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工作在北京，女儿在北京上幼儿园，也许逃霾是有钱有闲的人才能实现的。
”
这是罗洁琪逃离雾霾的故事，她是正午的记者，也是两个幼儿的母亲。
我的逃霾故事
文
|
罗洁琪
1
初生婴儿头部的静脉血管是那么纤细。护士用拇指在太阳穴附近来回摸着，拨开软软的绒毛，按着蓝色的脉络，寻找可以扎针的地方。那天是
2016
年
12
月
3
日的晚上，躺在注射台上的是我满月不久的儿子辰辰。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说他患了严重的肺炎，需要连续多日输入抗生素，随时准备住院。住院意味着隔离治疗，我无法哺乳，他的肺炎也可能因为在病房交叉感染，顽固难治。
“
你们两个人，按着他的膝盖手腿，不许松手，一松手就白扎了，
”
护士面无表情地喊着。我担心儿子害怕，情不自禁地挪步，想再靠近一点。
“
出去，出去，离远点。
”
护士驱赶，我不敢吭声。另一个护士紧紧地按着孩子的脸和手，他眼里满是惊恐，拼命挣扎。一根透明的塑料管子扎向太阳穴旁边的静脉血管，一针见血。
”
哇
“
的一声，他满脸涨红，张开嘴巴，嘴唇不停地颤抖，憋了许久才缓过气来哭出第二声。
那时候，北京儿童医院的输液室坐满了肺炎的孩子。孩子们张开嘴巴，费劲地咳嗽，户外仍然是浓稠的雾霾。我天天抱着儿子去输液，裹着襁褓，在他的小脸上松松垮垮地扣一个小号的口罩。一个医护人员斜着眼睛看过来，
“
你觉得，这样子有用？
”“
没用。
”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可是，每次出门，我都重复这样的滑稽。在北京，戴口罩是让我安心的仪式。
我问门诊医生，母乳喂养的初生婴儿为什么会得肺炎？头发花白的女医生头都不抬，冷冷地回了一句
“
今年冬天的雾霾特别严重。这么小的婴儿，怎么能扛得住？
”
那句话在我心里反复回响。我常常亲吻儿子被扎针的皮肤。那里的毛发被剃掉了，光秃秃的，我舍不得那里再有针孔，更加害怕他肺炎加重，需要住院。
儿子从医院回家以后，我家
24
小时开着新风系统，还把空气净化器摆在床头，可是测霾仪仍然显示橙色。北京老楼房的玻璃窗不严实，我神经质地到处寻找隐秘的风口，塞上毛巾，并且要求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必须洗手，洗脸，换衣服，然后才能摸弟弟。我和小儿子天天呆在家里，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空气指数，等风来。风来了，霾走了；风停了，霾又来了。我厌倦了，再也不想知道雾霾的真相，要求把家里的玻璃窗全贴上蓝膜，每天看到的天空都是蓝色的。
2
2015
年
9
月，北京还是初秋。我写了一封倡议信发在女儿幼儿园的家长微信群里，提出共同给学校捐赠空气净化器。我想寻找阻力最小的方案，争取在当年供暖前能让孩子们用上净化器，所以没建议让学校负责购买。可是，回应者寥寥。有个家长留言说，
“
这个妈妈不必过分担心，毕竟那么多领导人也在北京呢。
”
我错以为，雾霾的危害已是共识，无须论证。
到了
10
月份，我再次在群里发这封信，预警
11
月份供暖之后，雾霾会加重。我还找到幼儿园的园长，表明捐赠的心意，可是，被拒绝了。园长说，教室的天花板太高了，用净化器也没有效果。我继续找她时，她干脆说幼儿园没有多余的插头。有个好心的家长给我发来园长朋友圈的截屏，大意是雾霾危害不大，家长无知，大惊小怪，过度溺爱孩子，被商家利用，空气净化器只是雾霾经济。
11
月底，才供暖十几天，北京的雾霾爆表了，
AQI
达到
1000
。严重雾霾持续了好几天，我女儿开始发烧，班上很多孩子都咳嗽，发烧，每天出勤的孩子不到一半。我抓住机会，再次倡议。可是，又有家长反对，理由是无法证明孩子生病和雾霾是因果关系。是的，连科学家都没法确证，我怎么可以？
我不相信教委禁止幼儿园接受捐赠的净化器。
12
月初，我坐车去了区教委，在门口被保安拦住了。他问，
“
你找谁？
”
“
教委的主任。
“
“
哪个主任？
”
“
管幼儿教育的主任。
”
“
你是干什么的？
”
我软磨硬泡，坚持要见到领导。有个负责新闻宣传的人走出电梯，我问他，教委是否禁止幼儿园接受家长捐赠净化器。他问了我幼儿园的名字，然后说，
“
教委不管私立幼儿园的这些事情。
”
“
可是，幼儿园的园长说是教委禁止的。
”
“
