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贝尔
文︱张 楠
作为二十世纪初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二代成员，同时又是积极投身于三十年代各种革命和战争的知识分子，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的人生轨迹和价值抉择, 清晰地呈现了上世纪初历史潮流的风云激荡和文化思想的发展变迁。彼得·史坦斯基（Peter Stansky）和威廉·亚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共同撰写的富有浓厚学术色彩的传记《朱利安·贝尔：从布鲁姆斯伯里到西班牙内战》（
Julian Bell: From Bloomsbury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正是紧扣这一主题，从朱利安的个体命运着手，有力地描绘出一幅丰盈厚重又发人深思的时代画卷。
《朱利安·贝尔：从布鲁姆斯伯里到西班牙内战》
从布鲁姆斯伯里独特文化氛围熏陶下的童年生活，到剑桥大学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热情，再到远赴中国教书游历，直至1937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不幸伤亡，朱利安短暂的一生，被裹挟在种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之中：一边是布鲁姆斯伯里对艺术审美和人文哲思的执着，另一边则是参与现实社会改造和政治变革的努力；一边是布鲁姆斯伯里对个体修养的推崇，另一边则是三十年代弥漫开来的集体主义激情。出生于1908年的朱利安，在其性格形成时期，正逢一战后英国和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快速蓬勃发展，尤其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学艺术观逐渐明朗和深化，而且团体中的核心成员，包括重要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E. M. 福斯特、利顿·斯特拉奇；艺术家瓦妮莎·贝尔（朱利安的母亲、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罗杰·弗莱；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朱利安的父亲）等，在伦敦文化艺术圈的影响也渐趋顶峰。这些核心成员曾深受二十世纪初剑桥著名道德哲学家G. E. 摩尔的影响，将爱、艺术创造、对审美体验的享受以及对知识真理的追求，作为生活的重要目标。这一团体所信奉的文化价值理念，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曾有过重要论述。在其专著《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中，威廉斯称赞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社会良心”，无论面对战争、野蛮专制、武力强权、还是各种歧视偏见的阴霾，布鲁姆斯伯里成员始终坚定不移地提倡个体自由和明达。他指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智识审美的信仰，和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承接关系，他们认为“文明的个体”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社会进步只能通过培养越来越多“文明的个体”来实现。
雷蒙·威廉斯
传记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文化理念的描述，与威廉斯的解读颇为一致。诚然，传记并未深入探究这一理念的复杂性，尤其是“文明”的丰富内涵，以及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美国学者克里斯婷·弗鲁拉（Christine Froula）在其广被引用的著作《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先锋派：战争、文明与现代性》（
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
）中，就曾深入剖析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知识分子对康德启蒙理念的继承，以及他们在一战前后如何努力通过艺术创作和公共论辩，反抗极权专政，参与推动欧洲文明的进程与世界和平的发展，而不只是追求个体的修养和完善。但是，传记从朱利安对老一代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价值观的继承和反抗中敏锐地捕捉到，朱利安以及他同时代的众多英国文人，在沉思与行动、超然与责任之间，经历了更为痛苦的挣扎和更加艰难的抉择。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先锋派：战争、文明与现代性》
1927年，朱利安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他的很多父辈文人一样，既热爱文学创作，又坚持理性思辨，还被选入以其成员才思敏捷、出类拔萃著称的“剑桥使徒”社团。但相比小说及其它艺术形式，朱利安更倾心于诗歌，他也可谓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核心中为数不多的一位诗人。1930年秋，他在剑桥的本科学业结束后不久，第一部诗集《冬日乐章》（
Winter Movement
）由伦敦著名的查托-温达斯出版社出版，他也开始在英国诗坛展露头角。1932年，W. H. 奥登、斯蒂芬·斯彭德、C. D. 刘易斯、约翰·莱曼以及朱利安等年轻诗人的诗歌合集《新署名》（
New Signatures
