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藏《太平广记》卷尾
明活字本在清乾嘉时黄丕烈等大收藏家已认为是珍贵的善本，其价值可上跻宋、元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流传稀少。因为当时不会打“纸型”，不像今天用铅字排好书籍后打副纸型就可长期保存下来，什么时候要印马上可用纸型浇出铅版上印刷机。当时是用铜活字或木活字，排一页就印，印好就拆版，一种书不过印几十部最多几百部，时间一久自然剩余无几。五十年代前期旧书店里还有一些宋、元本，像宋本元、明印的大字《通鉴纪事本末》在上海曾同时出现过两部，但明活字本则罕见如凤毛麟角。以我微薄的能力，能买到傅增湘旧藏的《太平广记》这样一部明活字白棉纸印本的大书，诚可谓欣幸之至!
全书六函三十四厚册，首册有傅氏题记：
按此本字体与隆庆活字本《太平御览》相同，盖即用《御览》字模同时排印《广记》也。其源亦出于谈氏刊本，故卷首仍载谈氏原跋及校勘人衔名，以志所出。余今岁八月薄游申江，见此帙于忠记书庄，有汉唐斋马氏藏印，言为同年宗子戴家藏书。第检 查全部，乃缺佚十卷，抄补十卷，因是无人问津。余属书林老友李紫东代为谐价，以二百八十金议定，九月邮致北来。余箧中旧蓄活字残本数十册，所缺各卷成具，乃撤出补入，交文友书肆重装，遂成完帙。外衣覆以自染高丽旧笺，护以蓝布书函，以免异时取阅频繁，不复经意，更致残缺也。自隆庆迄今，已历三百七十年，此煌煌巨编，未知流转几姓，经前代文人学士之摩挲诵习，以留贻至于今日。其卷帙奇零散(案当脱“佚”字)，亦不识始于何时，一旦幸入余手，俾得补缀完成，顿还旧观。倘后世有得此书者，尚冀勤加爱护，勿妄加涂抹，随意委置，庶不负余辛劬补缉之功乎!丙子十月十三日藏园老人记。
《太平广记》傅增湘先生题记
案丙子是民国二十五年。越二年戊寅傅氏辑印《藏园群书题记续集》，收入二十三年甲戌所撰《明本太平广记跋》，系跋十四年乙丑所得谈恺刻本，跋中提到的活字本，自指“箧中旧蓄活字残本数十册”而言。这篇为明活字本《广记》全帙所写题记之未收入《续集》，或系偶然遗漏，或缘内容无关考证而舍弃。至建国后油印《藏园剩稿》时此活字全帙已在寒斋，自更无从抄入。
在傅氏获此全帙之前，提到《广记》之有明活字本的，就我所知，有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和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至寒斋所藏传写朱学勤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和宣统三年邵章刻印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则都不知道有这个活字本。1959年出版《标注》增订本，在邵章所增《续录》中始有“明活字本，隆庆时所印，亦出谈刻，与《御览》同时所印”之说，盖即昔年邵章获睹傅藏全帙、据卷首傅氏题记增入。此外，北京图书馆也收藏有一部明活字本《广记》，是何焯旧物，见民国二十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水灾筹赈图书展览会目录》，大概就是邓嗣禹见到的本子。莫目和邵章《续录》对这个明活字本未加评议，北图目则注明“罕见”，独邓氏对它大肆讥斥，说它“字迹模糊，几于不能卒读，而出处遗漏更多，除扫叶山房及翻印小字本外，可谓各本中之最劣者”。则殊非公允之谈。因为这个活字本和万历时许自昌刻本本同出于嘉靖谈恺刻本，而且活字本所据谈刻原缺卷二六一至二六四未印，许本所据则这些缺卷均已补齐，可见活字本所据谈刻印本尚在许本所据之前，何以邓氏对许本推崇备至而对活字本如斯深恶痛绝?书经重印重刻除非由学人认真校勘，总比不上所依据的原本，活字本较谈刻固间增脱误，许本亦何尝不是如此，邓氏自己在序里就列举许本之遗漏或刻错出处者多起，何以对活字本独要求不得稍出差错?至于字迹之是否模糊，由于技术局限，旧时代活字排版往往版面不平，印出后字画墨色确有轻重浓淡不甚均匀的缺点，但并不至模糊到“不能卒读”的程度。真正不能卒读的倒是刻本中某些烂板晚印的所谓“邋遢本”，活字本均属初印，决无此毛病。邓氏编制《广记引得》时年事尚少，学识未充，而轻于立言，如在序中说嘉靖时周弘祖撰《古今书刻》里的常州府刻本《广记》已“难以获见”，而不知其时无锡为常州府属县，周氏所说常州府刻本《广记》即指无锡谈恺刻本而言。