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Rewind Cinema Vol.56
Inside Llewyn Davis
Prologue
勒维恩·戴维斯[1]：“我想在这儿演出。”
巴德·格罗斯曼[2]：“好吧，唱点儿什么听听。”
勒维恩·戴维斯：“你不想听唱片吗？”
巴德·格罗斯曼：“何必呢？你人都到了，给我唱点什么。唱一唱勒维恩·戴维斯的内心。”
勒维恩·戴维斯：“好吧。”
在听完勒维恩·戴维斯现场演唱的《简女王之死》[3]后，巴德·格罗斯曼沉默半晌，说道：“我在这儿看不到什么发财的机会。”这句话既可以准确概括勒维恩的音乐，亦是其人生的浓缩。自从其搭档迈克·蒂姆林[4]跳桥自尽后，他的事业便每况愈下，首张专辑《勒维恩·戴维斯的内心》[5]反响平平，经济陷入困顿的他不得不在格林尼治村[6]的民歌手及自己的友人家中辗转寄宿，靠帮人录制唱片，或是偶尔在煤气灯咖啡馆[7]现场演出为生。
影片开场，便是一首名为《绞死我，哦，绞死我》[8]歌，勒维恩·戴维斯的人物原型，被戏称为“麦克杜格尔街市长”[9]民歌手戴维·范·洛克[10]也曾在自己的唱片《民歌手》[11]中录制过这首歌。勒维恩的扮演者奥斯卡·伊萨克[12]演绎的版本与《民歌手》中的版本基本相同，但他的处理却没有范·洛克那样稍显轻松，而是带着一丝沉重与惆怅。
你几乎可以自他的歌声中听到死神的低语。
这是一部以美国民歌复兴前夕为时代背景的故事，但在这条散乱到几乎提不起来的故事线背后，却藏有一个超越时代限制的主题：追求艺术究竟意味着什么？《醉乡民谣》[13]聚焦于勒维恩为期一周的生活，通过他的幸与不幸，将这个问题拆解成一系列更为细碎的议题：你愿意为追求艺术付出怎样的代价？世俗生活与艺术成就之间，是否永远不可能两全？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艺术家的命运是否太过渺小？
当然，对这些问题，科恩兄弟[14]才不会给出坚固的答案。但答案似乎也没那么重要，只需要耐心看完它，再反复聆听本片的原声，一切答案，便尽在不言中了。
Folk Music Revival
“如果它永远算不上新歌，又永远不会过时，那么它就算是首民歌。”——勒维恩·戴维斯
民歌贯穿这部影片的始终，其中既有勒维恩自己的演奏，亦有依托彼时诸多知名歌手所做的演绎，几乎每一位登场的歌手都有其现实原型可供追溯。“吉姆[15]和琼”这对夫妇的原型是吉姆·格洛弗[16]和吉恩·雷[17]名为“吉姆与吉恩”[18]的双人组合；爱尔兰四重唱的原型则是“克兰西兄弟”[19]；巴德·格罗斯曼暗指曾经发掘鲍勃·迪伦[20]、“彼得、保罗和玛丽”[21]等歌手及组合的阿尔伯特·格罗斯曼[22]，甚至迪伦自己也在影片最后现身煤气灯咖啡馆，开始自己在格林尼治村的首场演出。在某种意义上，这部聚焦于虚构人物的影片，反而成了那个时代最为精准的注脚，你看得到民歌手们彼此互助，共渡难关的情谊，也能看到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摇摆挣扎的痛苦，更能看到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
然而勒维恩·戴维斯，却绝不能代表其原型戴维·范·洛克的一生。这个在很多层面让人不得不叹息以对，却难免同情的角色，远不如现实生活中的范·洛克招人喜欢。尽管很多六十年代美国民歌复兴的亲历者对此片颇有微词，但它从来就并非、也没想成为一部纪录片，主题自然也并未被这一时代设定所束缚。事实上，勒维恩充满遗憾的人生经历，恰恰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不为人知的一面。当我们提到美国民歌复兴时，总能想到激进的政治主张、无数经典的民歌，以及一位位让人喜爱至今的歌手，《醉乡民谣》却将这个时代的另一面无比坦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大部分民歌手所能依托的仅仅是自己对过往民歌的演绎能力，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鲍勃·迪伦那样进行创作；能够拨弄吉他，又会唱上几首歌的人大有人在，至于以歌曲打动人，也并非只有勒维恩一人可行。历史上的煤气灯咖啡馆或许不像片中所呈现的那般暗流涌动，我们依然可以藉此意识到那个时代浪漫的外表下，仍存在着种种不足为人道之事的现实。
勒维恩或许便是于这现实中不断挣扎，寻求自己艺术生命的无数民歌手中，最倒霉的一个。
