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洲 | 抗战中的“ 隐逸”之辩——从陶渊明到周作人

文/周洲

战争时期，“隐逸”作为抵抗/投降二元对立模式之外的“第三条路”，常为各类动机行为所征用。在全面抗战时期，周作人等附逆文人对陶渊明、“隐逸”的征用与反复言说即是一例。这使陶渊明评价、“隐逸”的正当性问题因牵涉现实政治中的敌我斗争与话语权争夺，成为了重要的学术、思想与政治问题。1941年前后，围绕着沈从文在《习作举例（二）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中对周作人“由孔融到陶潜”的评价[1],《野草》杂志集中发表了曹聚仁的《从陶潜到蔡邕》[2]、宋云彬的《替陶渊明说话》[3]、聂绀弩的《从陶潜说到蔡邕》[4]等批评与再批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可见大后方的学者文人在处理此类中间性历史资源时态度与思路的参差。“隐逸”之辩不仅体现在上述《野草》杂志的相关文章中，也是整个抗战时期甚至延续至今的抗战时期人物、文化思潮评价史所关切的对象。因此，从《野草》杂志的相关讨论入手，结合中国“隐逸”传统在不同时期尤其在战时的流变进行分析，应可帮助加深对这一典型案例的当代意义解读。

1940年12月，曹聚仁在《野草》杂志发表《从陶潜到蔡邕》。文章开头即指明写作原因和沈从文在《国文月刊》上发表的“谈习作”一文有关，要纠正沈文中所引用的他此前对周作人是“从孔融到陶潜”的评价。[5]

查《国文月刊》可知，曹聚仁所指的应当是沈从文在该刊发表的《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该文对周作人和鲁迅进行比较，指出“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正说明两种倾向，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后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同样是看明白了‘人生’，同源而异流，一取退隐态度，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味。一取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沈从文将周作人定位为“田园诗人”，引用曹聚仁此前对周作人“从孔融到陶潜”的评价，认为周作人是“从愤激到隐逸，从多言到沉默，从有为到无为”，和陶渊明具有相似处。[6]“从孔融到陶潜”一语，出自曹聚仁《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7]这篇文章是针对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及致俞平伯的书信中所流露出的“思想益消沉”“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的思想转变而发。曹聚仁试图从朱晦庵谓“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的角度理解周作人的“隐逸”姿态，认为周作人的转变和陶渊明相似，与现实政治形势有关，是“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虽透露出对周作人的失望，但较之批周，更是针对现实政治而发。应当说，虽然沈从文与曹聚仁对周作人“退隐”之后是否仍有“韬藏”、“冷灰底下”是否仍有“炎炎之火在燃烧着”的理解有所不同[8],但二人确实都认可周作人作为现代陶渊明的合理性。沈从文对曹聚仁观点的引用，并不违背曹的本意。

不仅曹聚仁、沈从文等认为周作人与陶渊明具有相似性，周作人也有意自比于陶渊明。[9]在全面抗战前，甚至在周作人“落水”前，以陶渊明、陶之“隐逸”风姿比于周作人还具有合理性，并成为部分文化人的共识。但在周作人附逆后[10],伴随着大节问题的根本性变化，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落水派”文人政客言说陶渊明、“隐逸”的正当性，其中所涉及的古今文人士夫政治性人格问题，闲适生活追求、独立精神相关的传统[11]定义及其在战时的合法性、正当性，都成为有待重新辨析的问题了。

