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施拉姆的学术遗产与美国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神话

1982年5月，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造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做了一场学术报告。随后，该报告文字内容以《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为题刊发在《国际新闻界》上。文中施拉姆将拉斯韦尔、莱文(又译为“勒温”)、拉扎斯菲尔德与霍夫兰视为传播学理论的创始人这一学术“创造”，深刻地影响了国内三十余年间相继出版的传播学专著或教材的基本构架。几乎每一位新闻传播学系的学生都能随口背出四大奠基人的名字及其学术贡献，可在上述教材和专著里存在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回答，即施拉姆选择四位学术背景与传播学完全没有关系的学者作为“祖辈”(forefathers)或奠基人(founding fathers)的原因是什么？基本上，国内学术界毫无异议地将之作为美国／传播学的源头，只有少数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不过，相关文献质疑意不在深究施拉姆的选择缘由，而旨在重建“传学”理论，并试图清理出一条完整的学术演进链条。

在美国本土，既有的文献显示，传播学史研究除了施拉姆与罗杰斯的正统叙述外，还存在两派并非挑战而是拓展或反思施拉姆意义上的传播学研究的治史理念：一派由詹姆斯.凯瑞创立，他借助传播的仪式观而非传递观概念，指出芝加哥学派与李普曼应当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创始人；另一派则被称为“新历史”。这一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以部分解密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美国档案馆档案资料为基础，揭示了美国传播学在发端初期的问题意识、基本理论框架与研究重心，同施拉姆及其选择的四位奠基人所承接美国军方、情报机构项目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从根本上，他们依然承续而非挑战施拉姆或罗杰斯关于四位奠基人“相对独立的”专业自主性和知识体系的论述思路，相关历史细节的揭示，只是为施拉姆建构的美国传播学理论体系背书，施拉姆的学术遗产，俨然成为一种遗忘，遗忘史学，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品。然而，在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阵营中，还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显得大胆而激进，他们采取学术“政治化”的反思路径，将施拉姆对四大奠基人的选择，以及美国传播学建制化，完全放在美国从二战前到冷战时期的国内政治环境、国际、外交与军事战略背景下进行解剖，完全颠覆了施拉姆及其传播学体系的正统地位。尽管如此，但他们大多从对外宣传、心理战或文化冷战等一系列美国外交战略或地缘政治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由外而内地进入对美国传播学构建过程的论述，反而脱离了传播学学科自身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因此在认识论层面上显得有些“削足适履”，甚至有粗暴武断之嫌。除此之外，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由于秉承批判立场，而比他们更加彻底，丹.席勒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一书中直接越过施拉姆的四大奠基人学说，自立框架，重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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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重新理解施拉姆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理由， 则需要从发现施拉姆和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的隐而不发之处入手。这些叙述的“盲点”在美国正统社会科学的主导下，稀释了政治性与情境化的逻辑，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时间上的政治绵延；它被加冕为传播学的主流，一种共识，建立在遗忘基础上的共识，显得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