巴德·格罗斯曼：“你瞧，我正在组一个三重唱。两个男的加一个女主唱。你可能当不了主唱，但如果你可以修个山羊胡，别太显眼，我可以试试让你和另外两个人搭一下儿。你唱的了和声吗？”
勒维恩·戴维斯：“不。我能。但是，呃，不。算了，我有过搭档。”
巴德·格罗斯曼：“嗯哼。这也难怪。给你个建议吧？把搭档找回来。”
勒维恩·戴维斯：“真是个好建议。”
如果说鲍勃·迪伦的成功与其创作能力密不可分，勒维恩的郁郁不得志或许也与此脱不开干系。他虽然总能够选择某情某景下最切合自己心意的作品进行再演绎（严格说来，这也是表演题中应有之义），但他个人的忧郁气质决定了他的歌声将永远近于低语、止于呐喊。或许已经撒手人寰的麦克就像是勒维恩的另一面，能够引出他音乐中更为欢跃的部分，又或者正是因为麦克的缺失，才让他陷入了强迫症似的自我坚持、不断歌唱一首首悲伤至极的歌曲。何为因、何为果，没人说得清楚，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即便再过两年，等到民歌复兴正式开始，勒维恩的生活境况也未必能够有所改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能够喊出“时代声音”的人。
他的歌声中，只有自己。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与时代错位的人，但真相或许更加残酷：真有哪个时代能够与之完全契合吗？我们总会说一位艺术家只需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去进行创作，唯有如此方可产出经久不衰的作品，但如果这个世界的众人不肯停下来倾听你的内心，要如何存活下去？又当如何坚持下去？为了生存，勒维恩可以应吉姆之邀去录制搞笑歌曲，也不得不顶着一张笑脸回到自己曾经冒犯过的友人家里借宿，但当格罗斯曼将加入三重唱的邀请摆在面前时，他却仍然选择了谢绝。这或许是一个完美的商业机会，可以让自己为人所知，重新走上舞台，但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放弃自己一直所追求的音乐，彻底沦为他人的背景。这份坚持显然是苦涩的，他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勒维恩与本片中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真正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住了真实的自己。
或许这才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喜欢这个完全可以被视为“人渣”的歌手吧？
Authenticity
琼·伯克利：“你就从来没考虑过未来吗？”
勒维恩·戴维斯：“你是指飞行汽车、月球旅店，唐？搬到郊区住，养几个孩子？”
琼·伯克利：“这很糟吗？”
勒维恩·戴维斯：“如果音乐对你来说就是这些东西，或者是达成这个目的工具，那么确实有点儿功利、有点儿无聊，也有点儿伤感。”
有些时候，勒维恩看起来天真地像个孩子，他坚持音乐本身的价值应当脱离商业和生计存在。但有时候，你又会觉着他才是整部影片中唯一一个清醒的人。是的，他几乎从不向前看，只想着如何在当下以音乐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但片中所有人所追求的那些看似美好的东西，对他个人而言却未必美好。他当然希望能够一炮而红，也为此不断努力着，但他始终坚信这份成功应直接源自音乐，而非外界一切事物。你能够看到当戈尔芬夫妇不顾其个人意愿邀请他进行表演时，他是如何恼羞成怒的，也能看到他在煤气灯咖啡馆里大声喧哗的场景。你当然可以将其解读为艺术家过于敏感的神经，但这两件事都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着他对于音乐的理解。
勒维恩对于音乐的态度，与他的音乐本身一样严肃。
他坚信自己应当依靠表达自我的音乐获得成功，而非迎合受众需求和口味的音乐打开市场，因此极为在意自己进行演出的初衷。一旦动机从表达自我变为取悦他人亦或彻底缺失，他就会进而质疑演出本身的价值。换言之，在他心中，演出动机与演出本身同样重要，如果一场演出并非“被需要”，就只能是“不被需要”，并不存在中间状态。吉姆和琼可以为了生计尝试各种风格的歌曲，片中出现的诸位歌手亦各领风骚，但倔强至极点的勒维恩却永远不可能像他们一样放弃这种坚持。
艺术对他而言，并非可有可无、可以轻易妥协的事物，而是其个体存在的锚点。一旦将其拔起，他必将在这茫茫人海中彻底迷失，随波逐流，了此一生。拥有一份正常的家庭生活，一份稳定的工作当然很重要，但当这一切的代价是献上你的灵魂时，你会如何抉择？
