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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们会想，如果火星电台晚十五年就好了。这十五年间，中国音乐市场变化巨大，曾经令他们处于另类位置的电子音乐，如今已非常普及，在普通听众中也拥有广泛的接受程度。如果晚十五年，他们经历过的那些崎岖，可能就会不一样。
一
黄少峰喜欢待在这儿，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间，四面墙壁和天花板上，几何形的白色木头框定了里面深灰色的、包裹着隔音材料的织物，让它隔绝了世贸天阶一带繁华的人声。房间中央是个满是按钮的调音台，上面竖着一台苹果显示器，在无人操作时，彩色触角一般的屏保开始扭动。里侧两堵墙边上，电子琴、振荡器、放大器、消音器层层摞着，话筒和遮音板竖在角落。其他的物件都是黑色的，地板，转椅，晃动的小桌，还有一张双人沙发。大概因为在上面肆意躺坐的时间太久，沙发皮面松弛，人一动就发出粘滞的声响。
这是2016年，黄少峰38岁，但他脸上总带着的那一点不耐烦、似乎随时可以沉坠又随时可以狂欢的表情，让人觉得他顶多三十出头。他喜欢穿黑T恤黑仔裤和黑色的帆布鞋，右侧的头发留长，在耳朵上剪成一道斜线，时不时他甩动头发，斜线就变成一道弧。他往小桌上放了一份盒饭，或者是宜家出产的带盖玻璃瓶，装了半瓶巧克力豆，时而抓起一把，抛进嘴里。门背后的地上，放着差不多十只乳白色大蜡烛，点燃过，参差着。旁边，一架立式钢琴上放着装裱好的金色画框，框里洒金纸上，写着“精气神”三字。字旁边放着他的书，一本《泰戈尔诗集》，一本《宋词三百首》。半年前，他接受了一位歌手的邀约，为她写一首五声调式的歌。因为活儿太多，也因为拖延症，他刚刚开始写，他站在调音台和沙发的缝隙里，朗诵了几首词，从中寻求符合他需要的字眼和节奏。
有时，这个小房间的所有者，曾宇，暂时离开他一拨接一拨的会议，拉开门走进来。曾宇37岁，有一张善意的圆脸，头发在脖子一圈弯着小卷。他穿着蓝色T恤，黑色仔裤，白色帆布鞋。门是白色的，十几厘米厚，分量沉重，当它轻缓地滑入门框，锁舌发出微弱而清脆的一声“咔哒”，像是城堡关上大门，从此世界安静下来。黄少峰和曾宇开始工作，用琴、效果器和头脑，制作他们的声音。
黄少峰和曾宇，构成了一个名叫“火星电台”的制作人组合。他们合作多年，分工明确：有时，曾宇先玩出一个动机或者一段旋律，交给黄少峰延伸出词曲；有时，黄少峰写出词曲，曾宇再编曲，赋予那首歌一个完整的外衣。
你可能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但你肯定听过他们制作的歌：周迅的两张专辑《夏天》和《偶遇》，陈奕迅《米闪》专辑中的半张“米”，还有陈建斌、王学兵、郁可唯等等推出的单曲。他们是内地最早尝试电子元素的制作人之一，他们属于流行音乐的范畴，但他们制作的歌，又总有一点跟最大众的流行乐不一样。他们也唱歌，发过几首单曲，至今也没有大红大紫。在一些光鲜的场合，他们向别人自我介绍，“我们是火星电台”，对方往往会先礼貌性地“哦”一声，然后狐疑地问：“什么？你们是哪个电台的？”
二
黄少峰和曾宇都是北京海淀的，他们在大学里认识，一忆旧，发现小时候肯定曾擦肩而过。
从小，曾宇就见惯了来家里学钢琴的小孩愁苦不堪的脸。他自己没学钢琴，小学升初中，在同学们热衷小虎队时，他通过妈妈正在苦练的、刚刚从日本传到中国来的雅马哈双排键电子琴，听到了日本人改编过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流行歌。他看到母亲两只手在双排键上敲出旋律，踩着脚踏发出贝斯的音效，加上自动伴奏，他头一次发现，多重的轨迹组合成音乐，丰富、动听。
初中，曾宇开始学弹吉他，一位门路广的同学卖给他一盘Motley Crue乐队的打口磁带，通过那些打口带，他的脑子成了欧美流行歌的曲库，而同学们谈论和模仿的都还是崔健、唐朝。没有人交流，他转而和机器玩。高一那年，他有了第一台DOS系统的电脑，花1500元奢侈地配了声卡，连上电子琴，用Cake Walk（音乐制作软件）做音乐。高中毕业，他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录音系跟音乐沾边，又是一门手艺，他觉得以后能有饭吃。