在为反驳沈从文而作的《从陶潜到蔡邕》一文中，曹聚仁此前对周作人“思想益消沉”的同情已经消失，他对“隐逸”传统与陶渊明的评价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章首先承认“隐士”有真假之分，认可陶渊明为真“隐士”。但指出陶渊明的诗篇虽然可爱，其人生态度却“不足为法”，“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是“读书人使性子的办法”，“不管不问”“社会问题”。他同意焦循的观点，认为“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即是陶潜一流人的最好考语”。对于“隐逸”这种脱离“社会”的姿态在战时的危害性，曹聚仁更持绝对的批判态度。他说：“切切实实的说，我是反对所谓‘隐逸’的人生态度的；一个知识分子，当民族国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时，应当奉献自己的一切，听政府作有效率的使用；在最紧急时，准备征集令下，也当投笔肩枪去。所谓‘隐逸’，只是智识份子的巧妙遁词；说得老实一点，便是‘临阵脱逃’，隐逸之士，便是‘逃兵’。”[12]在战时抵抗/投降的二元价值观下，“隐逸”丧失了抵抗的意义、存在的正当性。曹聚仁对“隐逸”中陶渊明的政治品性也持悲观态度。在他看来，虽然周作人终究不是陶渊明，但陶渊明却有可能成为周作人。“假使淝水之战，晋军败绩，东南半壁，毕竟不保，陶潜一流人，是否依然隐逸下去，不做异族的臣仆呢？我实在不敢替他们写保单。”[13]他从宋元之交、明清之际著名隐士如许衡、赵复、顾亭林的转变中，认识到时间对“隐士”志气的消磨，以及“隐逸”之士终究做了“异族的臣仆”的可能，由此认定“周作人做汉奸，陶潜变成了蔡邕”，“并非意识上的突变”。这在他就成为有史可鉴的诛心之论。

由《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到《从陶潜到蔡邕》，曹聚仁的主要批判对象从严苛的政治环境等外部条件转向不问社会问题的言论主体，对“隐逸”传统的评价从“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等部分认可转向“隐逸之士，便是‘逃兵’”的绝对否定，对陶渊明本人也持激烈的否定态度。这种转变应与抗战时期的主流思路相合。但这篇借否定陶渊明来否定周作人的文章，却遭到了宋云彬、聂绀弩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

和曹聚仁相同，宋云彬、聂绀弩对于周作人的政治选择及其“隐逸”书写均持批判态度，但对陶渊明及“隐逸”传统本身，三人的看法却有不同，甚至呈现出本质性的不同。

宋云彬的《替陶渊明说话》开头即有“读了曹聚仁先生的《从陶潜到蔡邕》，使我想起陶渊明。我觉得因周作人而牵连到陶渊明，未免有点厚诬古人”等语[14]。该文与曹聚仁的《从陶潜到蔡邕》发表于同一期《野草》杂志，编者还有意使两篇上下相连，可见与曹聚仁的对话不仅是宋云彬本人的意思，也是《野草》杂志的目的。宋云彬赞同曹聚仁的《从陶潜到蔡邕》一文中对陶渊明政治能力的分析，同样认为陶“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15]，“后来渊明的归隐，是看不过军阀跋扈，自己又没有什么能力，不得已而出此的”[16]。但和曹聚仁此前的《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思路接近，宋云彬更强调的是导致陶渊明选择“归隐”这种逃避行为的社会原因，以及陶渊明在“隐逸”姿态下仍具有的现实关切及反抗精神。和其“两年前曾写过”的《杂谈三则》[17]相同，宋云彬所依循的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强调的与陶渊明之类“田园诗人”“山林诗人”的“诗文完全超于政治”“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等惯常理解相对的别一种看法[18]。在《杂谈三则》与《替陶渊明说话》中，宋云彬大段引述鲁迅原文，详细梳理了这“别一种看法”，借此研究“隐逸”、陶渊明及陶诗评价的学术史，勾勒出一条完整的学术脉络：由朱熹的“隐者都是带性负气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得者也”，到龚定庵的“莫信诗人（指渊明）竟平淡，一分梁父二分骚”，再至章太炎的“靖节，沮溺之伦也。于慧远之事佛，周续之之说礼，犹有所不满焉”。《替陶渊明说话》更是大量引述陶诗原文，通过《赠羊长史》《感士不遇赋》《杂诗》《读山海经》《荣木（第四首）》等，挖掘“田园诗”“山林诗”中隐而不显的“隐士”陶渊明的政治性。宋云彬强调陶渊明的诗篇充分表现了“他的高尚的人格与和平的性情”；“在刘宋篡晋以后”，陶渊明“但用甲子纪年，不写刘宋年号”，“看不起欺人孤儿寡妇的新朝，连新朝的年号都表示不承认”的行为，更保证了曹聚仁的担心绝无发生的可能。[19]在这种学术思路下，宋云彬实现了对“隐逸”、陶渊明的“隐士”性质及其气节的重新评价。可以看到，不同于曹聚仁将“隐逸”完全对应为“智识份子”“逃避社会”的“巧妙遁词”，宋云彬是将被曹聚仁等完全排除在抵抗、爱国的话语谱系之外，被视为二元对立关系之另一极、与投降同处一端或终将走向投降的“隐逸”传统细分化，使其中的一部分可被纳入抵抗的范畴进行考察。由此，“隐逸”不再是完全无关世事、因消极无为而难以置于战/降的评价体系中考察的模糊中间物，它也有了战/降的性质。而陶渊明正属于这正面的、抵抗的“隐逸”一脉。