从做人角度来看，勒维恩毫无疑问算不上楷模，他生活放荡、毫无规划、对人刻薄甚至残忍。即便如此，身边的民歌手和友人依然愿意对他伸出援手，这一方面再现了当时格林尼治村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勒维恩对于他们而言，是怎样的存在？他们之所以愿意如此照顾勒维恩，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向生活妥协之前的自己，抑或为了他独一无二的音乐而倾情不已？不同人或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这也是本片表层之下的关键。对戈尔芬夫妇而言，勒维恩代表着自己学术生涯之外的未知领域；对琼而言，勒维恩除了性别层面的吸引力之外，也象征着过去的自己；他们都为勒维恩的音乐沉醉，也愿意为此忍受他的种种荒唐。
这种荒唐与他的音乐是相伴相生，无从分割的。只有勒维恩这样的人，方能演绎出如此这般的音乐，一旦停下脚步，循规蹈矩起来，这种音乐也会随之烟消云散。或许戈尔芬夫妇和琼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所以才会一次次容忍他的种种不堪。显然，在煤气灯咖啡馆后巷暴揍勒维恩一通的男人，根本不在乎什么音乐。既然如此，他们真正在意的，究竟是勒维恩，还是他的音乐呢？如果勒维恩失去了自己的嗓音，或是再也无法弹奏出动人音符，他们还会如现在这般待他么？完全将自己的存在建立于才华之上，其实是一场豪赌，赌赢，你可以居于世界之巅，赌输，又何止一无所有？
对勒维恩而言，存在的关键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在《醉乡民谣》的故事中，只有他一个人愿意赔上性命去赌。
乔伊·戴维斯：“你还留着海员证么？”
勒维恩·戴维斯：“留着，怎么？”
乔伊·戴维斯：“要是音乐这条路走不通……”
勒维恩·戴维斯：“怎么着？放弃？回去当商船船员？仅仅为活着而活着？”
乔伊·戴维斯：“仅仅是活着？嘿，我们这些娱乐行业外的人都只能算苟且活命？其实活着也不错嘛。”
仅仅是活着，就已经相当不易了。
成为歌手，到处演出，并不足以让勒维恩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却足以让他成为独一无二的人。我相信每个认认真真听完他演奏的人，都能感受到其音乐的纯粹。只不过这种过于自我的存在，注定了他将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从这个角度看来，创作、作品与创作者又是密不可分的。摆在勒维恩面前的，正是这道无法解开的命运之结：若是坚持自我下去，或许将永远无法过上自己期盼的生活；但若就此放弃，自己的灵魂也将彻底沦陷。到故事的最后，与其说他做出了选择，倒不如说他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对他而言，其实从头至尾只存在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只不过经过这一周的折磨，他终于看清楚了生活的答案。
一切答案，已尽在歌中。
Coen Brothers
罗兰·特纳[23]：“你刚才说自己谈的是什么？”
勒维恩·戴维斯：“民歌。”
罗兰·特纳：“民歌，我还以为你是个音乐家……你一个人演出？”
勒维恩·戴维斯：“不，我曾经有个搭档。他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上跳下去了。”
罗兰·特纳：“乔治·华盛顿大桥？他应该从布鲁克林大桥往下跳，这才是传统做法。乔治·华盛顿大桥？谁会跳那儿啊？”
与罗兰·特纳及约翰尼·菲弗[24]的芝加哥之旅恐怕是本片中最“科恩兄弟”的桥段了，这里有经常出演两人影片的约翰·古德曼[25]，也有各种磕药一样不知所谓的对白和剧情桥段。但无论是颓废派诗人还是年迈的爵士乐手，都在某种层面上与勒维恩构成了鲜明对照：诗人虽然与歌唱无涉，所写却与歌词无异，你可以将其视为勒维恩音乐中缺失的那部分放荡不羁和原创性，但他不断吟诵诗句时脸上浮现的欣喜，又与勒维恩演出结束后脸上浮现的笑容如出一辙；爵士乐手则映射着其生命未来可能的一种发展方向，如果勒维恩沿着当前的方向继续前进下去，难免重蹈特纳的覆辙，整日以药物自我麻醉，刻薄地仿似自己便是世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