黄少峰比曾宇大一岁，早一年进入电影学院录音系，他不想上“正常的”大学，选择了离家近、又是艺术院校的北影。还在高中时，他就没打算做一个上班的人。当时校园民谣正在风行，坐在黄少峰前面的女孩模仿高晓松写了一篇散文诗，直接借用了“温情”和“彪悍”的字眼。她给黄少峰看，黄少峰回到家把它谱上曲，第二天把女孩叫到家里，弹唱给她听。听完，女孩哭得乱七八糟，她告诉黄少峰：“你一定要写歌、唱歌，这是你应该走的路！”
黄少峰高中毕业会考时，导演张扬正在为电影《爱情麻辣烫》选角，把北影厂旁边的中学走了一圈，第一个就去了黄少峰所在的北医附中。在学校会客室，黄少峰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给留着大长头发的张扬演了一段小品。几天后，制片主任给他家打电话，让他去试镜。在化工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黄少峰接到一张纸，他只需要念出上面的字，但只要镜头一对着他，他就疯狂流汗、喘气。美术师赵海说，这小孩别死在这儿——“你走廊待会儿吧”。
在走廊上，他四处打量，看到斜对面的小办公室墙上挂着唐朝乐队的大海报，桌上有台录音机，旁边一堆带子，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中国火》的母带。魔岩已经离开内地，余下一些事务性工作，由牛佳玮打理，他正在打电话跟人谈第二天的演出，请老五刘义君弹吉他。黄少峰走进那间小办公室，牛佳玮挂了电话，回头看着他，“小孩，你干嘛的？”
“我来试镜”，黄少峰说，他指着那录音机，又指指海报，“我喜欢这个。”
“喜欢这个挺好啊。”
告别了张扬，黄少峰认识了牛佳玮。从电影到音乐，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他认为这是一个隐喻，“注定走上音乐道路。”
三
黄少峰和同班同学决定组个乐队，那是1997年下半年，他刚进入北影不久。他和同班的李硕，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喜欢模仿The Cranberries唱腔的女孩形成了最初的阵容。商量名字时，女孩说，叫Jingle吧。黄少峰说，啥？他从没听过这个词儿。李硕反应快，“那不就是姜汁吗？”
大二时，姜汁乐队决定录制黄少峰创作的首支歌曲《半个》，有人给他们介绍了大一刚入学的弹吉他的李燕飞。在系里录音棚录音时，和李燕飞同班的曾宇跑去玩，认识了黄少峰。
之后，几经变动，乐队名字改成“缓冲”。在拨号上网的时代，“缓冲”显得特别时髦。他们走英式摇滚路线，李燕飞加入了一些Blues，又添了点美国气味，这让“缓冲”跟当时同是走英伦摇滚路线的果味VC、便利商店不太一样。他们的第一次演出，在一个叫NASA的夜店，和沙子等当时社会上已经成熟的乐队同台，他们是唯一的大学生乐队，连鼓都没有，也赢得了一些喝彩。而后，他们常在老豪运、忙蜂、嚎叫、CD咖啡和莱茵河声场演出，在混迹海淀的摇滚乐圈子里小有名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富裕起来的人们需要娱乐，酒吧文化开始兴起，给非专业出身的歌手提供了机会。黄少峰和缓冲成员们接活唱歌，轻松地挣钱。黄少峰大一时在北航门口的“幸运鸟酒吧”当歌手，一周唱三个晚上，从《痛并快乐着》唱到《来自我心》再唱到《南海姑娘》，一晚上150元，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立“缓冲”后，他们又接了白纸坊桥东边一家新开业酒店的活儿：站在大堂中央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唯一的观众，即那位发活儿给他们的大堂经理，唱《加州旅馆》，唱披头士，唱滚石。一周三次，一次一人200，从此，他们出门都打车。
到黄少峰大三那年，他的一些同学已经开始在娱乐圈成名，身高超过190厘米的马海涛当了模特，社会上好多野关系。当时长虹桥旁边、中国文联的老楼一层，新开了个叫“辉煌AGOGO”的夜总会，打算搞“模特之夜”，经理是马海涛的朋友，给他发了个活，走一场秀，5000块，但不能光走，得表演个节目。
北影食堂里，马海涛找到黄少峰，“少峰！走一道！”
在缓冲乐队，黄少峰和曾宇的关系最好。他俩一块儿给马海涛的《夜色》弹吉他。T台尽头有一圆台子，他们坐在台子边，腿耷拉下来，抱着电箱琴，给唱得荒腔走板的马海涛伴奏。表演完了，他们分了300块钱。
