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于中国古老汉字的篆刻艺术，闲章像书法、京剧一样，成为滋生在古老东方文明中的独有国粹。它融诗词、书法、绘画、雕刻诸种艺术于一体，博大精深，不可方物。从材质的金玉木石，到布局章法的“看似疏可走马，实则密不透风”，从刀法切冲的蛮辣，到笔画朱文的婉转柔美，方寸之间，无不映现大千世界的天光云影。
闲章不像传国玉玺，象征着绝对的权力，也没有将军、司马、太守印的威严，它没有贵妇名媛的矜持，也没有钤印契约的板滞。一轴画卷，一帧书法，有一颗红红的闲章，原来寂寥的境界，便鲜活灵动起来。即便在一册书的扉页钤上一枚闲章，也像茫茫雪野中的一瓣红梅，醒人眼目。
闲章如诗。诗言志，闲章上面的文字最能代表古人冲淡平和的心态以及磊落旷达的胸襟。“天道忌盈人贵知足”“所欲不求大得欢常有余”，是古人乐天知命的写照，“抱松柏之坚心”“心境如冰”“一园水竹权为主”“闭门读奇书，开门延高客，出门寻山水”，也无不反映出古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胸怀。
闲章如画。古人常常啸傲林泉，风流山水间。其所篆印章，于三五字间，竟能豁显出生动的意境、明艳的图画。品“听鹂深处”，犹如置身森林木间，听黄鹂鸣春。观“寒香深处”“梅花作伴”，似有一缕暗香，正从篱边的腊梅边散发出缕缕清芬。至于“家藏七十二峰”“三十六峰常周旋”“万水千山独往来”，自是古人纵情山水、师法自然的表现，既可体味“山静如太古，日长如小年”，又可以“看尽落花能几醉”，以“占断烟霞不老身”为豪。那些“纸窗竹屋灯火青荧”的幽雅和“亭映江月”的静谧，怎能不使“身在绿竹翠柏黄花红药之间”的人忘却尘世的烦忧，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闲章如史。潘奕隽以“两登泰岱再游黄海三宿五台”的闲章，体现出他“看尽九州山水”的豪迈情怀。康有为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以一方“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的四厘米见方的朱文印章，把一生重大的政治活动，囊括在印文里，堪称“印史”。
与中国三千年的印章艺术相比，闲章是后起之秀。元代以前，篆刻印章的材料中，金银铜铁一直占据霸主地位，其次还有玉、象牙、牛角等质地坚硬的材料。这些材料不易受刀，不仅妨碍印文的变化，而且篆刻方法也不易掌握，制约了篆刻艺术水平的提高。当时，书画家篆写的印稿，在工匠镌刻后，要么降低了设计时的艺术价值，要么改变了原稿的艺术风格，因此，书画家都在呼唤一种便于镌刻的新材料。
解决这个问题，元代画家王冕功不可没。据说王冕在游玩浙江丽水县宝华山时，发现山上有色彩斑斓、细腻柔润的花乳石，用刀在石上试刻，效果很好，他就自刻了“会稽佳山水”等几枚印章。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印章取材开辟了一种新途经。花乳石质地松脆细洁，色彩丰富，行刀脆爽。在花乳石上篆刻印章，不仅易于镌刻，而且富于表现力，笔划线条遒丽，显出一种古朴的金石之气。用花乳石做印材还解决了篆写刻工相分离的问题，从而激发了文人自篆自刻、操刀耕石的热情。
每一种印石材料的发现，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发现灯光冻石可作印材的，是印章流派艺术的开山鼻祖文彭。他在南京任国子监博士时，有一天看见一人正与摊贩争执不休，只见老人赶了一头驴，驴背上驮了两筐石头，老人肩上还扛了一筐石头。他上前细问原委，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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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驴扛石从江上来，路远费力，买主想买，却故意压价。”文彭看见筐中的石头是做妇女装饰用品的原料石，就对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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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争了，我全部买下，付给你加倍的脚力钱。”文彭得了这几筐灯光冻石之后，让人解锯开来，成了一颗颗晶莹的印章用石。
被尊为印石之帝的田黄，在有关传说中，还与皇帝联系在一起。传说朱元璋童年当乞丐，一次要饭到福建寿山，浑身长满了疥疮，又遭逢大雨，只得躲进石洞中避雨。因为洞中蕴有田黄，朱元璋枕石而卧，数日后疥疮竟不治而愈。朱元璋坐上九五之尊的龙椅后，便命人监驻寿山，采田黄以供皇室。
另一个传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登基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天帝送了他一块黄色的石头，梦醒后让满朝文武圆梦。福建籍的官员纪晓岚说那石头出自福建，是寿山田黄石。乾隆即位后，便封田黄为印石帝。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对称，印石中既然有“印帝”，当然也要有“印后”与之相衬。享有“印后”美誉的，是昌化鸡血石，它产于浙江临安。明朝时，山民从露在表层的矿石中，采得稀少罕见的鸡血石，经打磨后，发现它质地细腻、晶莹，色彩鲜艳，好比刚被宰杀的鸡滴血于石材之上，让人爱不释手。它又易于雕刻，报官进贡后，深得皇宫贵族及文人墨客喜爱，于是成为馈赠和收藏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