在否定了周作人以陶渊明自比、以“隐士”自居的合理性后，宋云彬对蔡邕的评价、对周作人之流甚至不如蔡邕的论断，更是将周作人等“落水者”置于历史批判链的终端。如“就是拿现在的周作人来比蔡邕，我也觉得对不起中郎。董卓诚然是一个跋扈军阀，然而他不是异族，中郎‘以身殉卓’，不过是‘遗玷千古’。玷者白圭之玷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若为异族臣仆，而沾沾焉尚以倪元镇自况如周作人者，斯乃大辱，终身莫涤”[20]等。这种对历史上争议性人物的重新评价，及借此而实现的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反复言说，不失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抗战建国”之举；而尽最大可能不给“落水派”以历史资源，甚至是负面的资源，也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

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宋云彬对“隐逸”传统部分正面化后，仍要对其战时正当性予以全盘否定的现实立场。在《杂谈三则》中，宋云彬说，“像陶渊明那样的诗人，我们生在千载之下而又值社会遽急变动的今日，要学像他是不可能的”[21]，是以“不可能”来讨论“隐逸”传统的现实可能性而非正当性问题。时过境迁，两年之后，在写作《替陶渊明说话》时，他明确表示，“但目前我们也不需要有陶渊明一流的人物，这一点我和曹先生意见相同”，“我在那篇《呵周》的短文里曾说过：‘处于现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做保卫民族的斗士和出卖民族的汉奸，还有夹缝可钻，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吗？’然而事实上有许多知识分子尤其自命为京派教授的，却在到处找夹缝，找第三条路。”[22]论述的重点从可能性转到正当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尽管“隐士”也可能爱国，但抗战动员所需要的积极抵抗/消极降敌的二元思路，使他必须否认“隐逸”的现实合理性与正当性，防止战/降之外“第三条路”产生的可能。联系宋云彬之前所写的《吴检斋先生成仁一周年》等文，可以发现这种对“隐逸”的偏负面认知是其一贯态度。[23]宋云彬认识到慷慨牺牲的烈士与保持名节的义士/“逸民”所付出的代价与可能的前途之区别。[24]他担心这种既可保全名节又不需付出过大代价的义士/“逸民”传统为“不愿参加艰苦危难工作”、只愿“玩弄古典，高谈学术”的文化人所用，成为扰乱全民抗战局面的一种消极风气。在他看来，为了抗战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动员与民众教育，有必要避免一切中间性及可以逃脱实际责任又能保全名节的“第三条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参加到抗战建国中，裨益于国家民族大局。

曹聚仁的《从陶潜到蔡邕》、宋云彬的《替陶渊明说话》发表后，《野草》杂志在第5期上又刊发了聂绀弩（笔名萧今度）的《从陶潜说到蔡邕》。聂绀弩认同鲁迅、宋云彬等对陶渊明“不用刘宋年号”“猛志固常在”的分析评价，甚至认为《归去来辞》里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句也含有政治内涵[25]。和宋云彬一样，他也认为陶渊明绝不同于周作人。