又如序中据大公报馆本《藏园群书题记》第一集所收《校宋本太平广记五百卷跋》说傅氏“称谈刻即许刻”，其实误认许刻为谈刻的是校书者清人吴骞，傅氏则纠正吴骞之说，指出吴氏所用的本子是许刻而非谈刻。凡此均可见邓氏读书之粗疏甚至缺乏常识。考虑到邓氏这册《引得》流传甚广，不得不在这里略事辨说，以消除影响(此外被邓氏认为劣本的“翻印小字本”即道光时三让睦记仿刻乾隆时黄晟巾箱本，我三十多年前初读《广记》即是借用吕诚之师所藏的这个本子，刻工纸墨虽不及黄本精美，也不至像邓氏所诟是“字迹不明，错误亦夥”，岑仲勉先生有《跋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明末谈刻及道光三让本太平广记》一文，载《史语所集刊》第十二本，对此三让本就并不怎么否定)。
这个傅氏旧藏明活字本全帙的流传经过，已略见傅氏题记。在流入上海忠记书庄之前为宗舜年(子戴)所藏，宗氏藏书多不加印记题跋，于此活字本亦然。宗氏之前则惟书首钤有“汉唐斋”白文长方印，每册首叶钤有“马笏斋藏书记”朱文双行长方印，末册尾叶钤有“道光□□岁武原马氏汉唐斋收藏书籍”蓝色宋体字双行长方大印，后者是马玉堂(笏斋)纪收书年岁之用的(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马玉堂条失记了这个有趣的印记)，□□位置用蓝笔填上“壬辰”，即道光十二年。此外，我还在书里找到一封旧信，信封上题“烦面致胡二老爷安启”，信笺上用潦草的字体写道：
日前所看曹老坤书两部，系同里范二先生之物。老坤今年不能度岁，向范二先生要借念元。范亦不能有，将书两部与老坤，决定实价九十洋，许老坤倘得二书消去，范二先生借十洋与老坤度岁。因此二书俱是实货，大非抄本杂乱无章、假作跋语骗人之物，所以仆敢代为介绍也。并候篴江吾婿日佳。梦庐便具。壬十二月初四日。
信是钱天树(梦庐)写给他的女婿胡惠墉(篴江)的。信中的范二先生、曹老坤均无可考，钱、胡则《藏书纪事诗》各有专条，说胡是“平湖人，道光中藏书家”，并引《曝书杂记》记钱天树所说“《龙龛手鉴》……余怂恿小重山馆丰人购藏不果”云云，所谓小重山馆就是胡氏藏书处，《纪事诗》没有交待清楚。从信中可知当时抄本书之骗人者已多，所以钱天树认为不如买明活字本《太平广记》之类“实货”。但不知怎么胡氏对此《广记》也“购藏不果”，而为邻近的马玉堂所得。据上述印记得此书在壬辰岁，钱信之“壬十二月初四日”当也是壬辰，大概书先去胡家，时逼年关，胡未买成书旋入马家。这封信被胡随手夹在书里，书虽经改装而信仍保存勿失，足见历次的收藏者以至装订工人都是内行，懂得这是一件文物。
我在上海得到这部宝书也有一点小故事可说。记得是1952年秋天，思想改造、院系调整之后，听人说余某开设的小书店诵清阁买到一批明版书，有部明活字本《太平广记》好像不全云云，我抽空去一看，六函书是翻乱了，但点一下实无短缺，正好拿到一些稿费，就三言两语很爽利地买了下来。后来和修文堂的孙实君等老资格书业人员谈起，知道他们也去看过，都误认为不全而未买，否则要入寒斋就不可能这么容易了。诵清阁这批书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都钤有戚某的印记，戚某是书画家戚叔玉的老弟，抗战胜利后因反动派内部矛盾在上海被杀，这些印记当然不免是寒具之油，而且也刻得不好，不如傅增湘所钤的雅洁。傅增湘在此书上钤印极夥，和他在宋本书上加钤的差不多，足见他对此书之宝爱。此外书上还钤有“忠谟继鉴”之类的印记，当是在傅氏之子忠谟手里流散出来转入戚某之手的。
我得此书时福州路传薪书店还有一部明活字本《太平御览》，好像不全。我想买来和《广记》配对，刻一方“双太平盒”之类的印章以自憙。跑去一问，刚卖掉。好在《御览》印本多，卖掉了也无所谓，就找吴朴堂单刻了一方白文的“广记盦”钤在书头上。十年动乱后期又请钱君甸给我刻了“心太平盦”朱文小印，人家问起来推说是沿袭陆放翁的斋名，是心赏我所藏的《太平广记》，其实是在动乱中力求内心太平不受干扰的意思。
得书后龙榆生师曾在书尾题诗：“巨编活字几流传，弹指今垂四百年，不负藏园珍重意，归来堂上袅茶烟。”
来源：黃永年著《树新义室书话》，西安：未来出版社，2016年9月
排版：百揆
书影图片来自韦力先生公众号“芷蘭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