），由伍尔夫夫妇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在英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来很多学者，包括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在其重要专著《奥登一代：193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中，都认为诗集是三十年代“奥登一代诗人”的标志性宣言。朱利安的好友约翰·莱曼在为诗集撰写的简介中，突出强调了诗歌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三十年代的新一代诗人不只努力反抗世界上诸多他们认为需要改变的事物，他们作品中的激情与活力，也是对英国现代诗歌中的悲观主义和智识冷漠的挑战。
《奥登一代：193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
朱利安虽然和奥登等人一样，批评包括T. S. 艾略特在内的上一代现代主义诗人刻意的晦涩风格，但无论从诗学方法还是思想观念上，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对理解三十年代的智识氛围和时代思潮也大有裨益。就诗歌创作而言，他认为自己同辈诗人的作品中掺杂了过多浪漫主义和政治狂热。在他看来，诗人不可能兼具艺术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过于诉诸“情感和革命激情”，既会损害诗歌和文学的价值，也无助于政治变革。朱利安对于三十年代初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洞察和判断。他在1933年给《新政治家与国家》杂志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他所熟识的1929年和1930年的剑桥大学，智识性话题的中心通常是诗歌，当时大家很少谈论政治，甚至想都不会想。可是到了1933年末，情况完全颠倒过来，公共讨论的唯一主题就是当代政治，而且本科生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已经，或者快要成为共产主义分子了。朱利安指出，对文学的兴趣即便仍然存在的话，其性质也发生了极大改变，而且在奥登和他的“牛津团体”的影响下，文学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盟友。他进一步作出分析，认为当时英国的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学现象，是一战后的第二代人在试图逃离艾略特描绘的现代荒原。对共产主义的热衷反映出两种驱动力：融入群体的渴望和需要宣泄的政治激情。在他们这代人中，出身于闲适阶层或文雅阶层的很多人，似乎在重复以著名战争诗人鲁珀特·布鲁克为代表的上一代人的经历，他们需要一种“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而共产主义正好提供了活动的舞台，齐心协力的感觉，还有战争的某种歇斯底里。
鲁珀特·布鲁克
然而，朱利安反对把诗歌和政治混为一谈。一方面，他对政治激情始终持有戒心，这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影响不无关系。包括伍尔夫夫妇、福斯特和斯特拉奇在内的布鲁姆斯伯里作家，尤为欣赏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文学和思想，对他们而言，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节制对文学创作和政治实践同样重要。朱利安强调，如果诗歌和文学被直接运用于社会斗争，无异于打开了通往智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三十年代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断激化，各种极权专制主张不断蔓延的环境中，诗歌需要的是清通朴素的风格和清晰明澈的思想，只有这样，理性的头脑才能对法西斯和保守势力作出智识反击。因此，他极力推崇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诗作，赞赏其诗风的精准性和哲思性，甚至在自己的诗作中大量模仿蒲柏最著名的“英雄双韵体”形式。
亚历山大·蒲柏
另一方面，剔除了政治激进主义的诗歌创作，却又无法满足朱利安尔参与到政治变革的历史洪流中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奥登和刘易斯等同辈诗人的作品获得了读者更高的评价和认可，诗歌和艺术创作对他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进入三十年代后，他越发希望成为一个行动家，培养自己在市政规划、机械运用、组织运筹以及治理世界方面的能力。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著名的文章《艺术家和政治》中，曾论述过艺术家对政治生活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他对人心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和刻画。她指出，艺术创作非但不会让艺术家脱离民众，反而会提高他的感受力，在他心中孕育一种对大众的激情和需求的敏感，而这种感觉是那些为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政党奔忙劳碌的活跃分子所无法体会、也无暇培养的。艺术家的创作可能会有欠缺，但他绝不会对事物无动于衷。他也许比积极的公民更痛苦，因为他没有明确的职责可以履行。伍尔夫提到的这种痛苦，作为诗人的朱利安无疑有着深切的体会。他感慨说，“我感觉自己永远也无法满足于单纯从事艺术创作”。他渴望职责和行动，而伍尔夫理解的建立在洞察人性基础上的政治生活，带有布鲁姆斯伯里式重思考、轻行动的特征，和他迫切想要参与的政治实践和运动并不一致。朱利安批评老一代布鲁姆斯伯里成员所珍视的“美好的心智状态”，过于偏重个体的审美和情感经验，是缺乏行动力的表现。与此相反，他提倡培养那些“由行动激发而生的可贵的心智状态”，并声称行动是最有效的药物，比如战争和革命行动通常对治疗浪漫的绝望相当有效。他还坚信，知识分子往往是善于行动的人，而且如果他们能保持头脑清醒的话，可能会行动更加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