但在“隐逸”的评价问题上，聂绀弩与宋云彬又有较大差异。讨论陶渊明的“隐逸”姿态时两人的立足点就有不同。当曹聚仁不认可陶渊明“隐逸”的人生态度及其对现实政治的疏离、逃避时，宋云彬着力挖掘陶渊明“隐逸”姿态背后的反抗性，落脚点在“反抗”而非“隐逸”；聂绀弩却认可陶渊明在“民族国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时”未“奉献自己的一切”而采取“隐逸的人生态度”的合理性，落脚点在“隐逸”本身的正当性上。聂绀弩承认，从狭义的“吃公家饭”角度看，陶潜“没有任何奉献”；但他更强调现实对陶渊明“奉献”可能性的限制。他说：“隐，前面说过，和仕对立的场合，只作不做官解。仅仅不做官，似乎不一定是罪恶；官，本来不是自己要做就有得做的。”[26]具体到陶渊明的“归隐”，也是如此。陶渊明在前半截“‘奉献’无门”，后半截更没有“可以‘奉献’的‘政府’”，因此，以是否入仕评价陶渊明的“奉献”并非“平允之论”[27]。他提出应当将“奉献”的尺度放宽，“不必拘拘于吃公家饭”，“听政府作有效率的使用”。借孔子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强调“在不能进取的时候，有所不为，比无所不为（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总要好得多”。当现实限制了积极的抵抗行为，陶渊明“连饭都没得吃”，“兴起义师，为民族国家复仇”的理想“近于纸上空谈”；相比于“汪精卫，周作人之流”的“有所为”，“消极不一定就坏，陶潜的隐逸也和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一样，对于人类社会，仍旧算是奉献的”，因为“他已经奉献了他的文章，他的气节”。[28]这种与敌对势力保持距离的姿态重新定性了“隐逸”，且对其虽然“消极”也“算是贡献”的肯定，和宋云彬等“目前我们也不需要有陶渊明一流的人物”的思路呈现出巨大差异。相较于曹聚仁、宋云彬等对抗战现实中更多个人责任的“抵抗”要求，聂绀弩显然更着眼于现实的政治批判，他抨击的是现实政治环境对于“抵抗”的钳制，从而对“隐逸”的合理性表达了同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历史同情的眼光，不止是为陶渊明、也为抗战沦陷区及“孤岛”中的抵抗派受困于现实只能以“隐逸”“遗民”等消极状态表示抗争的姿态提供了知人论世的关怀。

在否定了周作人与“隐逸”、陶渊明的相关性后，聂绀弩同样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以是否事“异族”区分降日的汪精卫、周作人之流和因依附董卓而为人诟病的蔡邕。较宋云彬更具颠覆性的是，聂绀弩质疑了对于董卓、蔡邕的全然负面的历史评价，这和他此前发表的《历史的奥秘》等文[29]具有相似性。在此基础上，聂绀弩强调“这样的意思，完全不适用于对汪精卫和周作人”，突出“落水派”行为的不可饶恕性。以退为进的行文策略，强化的是对于“落水派”的批判表达力度。

但在《野草》杂志对周作人的大节、“隐逸”姿态予以根本否定后，在周作人的后续各类公私著述，《古今》《天地》《风雨谈》等汪伪色彩浓厚的文学杂志中，“隐逸”仍是汪伪政要及“落水”文人暗寓自责自悔自惭情绪、乃至自我纾解、重建形象的重要语境资源。“隐逸”之辩并未随着《野草》的严厉批判而结束。对此，可以周作人[30]及《古今》的相关写作[31]为对象进行延展讨论。选择《古今》杂志主要是考虑其与汪伪政权32、周作人的密切关系；该刊是“孤岛”沦陷后首个创刊并具有明确的“隐逸”“名士”风格定位的期刊。

对于“落水”后的周作人评价问题，周本人及“《古今》派”一方面淡化周作人与日伪的关系，渲染周作人之为“隐逸”读书人、“名士”甚至“遗民”的形象，并从文学成就上对其予以肯定、歌颂[33]；另一方面又以道德事功回避、美化其为“落水”者的事实[34]。但这恰恰也反证了周作人大节有亏的事实。