刚进北影时，黄少峰报名参加军训后的联欢晚会，审节目的是刚刚从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留校当老师的黄磊。在黄磊的单身宿舍里，黄少峰抱着吉他，给他唱了自己在高中时和那位女同学合作的歌。三天后，他又被黄磊叫到了宿舍。黄少峰看到黄磊和高晓松正在聊天，“这个叫朴树的你们签了吗？”“改个名字，马上就签。歌都准备齐了，特棒。”
“缓冲”成立之后，高晓松把乐队介绍给了宋柯。那是2000年，世界三大唱片公司之一华纳唱片与宋柯创建的麦田音乐制作公司合作，成立华纳麦田，以进入内地市场，宋柯是其中国公司的制作总监。在北影附近的黄亭子50号酒吧，缓冲和宋柯坐下来谈了一会儿。
那时，缓冲已有21首完整作品，包括黄少峰写的4首。他们都认为摇滚乐最酷，流行乐傻逼，但他们的经历和生活，决定了他们创作不出充满愤怒与呐喊的摇滚乐，他们不激烈，有点飘，挺不一样。他们是什么呢？后来风靡的“小清新”还没有出现，一个暧昧的词“非主流”，贴在他们身上。但在黄少峰的心目中，“苍蝇”的丰江舟，“舌头”的吴吞，才是“非主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归类。
他们听到宋柯说，缓冲将是华纳进入中国后签约的第一支乐队。
每个人都活在振奋中。签了公司！还是华纳！他们相信，有人管他们了，接下来，他们会按部就班地排练，发行专辑，四处演出，经济和生活都得到保障，除了创作，他们再也不需要为任何事操心。音乐道路一片坦途。
但所期待的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黄少峰说，他拿起小桌上的录音笔，对着收音口，“你一定要把这句话写上”，他看着我，“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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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1年11月18日是黄少峰的生日。收到宋柯“有事速来”的传呼时，他正在家睡觉。在宋柯的办公室，他接到一张纸，上面是首歌词，名叫《看海》。宋柯让他改改，又提议他和曾宇写的歌自己别唱了。“我给你们找了个特别好的出口，一个叫周迅的演员来唱。”在黄少峰的描述中，宋柯是个擅长谋划、极具说服力的人，“我想好了，你们从制作干起，从幕后干起，有一天声名鹊起，走向幕前！”
黄少峰将信将疑。与华纳签约之后，乐队很快录好了DEMO，满心期望发行，但华纳不再有任何动作。
多年之后，他们听说，签完缓冲，宋柯去武汉看了达达乐队的演出，决定主推达达。一次聚会，黄少峰到时宋柯刚走，席上的朋友告诉他，刚刚宋柯喝大了，一直说要向缓冲道歉。一个朋友向他分析，当时，几家唱片公司已经有了自己各具风格的乐队，只有“缓冲”还在外面飘着，宋柯签下缓冲，也许只是不希望它被其他竞争公司签走。这些，乐队从未向宋柯求证过。
那段时间，乐队去找过宋柯几次，最后都被宋柯说服。宋柯的理由是，“你们这形象，高矮胖瘦全都有，怎么推啊？”在漫长的、没有指望的等待里，乐队的心气儿渐渐散了。2001年底，排练停止，他们默认，乐队散伙了。
黄少峰和曾宇的友谊持续下来，在曾宇双榆树的小房间里，他们开始一块儿做音乐。黄少峰写了一首《忽然》，曾宇用电子琴模仿口琴的音色来配乐，声音一出就透着洋气。宋柯喜欢，把这首歌收入叶蓓的专辑《双鱼》里。这是他们俩合作卖出的第一首歌。
他们开始显露出在控制生活上能力的不同。2001年，曾宇大四，在麒麟童录音棚实习，当录音师助理，一小时50块，几乎不再为钱发愁；已经毕业的黄少峰无处可去，只能天天在家睡觉，和父亲争吵。
一个朋友介绍黄少峰到“伟酷”网站的音乐频道上班，没工资，包打车，包午饭。黄少峰去干了一个月，任务是每三天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专辑评论。写惯短小的歌词，一千字让他搜肠刮肚。他介绍了法国Air乐队的首张专辑《Moon Safari》，他写道，“这个午后的太阳晒得我有点晕，这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在月亮上行走……”都要离职了，他才知道，电脑显示屏右下角那个一直闪动的小信封，是公司的内部邮件，每天发送，告知去哪儿领午餐票。免费午餐，他一次也没吃上。
