍，在财务上须独立运转，以便能自主完成项目策划；要勇于冒险、不断学习，策展时要抵抗所谓的常识的影响，并且始终要给出批判性回应，而非简单地复述一些社会问题。如果你决心投身艺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想保住你的工作，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学习。✦ 撰文｜马克·莱珀特（Mark Rappolt)
✦ 翻译｜desi
✦ 本文将发表于《艺术世界 ArtReview》2024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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