关于战时的“隐逸”言说方式及立场倾向，各方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内部都颇多争议。在周作人及“《古今》派”虽多模糊性，仍可大致有所区分。他们有时回避自身的大节之失，回避“隐逸”传统中暗含的道德、政治品性要求，从自身闲适的天性、宗陶的文化仪型追求，去政治化、去世俗性的读书抄书[35]、思乡忆旧怀古抒情[36]等避世日常生活的角度，将自身与“隐逸”传统相联系，进行自我安慰与辩护[37]。有时则特重“隐逸”传统中反虚伪礼教、“遗”而不降等道德性寓意、政治品性意涵，如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的“隐逸”文抄/杂文中含有的疾虚妄、重人情等五四伦理关切，将之与自身现在过往的“隐逸”姿态相联系，强调伦理自然化追求、真实不虚[38]；另一方面，又以“隐”为“遗”，或强调自身“隐逸”书写中的苦味及其作为“忧患时的闲适”的本质[39]，或通过书写古代遗民如朱舜水、顾炎武、叶天寥、张岱等，陈述其与自身的相似处，或通过对钱牧斋等古代附逆之人“遗民”实质的论述，翻转旧说，将自身的“隐逸”书写与“遗民”传统相联系，重塑自身特重气节的政治形象[40]。从这两类三种言说路径，均可见其将“隐逸”作为战时合法或非负面资源的思路。与“落水派”的这种言说侧重与认知相对立，曹聚仁是将“隐逸”传统与周作人一并否定。宋云彬和聂绀弩虽然强调“隐逸”姿态中消极反抗存在的可能，否认周作人的“隐士”身份，但在处理战时“隐逸”资源正当性问题上，宋云彬对“隐逸”的正当性看法与曹聚仁立场相同，全部予以否认，聂绀弩则认可其在战时存在的正当性可能。对不同政治空间中“隐逸”正当性的理解正是下文深化讨论的重点。

“隐逸”传统具有模糊性和宽泛性，这是战时周作人等“落水”文人得以与抵抗派“争辩”“抢夺”该话语资源阐释权的条件。而从古代的相关论述来看，上述“落水派”、抵抗派对“隐逸”的理解与叙述也各有渊源。“隐逸”作为士人文化传统，在文化底蕴、行为方式和精神气质上均与中国旧学人格关系密切。正史中最早的“隐逸”传《后汉书·逸民列传第七十三》中，特别强调“隐士”之“隐”乃“性分所至”[41]。就此而言，周作人、“《古今》派”的“隐逸”书写有其渊源，有“前史”可查。甚至，就连周作人等在“隐逸”书写中仍含有的五四人文理想、伦理自然化思路、亡国之悲，也同其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内转、转向闭门读书的“文抄公”“隐逸”或类“隐”生活后仍含有的社会关切有接续性，并非完全是其附逆后为逃避节亏而临时添加的粉饰之词。

周作人对于“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文章的喜爱与效仿[42]，与“隐逸”、“隐逸”文学具有气质的相通性。早在20世纪20年代“自己的园地”、30年代“五十自寿诗”时期，他便显出了内转倾向及日渐明确的宗陶文化仪型追求。40年代汪伪政权日薄西山，为强调自己彼时所写的文章“是有所为的”，所写的“不是诗，普通称作随笔”，“只是从前白话报的那种论文”，仍“在启蒙运动的空气中”，“所希望者只是于人不是全然无用而已”，周作人有意以“自己的园地”时期为对照[43]。不可否认，周作人“落水”后的部分文抄/杂文对反载道等五四精神、麦秀之悲的强调，很可能含有扭转、掩盖附逆事实，并努力重塑读书人、五四革命家、未忘故国者等“理想形象”的动机与意图，但其曾经的五四文学形象此前早已存在[44]。这在写于1935年的《苦竹杂记题记》中就有表现。[45]钱理群将周氏“文抄体”的作用定位为引导“古人（原作者），今人（读者），以及周作人”三人“促膝谈话”，“彼此进行心的交流，知古通今，超越其上的历史、现实合为一体，最后都‘统一’到周作人‘自己’那里去”[46]。葛飞也认为“文抄体”是周作人因“既不愿以权威自居，强人以从己，又害怕因徇众而丧失自己的理性”所采取的以“谈话风作为启蒙文章的语调”[47]。无论《女人三护》《钱名世序文》《读〈初潭集〉》《书房一角·原序》《我的杂学》等文中伦理自然化思路是对其此前思想的自然延续或刻意重述，《药味集》等中避世“隐逸”之风的闲适之作是否都有其《序》中所言的“苦”味，其各类“隐逸”书写一定程度上应具客观写实性。另外，从其附逆后转入的“隐逸”书写[48]来看，“隐逸”想象可能确实是帮助他调节厌倦情绪、沦丧之痛等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说，在战时渴望避世但仍难舍五四理想、伤感之情的“隐逸”文抄/杂文中，除政治范畴的自欺和虚伪性外，可能也不乏对己而言的真实性。