在缓冲乐队最后一场演出上，黄少峰认识了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个赞美他“一看就是Rockstar的料子”，而后把他介绍到了当时北京最好的录音棚YYYD当助理。有一天，设备不灵了，需要钻进设备和地面之间半米高的夹缝里检查线路。那儿疏于打扫，散发出一股臭味，黄少峰不想钻，师傅就自己钻进去，他坐在外面椅子上等着。这一幕正巧被老板看到。他立刻被开除了。
黄少峰山穷水尽，感到全世界都和他有仇。那时，他接到了宋柯的传呼。
当时，周迅已经演过电影《苏州河》和电视剧《大明宫词》，获得金鹰奖最受欢迎女演员奖，与赵薇、章子怡、徐静蕾一起，被媒体并称“四小花旦”。赵薇演过《还珠格格》之后很快推出了《小燕子——飞跃时空的精灵》和《爱情大魔咒》两张专辑。那个时候，“演而优则唱”似乎是一种时髦。
黄少峰改了《看海》的歌词，曾宇用电脑重新编曲，周迅听了DEMO，很快进棚试唱。宋柯决定，让曾宇和黄少峰担任周迅第一张专辑《夏天》的制作人。
在此之前，他们曾在老狼专辑《晴朗》中做幕后，《晴朗》的制作人是黄小茂，跟着他，曾宇和黄少峰知道音乐制作人应该做些什么。用电影打比方，音乐制作人像电影中导演、制片人和监制的组合，安排所有元素，从预算开始，包括风格，乐手，编曲，直到后期宣发。
“缓冲”已经消散，宋柯有意让黄少峰和曾宇以新的名字出现，也证明他们作为制作人这个新身份的开始。“一边还在当助理，另一边已经是制作人了。”曾宇回忆那段时间，说，“就觉得要调整身份，成为坐在后面、指导录音师干活的人了。挺酷的。”他们差点叫“狂欢的猴子”，后来黄少峰想了想，火星电台吧，RadioMars，来自他当时热爱的RadioHead。这名字好像跟地球拉开了一点距离，因而可以恣肆、梦幻，同时不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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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周迅揣着两瓶香槟，去见了曾宇和黄少峰，她怕自己不知道该对这两个陌生人说什么。很快这顾虑就消散了，他们喝着酒聊着天，发现都喜欢晕的、飘的音乐，认证彼此是一类人。周迅还和黄少峰结拜成姐弟。
他们在一块儿，也都是晕的、飘的。第一首录《翅膀》，在北京最贵的录音棚YYYD，请来各个乐团的首席来录弦乐。周迅配着录好的弦乐唱了一遍，说，调不对。黄少峰想到那些花销、那些折腾，简直想死。周迅走过来，用她一贯慢悠悠的语调，“弟，没事儿，我出钱。”后来，华纳出钱，又请人录了一遍，周迅再次试唱，完了问黄少峰，“之前那个调你没删吧？我觉得还是那个调舒服。”
YYYD在农展馆内，绿草如茵，门外是一个湖，他们在湖边溜达，或者在棚里做游戏，关上灯，周迅演特别有钱的制作人，所有人都要来讨好她。黄少峰也是玩起来没头的人，只有曾宇又笑又急地在旁边，“差不多了，录两句吧。”
曾宇在麒麟童实习时，师傅是陈彤，正在为歌手谷峰制作专辑《见字如面》，这张专辑的编曲既流行又有点电子风，通过陈彤，曾宇知道了什么样的律动能让编曲“火”起来，什么样的音色能够给人触动。做《夏天》时，他认定，前奏一响就得让人觉得不一样。他告诉吉他手龙隆，怎么不常规怎么来，怎么不像流行歌怎么来。他思如泉涌，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因为周迅频繁外出拍戏，录音进展缓慢。大部分时间他们在等待。又是等待。有时，曾宇想，都给周迅做歌了，“要走起来了”，好像前方有个盼头，时不时看见了，又总是摸不到它。
录了半年，周迅到海南拍电视剧《海滩》，黄少峰和曾宇等不及了，他们和录音师李军一起去了三亚，住进了试营业才二十天的五星级“凤凰大酒店”，一晚上200块，油漆味呛得鼻子发粘。他们发现，最初预定的录音棚是一个人的家，根本不能用。在酒店房间，他们借来四个大床垫围成一圈，李军买来丝袜裹在羽毛球拍上当防风拍，周迅就在床垫里头、羽毛球拍旁边唱。待了三周，他们录完了《绿》、《篝火》、《从明天》，回到北京。
2003年4月，《夏天》发行。它入围了很多奖项，不过奖最终几乎都被朴树的《生如夏花》拿走了。曾宇、黄少峰和周迅依旧耗在一块儿，他们常常聚在现在蓝色港湾附近的一家酒吧，那儿有一间四壁都装饰着长毛毯子的房间，黄少峰称它“毛房”。站在房间外的露台上，可以看到一汪水面。在一个雨天，周迅走到露台上，伤春悲秋，“人生就像一场偶遇……”她突然转过头来，“我们再做一张新唱片吧，就叫‘偶遇’！”