幼儿园是单位，你们是个人。哪有个人想送东西给单位，说送就送呢？你觉得净化器有用吗？
”
“
有用，难道你们教委办公室不用净化器吗？
”
“
不用，我们只用空调。
”
说完后，他要把我支走。我磨磨蹭蹭地等他进了电梯，就在楼下大厅和那个保安搭讪，
“
师傅，这门口风好大啊。真冷呢。冬天怎么办？
”
“
我就躲进这大厅里呆一会儿。
”
“
雾霾天呢，你这大厅有空气净化器吗？
”
“
我们这里没有。上面教委的办公室才会有。
”
2015
年，就在这些无效的抗争中过去了。
2016
年，幼儿园的园长改变了说法，说如果一个班上的家长全员通过空气净化方案，幼儿园就接受捐赠。我大感振奋，继续游说，并且把捐赠净化器改为新风设备。经历过
2015
年的雾霾
“
爆表
”
，班上
24
个孩子的家长都同意了，剩下一个钉子户。我很着急，特别想说服他。他反对的理由是新风管道里有可能会有蟑螂爬进去，不能保证新风机的空气对孩子足够安全。我很震惊，就反驳了他。他愤怒了，在微信群里要我公开道歉。我愿意道歉，条件是他要同意捐赠方案。他同意了。
后来，幼儿园又改变了风向，园方先出钱安装新风设备，以后家长再分摊。园方提出目标：幼儿园要争取成为北京市有新风设备的模范单位，接受其他幼儿园的参观和学习。有一天，我去接女儿放学，抬头看到天花板上大型的机器。我问身边的一位老师，
“
那是新风机吗？
”
她眼光扫过来，
“
你们这些家长就知道新风机。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大型空间，净化器更好。我跟你说，领导人的办公室也是安装这个设备的。
”
我不想质疑，也无从反驳。
极端的雾霾天气越来越频繁了。一旦空气指数超过
300
，我就舍不得让女儿上学，守着她在家躲霾。
2016
年末，我们住在旧的筒子楼宿舍，楼层很薄，我每天清晨五点左右都能听到楼上的邻居打开电视机，正如楼下邻居能听到我们在房间走路一样。我安之若素，楼下的男邻居则坐立不安。只要听到声音，他就直接拿棍子敲打暖气管，通过金属震动往上传递愤怒。我在房间垫上最厚的塑料爬垫，他还是觉得有声音。深夜，他会悄悄上来我们家门口泼油，用木屑塞进锁孔。有几天，在家躲霾的女儿精力无处宣泄，在床上跳，在家里摆弄玩具。可是，哪怕一个玻璃珠子掉到地上，我都会心惊胆跳，忍不住斥骂女儿，
“
小声点，再小声点
”
。
有一天夜里，女儿从梦里醒来，说肚子饿了。我抱着她走到客厅，挨在一起坐着吃面包，她很开心，我也很放松。那样的时光，真是久违了。突然，窗外走廊闪过一个黑色人影。高大的男人影子定格在玻璃窗上，正踮脚往里看。我大喊一声
“
谁啊
”
，那个影子倏忽散去。
那天夜里，我想了很多可以逃离雾霾的地方，黄山，秦皇岛，张家口。有个朋友在杭州附近开民宿，我睡不着，就把他晒在朋友圈里的民宿照片仔细看了一遍，向往了一番那里的青山绿水。等到天亮，我又面对现实了。我们的工作在北京，女儿在北京上幼儿园，也许逃霾是有钱有闲的人才能实现的。
有一天夜里，老公和女儿在床上玩，我抱着儿子旁观。他们在笑，而我笑不出来，神经被忧虑折磨着。女儿嘻嘻闹闹地从背后压过来，用拳头顶我的脖子。有点疼，只是一点疼而已，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爆发为愤怒。我也一拳顶到女儿的脖子，竭斯底里地喊，
“
妈妈会疼的，我也这样子，你疼吗？
”
女儿吓呆了。我也惊呆了。老公在旁边沉默，刚才的笑容还僵硬地留在脸上。
半夜十二点多，我睡不着，满心的愧疚，一边流泪，一边和师妹聊微信。她刚独自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坐火车去香港打疫苗。这种勇气突然刺激了我。其实，我也可以远行，不应该再害怕。于是，我摇醒老公，
“
我向你道歉，晚上的时候，心情太糟糕了。也很对不起女儿。天天窝在家里，出不去，像等死的感觉。我想带着孩子们去广州躲雾霾。
”
他说，
“
那你就去吧。
”
3
2016
年
12
月
16
日，我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抱着幼儿，牵着幼女。前几天，北京市政府已经发出红色雾霾预警。我订了早晨的航班，趁着雾霾还没严重，飞机能起飞。
中午时分，广州白云机场阳光灿烂，机场高速两侧绿树葱葱。在出租车上，女儿很兴奋，大声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