“《古今》派”中，情况较为特殊的是周黎庵、文载道等在“孤岛”时期积极抗日的抵抗派文人。[49]虽然他们此前关心时政、以杂文写作为主的政治姿态、文化经历都与“隐逸”传统相距甚远，但从周黎庵战前文风的平淡幽远[50]，“孤岛”时期对“明清之际”历史的关注，“落水”后以编辑身份将《古今》改为“文史半月刊”并决定“此后当致力于文史一途”的自觉选择[51]，及周作人对文载道“他乡遇故知”的评价[52]来看，二人在性格、知识趣味等方面本也有与“隐逸”传统相通的一面，故后来方能有此类创作。只是与周作人早就心仪“隐逸”不同，周黎庵、文载道以其在抗战前后、“落水”前后文体文风、文化仪型的转变之巨——由早期的悠远平淡到孤岛时期的尖锐辛辣，再到附逆后回归“隐逸”的戏剧性[53]，更能反映个人的政治大节对其心态、言说立场的决定性影响，也更能旁证战时“落水派”喜用“隐逸”资源的文化取向与其附逆行为间确实存在隐性的关联。

回避大节、仅表现个人“隐逸”闲适生活日常的文抄/杂文，及其中流露出的五四关怀、沦丧之苦，恐也不是“落水派”最为在意的。在具有正面道德与政治意涵指向，有意突出反礼教精神、五四理想及伦理关切或黍离之感的一类书写，形式上尤其是后写的、作为文集导引或总结的序、后记中，更可见周作人等人努力诉说的刻意性。借由“隐逸”书写所力图实现的对附逆后诸多隐微心事的寄托，对自身政治品性与“落水”行为的辩明，或许才是他们更为关切之处。这种对“隐逸”的道德性、政治性指向的强调，和上述《野草》同人对“隐逸”传统中的消极抵抗内涵的挖掘具有相通性。这也正是双方“争辩”的“主战场”。

“隐逸”的正面道德、政治意涵其来有自。古代的“隐逸”实践与理论有提升自我修为、保全名节等期待；历代不乏将“隐逸”视为道德形象高度和理想寄托的褒义价值，往往关注“隐士”的独立人格与高洁品行。[54]“隐逸”传统、“隐士”的这种正面性、独立性却是战时“落水派”所缺少和不具备的。周作人、“《古今》派”意欲弥补而实有不能的现状处境，或许正是导致他们一方面在“隐逸”书写中回避道德、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又对其特别敏感，以各种关联方式进行自我想象、自我弥补，有意识地人格重建的深层心理原因。在强调“隐逸”的正面意义时，“落水派”一方面接续魏晋名士反教化等的道德意涵，五四运动中重个体、疾虚妄的启蒙精神，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对魏晋风度、“隐逸”传统中反抗性内涵的重新叙述，另一方面又特重忠贞观念，强调自身的沦丧之痛。这种对传统道德、政治礼教等外在形式与忠贞人格等实质内容的破立、弃取，对独立精神与国家意识不同面向的言说侧重，看似具有矛盾性，其实也同源于上述深知大节之失、既要回避正面价值指向又想加以弥补的复杂心理。但对于《野草》同人等抵抗派来说，周作人等已然“落水”[55]，其“隐逸”书写当然都是虚假的，并有自我美化之嫌，理当遭到批判。