《偶遇》的录制过程像《夏天》的延续，三个人依然年轻、飘忽。那些年在黄少峰的记忆中一直是夏天。好多故事，翻来覆去地回忆、言说，变成了碎片，贴在了不同的、对或者错的时间点上。
2005年，《偶遇》获得音乐风云榜最佳制作人奖。那天下午，曾宇开车去愚公移山旁边的小球场找正踢得恋恋不舍的黄少峰。黄少峰冲了个澡，换了件干净T恤，他们匆匆去了会场。两个人都梳着时髦的杀马特发型，T恤、工装裤、球鞋，走上了红毯。“远处走来……”他们听见音响里主持人高亢的声音顿了一下，“两位同学！他们就是——火星电台！”
周迅的两张专辑之后，火星电台写一首歌的价格从一万五变成了三万，一张专辑制作费用升到三十到五十万。张亚东夸他们“牛逼”；正火的飞儿乐队成员、台湾制作人陈建宁到北京演出，专门请人介绍认识他们。他们上通告，接受采访，穿上小西装跟周迅一块去芭莎慈善夜，还去过位于大兴的摄影棚录节目。主持人说，你们不是能写吗？现场来一个！于是，曾宇弹琴，黄少峰唱，“阳光灿烂，我有一点烦恼，但今天来这儿挺快乐……”最后绕到这档节目的名字上。演播室的灯光烤得人像虚了焦，他们努力表演出顺理成章的感觉，心里尴尬极了。
曾宇和黄少峰决定不再出席类似活动。他们刚尝到一点成功的滋味，相信长久等待之后，他们的事业刚刚踏上正轨。他们浑然不知音乐免费下载的趋势如同潮水，即将摧毁他们的关系，把他们打入下一次更长久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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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03年夏天，在电视上，张然看到一支MV，来自周迅的《夏天》专辑。他被歌里用的电子元素振奋了，“中国流行音乐已经做成这样了！”
在音乐圈内，张然被称为Mickey Zhang，如今，他是中国排名第一的DJ。他的派对大量采用电子乐，总能让所有人High起来。不过，在2003年，电子音乐远没有现在那么普遍，几家玩电子音乐的Club只开了一年多就陆陆续续地关门，张然没有稳定工作，靠接零星的派对维生。
传统音乐的配器基本是四大件：吉他，贝斯，鼓，键盘，而《夏天》中有很多合成器的声音，让音乐变得更立体、抽象。张然说，当时的音乐界，“大神级”的张亚东和三宝已经开始在流行音乐中加入电子元素，但年轻的制作人很少去尝试，火星电台可能是这一代制作人里最早的。普通人可能只会觉得《夏天》有点不一样，但张然透过它，意识到音乐行业正在进步。
张然在屏幕上寻找制作人的署名，他想，能帮周迅这种大牌演员做歌，肯定是特别牛逼的制作人。然后，他看到了陌生的名字：火星电台。
几个月后，他被一位在Channel V工作的朋友拉进一场在21世纪剧院举行的颁奖礼。那英、孙楠、新裤子乐队都去了，获得最佳制作人的，正是他想要认识的火星电台。
周迅的两张专辑火了之后，宋柯打算把火星电台作为歌手而非制作人，推上前台，正如他在2001年11月18日对黄少峰说的那样。先发个EP吧，他们想，但录完三首歌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拿出新的作品。
曾宇感觉自己的头脑像一条拧干了的毛巾。2005年，他在东南五环外挨着京沈高速的地方买了个200平米的复式，他把阳台包起来，做成一个30多平米的录音棚，在里面铺开了自己这些年从全世界各地添置的设备，准备大干一场。他长久地坐在电脑前，等待灵感像做《夏天》时那样涌动，但他脑中是一片空白。
2005年之后，受到网络免费下载的冲击，音乐行业倾颓，因为不能从唱片销售中获得利润，唱片公司对唱片的投入也在降低，一张唱片的制作费用从几十万元降到几万元，没有人再看重音乐的品质，一些制作粗劣的网络歌曲开始流行，而这让要价高昂的制作人显得缺乏价值。有些唱片公司网罗一批“快手”，批量写彩铃，指望哪条火了，就能带来唱片销售完全不能企及的回报。传统的音乐人像一池子鱼，有人丢点食，“哗”全游过去。为了挣钱，接活，很多人互相压价，要么比别人便宜，要么去混唱片公司，搞关系。暂时解决收入问题，但对未来没有把控。
曾宇觉得，火星电台作为歌手的道路总是很艰难。创作力旺盛的时候，公司不动；机会来了，创作又不行。继续做制作人仿佛也是一条死路，2006年之后，他就再没有接过整张专辑制作的活，即便是单曲，也都零零星星的。“唯一有把控的，就是你做一件事，不管好坏，你能控制它的方向。”他觉得不能再虚度人生。
2006年，曾宇创立飞行者唱片公司，他拉上一个朋友，找了俩能写稿、能发稿的毕业生，再加上一个会计，就开始了。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黄少峰。
创立飞行者唱片公司，曾宇的初衷是“解决音乐人的问题”。他看到之前大型唱片公司占领市场，讲求大投入、大回报，小型乐队势必无法进入这个体系。他想做的公司是个“轻”的公司，乐手们不用混圈子，请吃饭，也能凭借演出自我运转下去。他签了反光镜、咖啡因、糖果枪，开始组织全国巡演，很快，他发现音乐工业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他要巡演，只能给演出场地一个一个打电话，一点一点谈所有的细节，但环节勾连不上的状况仍然频繁发生。曾经乐队凌晨到了某个城市，发现主办方根本没有给他们订房。他形容那段时间的感觉：每迈出一步，都担心脚下的地板会晃动。
“我们这一代音乐人赶上了一个空。”曾宇说。“上一代人在唱片工业里，虽然有盗版，好歹是个体系；互联网兴起之初，旧体系已经崩塌，新体系尚未建立，音乐人看不到收入的可能。”出唱片没人买，办演出没人看。曾宇在糖果枪乐队当吉他手，那几年，经常好几个乐队拼盘搞一场演出，下面看的基本都是乐队家属。他去见过一些做金融的人，这时代的真正成功者，他们反问他，“你们这音乐有什么可玩的？有什么可听的？”
2006年的一天，黄少峰写不出歌，打开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同一首歌》，周迅站在舞台上，在《看海》的间奏，她把话筒伸向观众，“《看海》好不好听？”黑暗的人群涌动着，“好听！”几年前，他们一致认为《看海》是最难听的，俗，流行歌。他突然崩溃了。他感到被背叛。一年后，黄少峰才知道，曾宇开了家唱片公司。之后他们陷入冷战。除了春节发条短信，他们平时不再联系。也许因为尊严，他们没有告诉对方自己在做什么，一切都是猜测和默认。
那几年，是黄少峰最低谷的时候。他和曾宇一样，没有了制作的活儿，也没有了收入，同时，他又缺乏曾宇那样控制生活的能力。每天，他坐在三里屯3.3后面那条小路上，他把它叫脏街。在一家叫Aperitivo的意大利餐厅前，一排冬青树围起来的地方，他天天坐在那儿，就好像在等待什么，但什么也没来。他也约朋友，但每个人都有事要干，跟他待一会儿又走了。剩下他，“把脏街坐穿”。
2009年，黄少峰签约了一家小公司，打算当歌手。由于2005年、2006年超女的火爆，由草根而明星的通道似乎变得快捷，很多小型文化公司成立，签约年轻艺人，试图用很少的钱搏一把。黄少峰签约的这家公司是其中之一，两个老板全是音乐行业之外的人，除了不懂音乐，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很有条理，黄少峰出门要带一男一女两名助理，他们的作用就是把他和其他人隔开，在中间传话。偶尔，公司借给他一点钱，让他能够支付房租或到外地旅行的机票。到为专辑选歌时，老板之一过来，“不行，不行”，黄少峰写的14首歌中，只有一首是老板认为“行”的。
一年前，在愚公移山，张然由朋友介绍，正式认识了黄少峰。因为相似的兴趣，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他们在酒吧，在各自的家里，在任何地方，谈论音乐。2011年，张然搬进了黄少峰位于苹果社区的房子，他们成了室友，一起住了四年。每天上午，从床上爬起来，他们就转移到客厅的沙发上，看书，看电影，吃外卖，有想法了就开始弄音乐。经常到了睡觉前，他们发现一天都没刷牙洗脸。虽然都有女朋友，但绝大部分时间是他们俩在一起，谈论人生、女人和金钱。他们都很穷，也都对未来茫然，酒精是一种安慰，也是更大的忧伤的催化剂。喝多了，黄少峰对张然说，“老张，哪一天我不在了，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
在茫然与颓废里，黄少峰依然写歌，张然看到他给认识的歌手或者唱片公司发DEMO，发十首过去，一首也没卖出去。
有一天，在黄少峰的车里，张然对他说，你认识这么多的人，你有这么多的资源，你为什么不去推销自己？张然觉得黄少峰心态高傲，“曾经是最佳制作人，是不是应该你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你？但新鲜度是很短暂的，你必须不断地出现在别人面前，人们才会认识你，了解你，才会去找你。”