但历史上对于“隐士”的道德政治品评，并不完全局限在抵抗现实政治、尤其是异族政权一类上。[56]由此看“落水派”对“隐逸”传统中“节隐”、亡国之思的特别强调，及战时各方对“隐逸”的抵抗意义及其战时正当性的辨析，均有超越阶级政党之争，将之置入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公民政治认同、爱国责任范畴内予以考察的倾向性。对于《野草》同人而言，作为积极参与抗日的抵抗派知识分子，又身处大后方，他们可以、也应当以“隐逸”观察者的立场更直接明确地讨论“隐逸”与抗战现实的关系问题。正因“隐逸”本身在道德性、政治品性、“忠”等方面对践行者未有明确的要求，故在战时更要压缩其原本的丰富性或暧昧性，不仅对其内涵辨之特严，甚至还要做本质化的处理，以明确否定其战时的正当性或至少明确具体条件的限制等方式，避免因其义的模糊性而对民众、社会的抵抗意志有所干扰，或使之为附逆者所利用。

从曹聚仁、宋云彬、聂绀弩的相关表述来看，他们对战时“隐逸”行为的正当性认知不同，但论述的基本视阈设定、真实意图指向和价值立场基本相同。在《从陶潜到蔡邕》中，曹聚仁说，“我现在只想和沈先生谈谈从陶潜走到蔡邕路上去的必然性”[57]；宋云彬的《替陶渊明说话》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到处找夹缝，找第三条路”的“京派教授”[58]；聂绀弩的《从陶潜说到蔡邕》也有言外意旨。可见，《野草》同人所指向的并非仅周作人等，还包括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大后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种对沈从文政治品性的猜测与怀疑恐与实情不符。[59]但联系战时的二元对立逻辑、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主流认知，以及沈从文在《习作举例（二）》发表前后的言论，可见《野草》同人的批判也有一定的依据—指向沈从文长期以来所表现出的与“隐逸”姿态相类似、与时代政治需求及集体性话语保持距离的个人主义倾向、纯文学趣味。这种思路在1939年巴人等对沈从文《一般或特殊》一文的批判中已有表现。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中接续战前思路，再次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他从文学写作的“技巧”出发，将之与简单的“宣传品”相区别。认为时代与文学真正需要的仍是“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与“战事”“政治”“宣传”“好像更无关系”，但“倒与这个民族此后如何挣扎图存，打胜仗后建国，打败仗后翻身”“大有关系”的作品。虽然他也认可“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等[60]，但该文甫一发表即遭到巴人、罗荪等左翼作家的批判。从巴人的《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可知，左翼的批判主要针对个人主义、文学本位的现实危害性而发。巴人认为，当汪精卫、周作人等一方面“反集团主义”，另一方面又阐发“自由人”等“异说”，努力使自身逃避集体主义视野下战/降等评价体系的审判时，沈从文的思路正因将有集体性质的“一般的工作”和有个人色彩的“特殊的工作”截然两分，事实上为“落水派”提供了正当性的支持。因而，在“需坚壁清野不使有一毫一丝的力量为敌人所利用”的战争逻辑下，他必须被批判。不仅如此，沈从文对“集体的创造”与“真正具特殊性的专门工作”的先后认识也有问题。巴人强调，“任何文化的工程，必须是集体的创造。真正具特殊性的专门工作，必须是从一般化这一基地上生长的”，“在今天特殊地向作家提出‘特殊’的要求，也无非要造成一批误国的文人”。[61]沈从文的文学思路即使不是要为“落水派”辩护，也实有误国之害。可以说，这次批判已经预示了沈从文的《习作举例（二）》等将受到严厉批评的必然性。只是在遭到巴人等的批判后，沈从文却更加坚持文学相对于社会政治的独立性，并转向对文学的技术而非社会意义、政治功用的明确追求。从抗战以降更长时段重审《野草》同人对《习作举例》的批判，可以发现左翼所指向的，可能不单是沈从文在这一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对周作人作品的欣赏，更与沈从文所坚持的战时文学独立性、作家独立价值等一贯思路有关。在左翼作家看来，沈从文的这些文学价值观不仅反映了他自身有堕入“失节”的风险或已然“失节”，还因其知名作家与教授的身份，相关言论在课堂、杂志上的宣讲与发表，对大后方的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有所影响，危害可谓不小。这种担忧在孟超的《魔术师的把戏——文艺技巧别记之一》中有较充分的展现。[62]