但黄少峰已经不记得张然建议他要主动了，他印象中，自己曾把类似的建议送给张然。或许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勉励支撑，像张然重复的，“只是时机问题，你必须有准备。不要着急，它肯定会来的。”
那时，他们都不知道，几年后，黄少峰在这几年写的歌，会被陈奕迅看中，后来成了陈奕迅从原公司解约后的第一张专辑。他们只知道还是要做音乐，因为除了音乐别的什么也做不了。然而自我确定是需要时间的，张然说，黄少峰身上混杂着极端的自卑与极端的自信，这两种情绪复杂、交替，以极大的幅度，来来回回撕扯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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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电台和Mickey Zhang 。摄影：吕海强。 七
2011年夏天，演员王学兵第一次见到黄少峰。在此之前，他听过周迅的两张专辑，也知道火星电台。他正打算拍一部短片《坚定的锡兵》，剧本还没有，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把故事给黄少峰说了一遍。黄少峰听懂了，马上，他问王学兵：“你有多少钱？”
王学兵老实地说，十万。这是这部短片预算的五分之一。他需要十段音乐，还有一首主题歌。
黄少峰计算了一下，请乐手，租乐器，租录音棚，十万差不多够了——如果不算他写歌、演唱的钱。他说，“你把乐手的开销结了就行，我就不要钱了”。
这句话让王学兵感动了。王学兵从小是摇滚乐粉丝，1993年，还在中戏读书时，他就和同学李亚鹏一起在老家新疆办了场摇滚乐演出，唐朝、眼镜蛇都去了。他喜欢唱歌，想过以音乐为生，但毕业后，他发现没办法靠音乐养活自己，就转而去演戏。衣食无虞之后，他重新捡起了音乐这爱好，带着一种和钱无关的热情。他发现黄少峰同样拥有这种热情。
几个月后，黄少峰把音乐做完了缩混，他甚至在缩混之后又用小喇叭全部听了一遍，他知道短片上线后大部分人是用电脑在线观看，他希望音质能够兼顾好的音响和电脑小喇叭的需求。
张然说，认识王学兵后，黄少峰的状态在慢慢变好。他需要工作，需要给自己创作找到出口，王学兵提供了这个通道。
当时黄少峰作为歌手又签了一家小公司。他打算在愚公移山办一场演出，有两首歌是他和曾宇合作的。他邀请曾宇，来为这两首歌弹吉他。曾宇同意了。他们一起排练。结束后，曾宇送黄少峰回家。在车里，曾宇说，“你现在写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再在一块做点事。”黄少峰说，“好啊！”
他们都记得那个时刻。分开五年，再度决定合作。他们知道，有些东西可以释怀了。
2012年夏天，王学兵拉上黄少峰和一个会计，成立了“学好工作室”。“这是一种幸福的被包养的状态，”黄少峰说，“碰上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老板，对你所有的创作都高度肯定的老板，太好了。”黄少峰写歌，王学兵唱，有时曾宇也加入进来做编曲。他们做了一些有趣但难以归类的东西，譬如一首摇滚版的陕北民谣，《6到你家》，“老想胡来，老想弄得特别不一样”。
2013年，陈奕迅的工作人员给黄少峰发来微信，说陈奕迅即将出新专辑，请他准备一些歌。黄少峰发了三五首过去，他以为陈想从他和曾宇的作品中挑出几首。对方说，是请你们制作他的新专辑——一张完整的专辑。张然一直念叨的“时机”，终于来了。黄少峰给陈奕迅发去了20多首歌，陈选择的，诸如《四季圈》，《娱乐天空》，都是黄少峰低落那几年的作品。很快，黄少峰和曾宇接到邀请，作为陈奕迅新专辑的制作人，到香港去录音。
那一年的11月9日，黄少峰和曾宇去了香港，用11天录完了《米》。他们略去了关于概念、方向的沟通，“我们本来就够酷，够诚恳。”黄少峰说。陈奕迅本来想请火星电台做一张包含十首歌的完整专辑，他的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冒险，而应在他喜欢的风格和市场接受的风格之间找到某种平衡。陈奕迅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他不愿“平衡”成一张专辑，他做成了两张短专辑，保持各自的完整。这让黄少峰和曾宇非常感激。
2014年5月，《米闪》发行。这是火星电台两个成员再度合作以来做的第一件事。 借由陈奕迅，火星电台重新回到大众视野。“让很多人知道他们一直在做音乐”，张然说，“这个非常重要。你在低谷的时候，也没有放弃音乐。”