沈从文外的大后方部分身居高位的假“隐士”也是聂绀弩等批判的对象。[63]身处国家危机时代，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大后方知识分子的“隐逸”、类“隐”行为的正当性，需要被严正审视和追问。尤其是当“隐逸”之辩中，甚至存在以“隐”为“遗”、以“遗”代“隐”的潜在倾向时。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指出，虽然儒家经典对“遗”“逸”似乎并无区分，但在归庄为朱子素《历代遗民录》作序的时代，二者之分已属于常识性见解。所谓“遗民”，“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即仅与易代之际的政治政权认同及出处选择相关，指向对兴朝的不认同与不仕。而“逸民”，“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虽指向对政治的疏离，却不仅存在于战时与易代之际，亦可见于太平盛世，在战时作为一种中间性的选择也未必指向对兴朝的疏离，甚至还可能是无政治立场甚至变节的士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虽然就生活状态等层面而言，“隐逸”与“遗”有相似之处，尤其在易代之际均呈现出“隐居”的避世状态，指向对兴朝的“不仕”；但其动机与政治属性却可能存在差别。易代之际，正是“隐逸”与政治相疏离的性质，给部分不敢抵抗、默认易代之事实甚至变节的文人政客提供了以“隐逸”的生活状态否认自身与兴朝的关联性的缝隙。他们甚至借由“隐逸”与“遗”在生活状态上的相似性来混淆二者，将本具有多种政治可能性的“隐逸”单一化为强调消极抵抗义的“遗”，以图实现自我合理化。钱谦益所说“陶渊明一夕满人间”，正部分指向这种状况。[64]

具体到全面抗战时期“落水派”表明自身爱国立场或心志的书写中，如果说他们在具体政治空间沦陷后至本人“落水”前的相关著述尚可以“遗民书写”而论，则附逆后随着政治身份的变化、包括“遗民”身份的丧失，相关书写便不再是“遗民”文章。周作人在《关于朱舜水》中对朱舜水大加赞赏[65]，并在《药味集序》等中强调自己作品虽然看似闲适，实有苦味[66]。《古今》杂志中，文载道在《关于风土人情》[67]《关于日知录》[68]等文中借评叶天寥《甲行日注》、张岱《陶庵梦忆》、顾炎武《日知录》等明“遗民”著述，反复抒发自己的麦秀黍离之痛、无能为力之哀、欲说还休之情、孤臣孽子之心，所谓写遗民是因“明亡以后的几位遗老，如王船山、黄梨洲、归玄恭、叶天寥等，其品格与学问，都有使我辈后生肃然起敬之所在；特别是在今天，他们的卓然的晚节，更使我们于拜观之余，加上了一份惭惶进去”[69]。但以“落水”或有亏之身份写“遗民”却是有辱斯文。文字中对“孤臣孽子”之心的反复强调，及选择在公共场域发声，都含有将自身疏离于现实政治的“隐逸”、类“隐”行为而与“遗”、类“遗”等同，暗中自我辩护，重塑公共形象的叙事动机。[70]“《古今》派”在塑造、建构自身表“隐”实“遗”的正面形象时，还常选用历史上出处大节有争议的人物，通过对其历史形象的反转，暗中为自身行为辩护。对于“《古今》派”而言，钱谦益以其降清而后“隐”，“隐”而与遗民交往、自身心迹行止也近于“遗”，又因此“隐”/“遗”被捕的经历，晚节虽曾有亏，然大节终不可全部否定，是与他们自身情况最贴合、也最可征用的“隐逸”/“遗民”资源。同时，他们对与“切合现实”的钱谦益相对、历来占据舆论高地的东林党人的贬低，或也有所指向。

在论述争议性人物时，钱谦益不可否认的诸多文人无行之举，虽然是“《古今》派”最可发挥的一部分文史资源，但对此类负面人物的辩护行为本身也说明了自身与钱谦益的相似性。钱谦益之于明清两政权间的认同虽有歧义，但其降清文臣的政治形象始终不可改易。当“落水派”借用此类争议性的案例言说自身时，已经预示、夯实了言说者自身附逆身份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