“我们后来做的大部分事都是这样的——”黄少峰比划着，“做吧做吧，不行不行；做吧做吧，不行不行。突然，啊？天王是你们做的啊？赶紧给我也来一首！”和十几年前的周迅类似，陈奕迅所代表的大众流行音乐又要吸纳音乐中先锋的部分，促使自己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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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歌手黄雅莉以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第六名的成绩出道，之后她演过电影，做过主持人，在专辑中尝试多种音乐风格。2014年夏天，她邀请黄少峰为她写一首歌。她去了黄少峰的家，客厅有点乱，但干净，在沙发上，她扒拉出一块地方坐下来。黄少峰不喜欢开空调，一个方方正正的落地扇吹来了风，两个人喝着柠檬水，从傍晚六点谈到深夜。黄雅莉说，黄少峰给了她一个特别安全的场，“让你毫无防备，什么都愿意告诉他”。她将人与人的距离形容为套在一起的环，黄少峰是那种也许仅见过一面就能成为“一环朋友”的人。
后来黄少峰为一部电视剧写主题歌，请黄雅莉试唱。片方不认可这首歌。知道消息后，他给黄雅莉发了个微信：“他们怎么会觉得不好呢？”他的语气像个不被理解、受了委屈的小孩，他简直要哭出来了。后来他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真的哭了起来。女朋友告诉他：“没事，他们不懂。你就是非常牛逼！”他立刻不哭了。
也是在那一年，飞行者有了新的合伙人，并开发了一系列互联网音乐产品，更名为飞行者音乐科技有限公司。这引来了很多投资者的兴趣。相对十年前的低落，音乐行业再度兴盛起来。诸如《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这样位居收视率前列的真人秀节目，让歌手重新回到娱乐的中心。演出市场火爆。一些原本在幕后的音乐人，如李健、李荣浩，走到了台前。同时，网络发展让听众获得更广泛的音乐信息，市场喜好开始分化，音乐人越来越难以判断下一个爆点是什么。曾宇认为，音乐可能是唯一一个规则还不明晰、但显现出巨大市场潜能的行业。
2016年4月21日，我见到曾宇，他带我穿过世贸天阶前的马路，等红灯的时候，他说，有时他会想，如果火星电台晚出现十五年就好了。在这十五年间，中国音乐市场变化巨大，曾经令他们处于另类位置的电子音乐如今已经非常普及，在普通听众中也拥有广泛的接受度。如果晚十五年，他们经历过的那些崎岖可能就会不一样。
曾宇还说，火星电台需要碰到对的人。跟随着行业的上扬，火星电台再度成为当红的制作人。刘若英、张信哲、杨宗纬、杨乃文、李宇春等等不同风格的歌手，《十二公民》、《不速之客》等电影，还有《猎人》、《余罪》等电视剧，都来向他们邀歌。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邀约，因为趣味不同，被他们拒绝了。
最近，火星电台作为一个制作及艺人组合，正式签到曾宇的飞行者唱片公司旗下。他们有了一个经纪人，还有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他们为电影《陆垚知马俐》和《微微一笑很倾城》制作的主题曲已经上线，接下来，他们打算发布自己的单曲和专辑。不过，众所周知，他们速度很慢，效率很低。
火星电台，和张然、王学兵一样，都置身某个需要主流的行业中，却都位于边缘，难以归类。他们每个人都反复在说同一个词儿：不一样。“不一样”到何种精确的比例，才能在这个时代里抵达成功？他们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不再寻求答案。他们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等待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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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除署名外，都由受访者提供。专辑封面来源于网络。
